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枷锁的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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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介亭杂文二编》先生自称是“带着枷锁的跳舞”,在后记中表达了出版、编辑对自己文章大量删、改、禁行为的无奈。 《叶紫作“丰收”序》中鲁迅谈及自己的文艺观:作品的永久性不意味着与当下的现实脱离,而应是,永久的作品,无论放在何种社会环境下,都会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恰如鲁迅提出的妇女、儿童问题,即使放在当下仍未得到解决。 谈及文艺观,在与接受者相关的问题上,鲁迅也给出了一些指导。 例如青年读书要老实,但有时也不可太较真,倘碰见寻你开心的作者,发现自相矛盾的观点,就难免糊涂了;而对于“名人名言”一类,鲁迅讲到名人的局限,认为其所说的话并非都是“名言",特别是在他专门以外的话,更应警惕,保持对权威的批判的思考;在《题未定》中则提醒读者,谨慎“选本”和“摘句”:选本只是选者的眼光,而摘句又使你看不到作品的全局。 其次,对于批评家而言,鲁迅对朱光潜先生《省试湘灵鼓瑟》中的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静穆一词的评价进行反驳,此句若联系上文来谈,其并不显得高妙,在文末陈述他本人的批评观,“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 。”接近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作者论。 再次,于创作者,也不可专找冷僻字来为难读者,在《人生识字胡涂始》这里,先生以一个画面感极强的情节来讲作文应写得叫人能看懂的道理。实际他这样的写法就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作文需“通俗”这一点。 《文人相轻》一类在《且介亭杂文二编》中占极大篇幅,几篇下来,我仍读得不解。这里只提他讲文人应是傲慢、尖锐的,“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是为文人的态度。 《论毛笔之类》又谈革新,以当局禁止青年用钢笔和墨水代替毛笔一事,来说“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 鲁迅曾译过果戈里的《死魂灵》,但对果戈里伟大与悲哀的解读仍是我尚未理解的部分。 而先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忍从的评价又实在漂亮,忍不住把整段都放在这里分享,“一读他二十四岁时所作的《穷人》,就已经吃惊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剩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而这陀思要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这决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就因为伟大的缘故。但我自己,却常常想废书不观。但是,即使他是神经病者,也是俄国专制时代的神经病者,倘若谁身受了和他相类的重压,那么,愈身受,也就会愈懂得他那夹着夸张的真实,热到发冷的热情,快要破裂的忍从,于是爱他起来的罢。”鲁迅这样爱陀氏,而我倒愈是爱鲁迅去了。 最后在《论新文字》中鲁迅借罗马字拼音和拉丁化争论继续讲革新与复古问题。 《二编》与《且介亭杂文》相比,更多地侧重于文艺与批评,更是所谓“含胡的居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