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丨“谁若年轻一岁，那他就不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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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简单粗暴地用“80后”“90后”“00后”来对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同一个时空的人进行划分吗？
为何人们热衷于讨论“70后”“80后”“90后”“00后”的区别？
“00后”为何注定与我们有“代沟”？
文化记忆理论的发明者阿莱达·阿斯曼进行了解释。
“代际”是自然概念，也是社会概念。我们可以从人类生物属性来划分“世代”，比如一个家庭中的一代代人；但历史的代际演进并不完全依从时间的自然变化，它常常受到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
个体的出生无法更改，但特定的历史赋予了个体不同的含义，因而具有相似生活经历和社会经历的人形成了“代”。
对于一代代人的存在，阿斯曼将其比喻为“水砖”。
我不是生下来这样。我的出生决定了我。
——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托勒密》
每一代人都全新地书写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历史是他们从这个世界获得的唯一。
——乔治·贺伯特·米德（G.H.Mead）
总会有另一道曙光在正午升起。
——艾默生（Emerson）
“谁若年轻一岁，那他就不会明白。”2007年6月份的《时代周刊》以这一标题刊登出了马丁·瓦尔泽和君特·格拉斯的谈话，这一年他们都是80岁。这句话将我们引入“代”这一主题。
[注：《时代周刊》 2007年第25期。这句话出自瓦尔泽的一部小说。谈话围绕老年人和老年人赡养问题展开；关于年代这一话题，编辑伊丽丝·莱迪什（Iris Radisch）和克里斯托弗·西莫斯（Christof Siemes）仅把它作为边缘问题来讨论。当瓦尔泽和格拉斯详尽地控诉指向他们的媒体运动之后，编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您所认为的运动是几代人之间越来越凸显的理解问题？另一代人是您所认为的对您误解并做追究的孙子辈那一代人。”这一在谈话中没有跟进的线索我将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展开。]
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不过直到最近它才在德国再次引起共鸣。与这一话题的现实意义最为相关的是经济问题；逐渐衰老的社会的特征表现在年轻人的经济负担上，他们必须支付养老金和赡养费。社会结构的团结稳定与一个社会的未来，建立在各代人之间相互协定的基础上，而这已变得十分困难。
不过我的主题并不是关于未来的社会经济安全网以及由其带来的人口问题，而是关于体现在每一代人身上并且共存在社会中的不同历史。
我们的出生日期正如我们所生于的家庭和地域、语言和文化一样，都属于每个个人生平不可支配且无法丢弃的陪赠。出生年月注定将我们每一个人固定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有着特殊的可能与不可能、机会、威胁与挑战。这里引起我兴趣的是这样一种以出生日期限定我们的历史指示，以及与之相关的不可分割、与众不同，但同时又在同代人中保持律动不止的生活经验和由历史经验中产生出来的肉体“激情”（Pathos）。这其中就包括——借用《时代周刊》的标题——不同代人之间特定的理解界限。
一代人——“水砖”
历史的一代代人为什么重要？它的意义是什么？它是如何出现的？世代的概念是观察被体现的历史这一过去的关键。这不是向那些创造历史的活动家们提出的老问题，而是关于历史对个人生平所留下的深刻印迹和持续影响的问题。文化学代际研究提出的问题是：历史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经历、回忆、遗忘和重建的？特定的经验以及处理这些经验的模式在社会话语中能够维持多久？
由于社会总是由不同年龄层的人混合而成，其中相互摩擦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观点和看法，还有代表集体的，被主观价值、态度和观点明确地或潜在地决定的经验模式和阐释模式。历史印迹和主观态度之间绝对不是决定以及不变的关系，因为对于相似的挑战其各自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答案。尽管如此，为了能够确立社会中一代人的身份并且更好地理解诸如联合、摩擦和冲突的代际结构的紧张关系，对积淀于传记中的人事，即被体现的历史中的各种回答形式进行研究也是有益的。
代际研究建立在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一篇迄今仍具有标志性的文章的基础上。这篇文章显示，属于年代的经验上和统计上的日期是与一种理论相结合的，即经验由集体所建构，而集体建构又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他所说的一种“代际关系”建立在具有决定性的共同历史经验、含有社会性模式的同质性和共有的价值体系上。总之，它们形成的是一种持续影响当事人生活历史的印迹。因此一代人的身份认同构成了我们个人身份重要的一部分，对其进行的研究如今也获得越来越多的，来自不仅是社会学还包括历史学、文学以及心理分析领域的关注。
在家庭中不同代人是很容易被区分的。尽管同一个人能够先后扮演子女和孙子女、父亲和祖父，或者母亲和祖母这些所有的角色，但随着时间的变换，每一种亲属关系中的其他成员角色也在发生相应的转换。由于生物性的繁殖间隔，家庭中的一代代人能够很明显地相互区分开来。相比之下，社会的代际概念并没有一个相应的自然式的区分，因为人类出生在一个连贯的时空而不是独立分隔的时间簇里。
于是社会的一代人的存在像是“水砖”。这一奇妙的自相矛盾的概念来自一位重建某古印度教仪式的印度学家。在这一仪式中，牧师的任务是，通过诵读不同的“水砖”将一口想象中的水井填满。[注：查尔斯·马拉默德（Charles Malamoud） 2006年10月在爱因斯坦论坛中关于“想象”的会议上的发言。]
谁若仅仅抓住年份的实际统计基础不放，那么他看到的则仅仅是飞逝的流水并从根本上否定代际概念的功能。然而定义一代人的并不仅仅是出生日期，还有类似的经历和挑战，交流和话语，以及累积经验的集体模式和以回顾历史的方式进行的身份构建。同年出生的人是保持砖块成型所使用的黏土，而砖块的形状则是某种想象，是一代人在其所体验的经历与随后的阐释这两者的相互关系中所得到的。这一想象并非不真实，只是它直接地渗入到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实践中，从实质上共同规定了个人的自我认识和方向性。嵌入时间的日常生平和与社会话语的联系共同组成了某一个人的代际身份，这是由生物性因素和社会文化性因素共同构成的。
一代与一代之间的界限产生于影响深刻的历史体验和社会创新，这些都是人们所经历的历史转折。尽管危机、战争或者时代的转折实际上与它们各自的经历者在一个同步的时空里，不同年龄层的人对这些事件的体验还是有区别的。对相互联系的人口的划分是基于人生长过程中的关键时期理论。例如在语言习得的理论中，人们认为存在着一个神经系统接受能力最强的“关键时期”。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这一具有可塑性的潜力在神经通路硬化的影响下，一方面巩固了某些学习成果，另一方面却限制了其他成果的获得并且使得学习过程更加困难。（勒内伯格/Lenneberg 1972）
19世纪以来的代际研究学者正是以这一“关键时期”概念为相应的出发点，只不过这一阶段并不是12周岁之前，而是在12到25周岁之间。这是个人进入成年人承负责任的生活之前个性发展的敏感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和印迹将对之后的一生具有持续性的影响。因此，一个人是以老年人，还是以成年人、青少年或者儿童的身份经历1945年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从两次世界大战难以想象的暴力中解脱出来的20世纪确立了一种异常统一的、以代际区分的人生模式，这一模式深入德国人的一生。
[注：从男性年龄层上看这一点特别明显，他们被强征去服兵役——或者也可能是自愿。例如当1942年春季，15岁的空军助手君特·格拉斯志愿报名海军战队时，他得到的回答是：“别这么没耐心，小伙子，我们会尽快录取你们的”，只要“27岁那批轮上了战场”。当入伍通知的命令书被放到餐厅父母亲的桌上时，也就是1944年9月，他这批才被轮上。]
不同年龄层的人们以其各自不同的视角经历了战争：从两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战斗者，到以平民身份感受战争影响的儿童。在和平年代并不存在类似显著地区分几代人的标识；于是技术生活世界及其消费品的更新换代作为影响日常生活的关键因素，在今日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市场的繁荣取代了历史的震撼。于是，一代人的印迹通过参与新的电子科技、新的消费方式和新的媒体世界等社会化行为得以实现。代与代之间的界限指向包括服装品牌、音乐品味和被大众集体消费的媒体事件在内的生活方式问题。由于这一市场创新的节奏不断加速，新生代的标签一波接一波地向前推进，不同的一代代也变得越来越多。
在如此迥异的历史和消费维度中形成的几代人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是主动参与与被动参与的结合。这一方面源自渐进或急速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对既成事实进行有意识地排斥和回避的结果。在西方现代文化（即18世纪末以来）中，每一代新人都有一种对抗性的潜质，它的矛头最先指向的是上一代人。每个青年都要求以不同的方式行动，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他们的身份认同和行为很大程度上产生于这种与前一代人划清界限的愿望。通过对通用价值的贬抑，他们与上一代人拉开了必要的距离。标新立异是自现代主义开端以来每个年轻人所标榜的永久权利和要求。他们被号召，不一定是向他们的整个世纪，但至少是向上一代人提出挑战。
阿莱达·阿斯曼，1966-1972年间在海德堡大学和图宾根大学分别学习英语和埃及学。1977年，她以“虚构的合理性”为主题，撰写了博士论文。1992年，阿斯曼获得了海德堡大学的特许任教资格。1993年，任康斯坦茨大学的英语和文学研究教授。
阿斯曼早期的著作主要讨论英语文学和文字交流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以后，她的研究重心转变为文化人类学，特别是文化记忆与交流记忆——这是她和丈夫海德堡大学著名埃及学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共同创造的术语。
她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1945年以来的德国历史，代际在文学和社会中的角色，以及记忆理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