带着枷锁的跳舞

《且介亭杂文二编》先生自称是“带着枷锁的跳舞”，在后记中表达了出版、编辑对自己文章大量删、改、禁行为的无奈。 《叶紫作“丰收”序》中鲁迅谈及自己的文艺观:作品的永久性不意味着与当下的现实脱离，而应是，永久的作品，无论放在何种社会环境下，都会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恰如鲁迅提出的妇女、儿童问题，即使放在当下仍未得到解决。 谈及文艺观，在与接受者相关的问题上，鲁迅也给出了一些指导。 例如青年读书要老实，但有时也不可太较真，倘碰见寻你开心的作者，发现自相矛盾的观点，就难免糊涂了；而对于“名人名言”一类，鲁迅讲到名人的局限,认为其所说的话并非都是“名言",特别是在他专门以外的话，更应警惕，保持对权威的批判的思考；在《题未定》中则提醒读者，谨慎“选本”和“摘句”:选本只是选者的眼光，而摘句又使你看不到作品的全局。 其次，对于批评家而言，鲁迅对朱光潜先生《省试湘灵鼓瑟》中的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静穆一词的评价进行反驳，此句若联系上文来谈，其并不显得高妙，在文末陈述他本人的批评观，“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 。”接近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作者论。 再次，于创作者，也不可专找冷僻字来为难读者，在《人生识字胡涂始》这里，先生以一个画面感极强的情节来讲作文应写得叫人能看懂的道理。实际他这样的写法就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作文需“通俗”这一点。 《文人相轻》一类在《且介亭杂文二编》中占极大篇幅，几篇下来，我仍读得不解。这里只提他讲文人应是傲慢、尖锐的，“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是为文人的态度。 《论毛笔之类》又谈革新，以当局禁止青年用钢笔和墨水代替毛笔一事，来说“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 鲁迅曾译过果戈里的《死魂灵》，但对果戈里伟大与悲哀的解读仍是我尚未理解的部分。 而先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忍从的评价又实在漂亮，忍不住把整段都放在这里分享，“一读他二十四岁时所作的《穷人》，就已经吃惊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剩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而这陀思要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这决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就因为伟大的缘故。但我自己，却常常想废书不观。但是，即使他是神经病者，也是俄国专制时代的神经病者，倘若谁身受了和他相类的重压，那么，愈身受，也就会愈懂得他那夹着夸张的真实，热到发冷的热情，快要破裂的忍从，于是爱他起来的罢。”鲁迅这样爱陀氏，而我倒愈是爱鲁迅去了。 最后在《论新文字》中鲁迅借罗马字拼音和拉丁化争论继续讲革新与复古问题。 《二编》与《且介亭杂文》相比，更多地侧重于文艺与批评，更是所谓“含胡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