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趣如何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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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读过这本书的朋友要求我分享这本书的内容，我整理了跟她分享的语音记录和笔记，形成了下面这些文字，不能保证没有误读哦。
用作者的话来说，本书是建立在读者反应理论的基础上，所谓读者反应理论，就是认为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不是被动的接收了文本的知识和经验，而是以自己的情感和经验去丰富文本。在这本书里作者把这个过程称之为读者的“回应”，是儿童或者成人读了一本书之后产生的感受、看法，还有与其他人讨论和分享。本书的两位作者一开始便以读者读者视角去看待文本，并以坦诚自己的局限和初心，激励我们与作者共同去探讨阅读儿童文学的话题。
我想下面这段话可以概括本书的主旨：
“与其把孩子保护起来，不让他们受到所生存的世界的伤害，”罗德里克·麦吉利斯说，“还不如给他们一些工具，让他们用仔细而批判的眼光把这个世界看明白”的确，我们认为成人就应该像艾登·钱伯斯坚称的那样：“假设孩子潜在上与我们自己完全一样。”成人应该把他们自己理解文学文本并从文学经验中获得乐趣的所有的方式都告诉孩子。
本书聚焦于以下几个问题：
1.阅读的乐趣是否能教授？
2.如何获得阅读乐趣？
3.如何教授阅读乐趣？
下面分别说明：
1.阅读乐趣能否被教授？
有很多人都有过这样一些担心：如果我告诉孩子这本书在讲的是什么，或者我向他解释、传达主题主旨的观点，会不会限制孩子的思考或者限制他的感受？我们担心将孩子的看法僵化和固定起来。第二个担心，来自“乐趣”私密性和感受性。如果用理性分析，会不会破坏阅读的乐趣？
我们首先谈限制，有个故事说，在美国，一个母亲，因为幼儿园老师告诉他的孩子，圆圈儿是字母O把老师告上了法庭，说老师破坏了孩子的想象力。作者举的例子特别有趣，他说，你可以把树命叫做“树”，你也可以把它命名为任何别的东西。当你把它叫成任何一个你想叫的东西的时候，你是非常自由的，因为你有命名的权利和自由。可是你却没有办法用这个词（或者说语音）去跟任何其他的人交流，而交流和分享本身就是乐趣。还有思考本身也是乐趣，乐趣并非纯然是“感受”来的。当然感受是一部分，思考、求知、交流、分享也带来乐趣。所以作者说，“我们希望孩子像作者一样去阅读”。
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成人只要相信新的理解可以教，就真的能够教。给孩子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把他们当成有责任的个体相信他们能够理解成人所能理解的，并能够针对所读思做出自己的选择，孩子就真的会变成有责任感的个体，有着车富的理解力，并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换句话说，这也是意识形态因此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不过这种信念在我们看来对成人和儿童都更有益，比起一般的假设，它更能促使成人帮助儿童学习阅读和思考所读之物的方式，而这会给儿童带来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更令人满足的乐趣。然而，这毕竟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们推荐它的条件是按此实行的人必须理解这样做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如果一个孩子通过与他人互动来学习，那他最可能学到的就是他人要求他所学的——“儿童植根于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就像邦尼·莱特维茨说的：“重新审查我们要求学习者做什么，必须包括我们要求学习者成为什么人。”信奉皮亚杰观点的成人可能会复制他们自己先前关于儿童能力的想法，同样的道理，不明白自己如何植根于文化的成人可能会把他们本身的文化内涵复制到与他们互动的儿童身上去。佩吉J·米勒和杰奎琳·J·古登劳对该问题做了总结：我们需要寻求一种对于社会和个人的理解，以避免“个人建构主义”（皮亚杰的观点）和“社会决定主义”两种危险。
“个人建构主义”太过注重个人，以至极少关注社会对目标和行为的限制，不知道虽然某些形式的知识需求得到了促进，但其他知识却被禁止了。“社会决定主义”大过注重社会环境对个人的形塑，却忽略了个人的选择、反抗和意图。
成人如果能够决然地看清自我，就能避免这两种危险帮助孩子逐渐掌握自己的存在，并自行思考这些议题。
2.如何获得阅读乐趣？
如果我们想让孩子就是体验到乐趣的话，作者说具体的做法就是参考一个成熟的读者是如何获得阅读乐趣的：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他不会把每本书、每一个篇章的作为精读的材料来仔细的去研究，也不会纠结于每个词是什么意思，他是从总体上来把握主题和意思的；他不会停下来想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是联系上下文，他隐约的感觉到他是什么意思。一个成熟的读者不是字斟句酌的去研究文本的。他在选择读物的时候具有完全的掌控力，完全的掌控力就意味着他只选取他喜欢的文本来读儿，不会像有强迫症一样，从头到尾读完每本书。他根据需要去阅读，他不会把阅读单单作为学习过程。
而我们给孩子选书的时候，往往是按照有益处这个标准来选择的，比如这本书能提升我孩子的语言能力、审美水平、艺术修养......但成年的读者，除了为了学习而读书之外，很多时候是为了就是为了有趣而读书。所以我们如果想让孩子爱上阅读的话，恐怕也得让孩子获得掌控感。
对当代儿童来说，文学不是他们认识叙事的首要或唯一的媒介。他们接触的是已经融在玩具、电视和电影世界中的文学文本，而这对他们理解和欣赏文学的能力影响非常大因为流行玩具和电视所提供的知识集：关于生活以及如同从事中获取意义的策略，与欣赏书面文学所要求的知识集很不一样。
芭比娃娃所支持的兴趣和价值标准可能为小女孩欣赏很文学做好了准备，但这使得许多其他的儿童文学显得很的稚直无关紧要，芭比不断更新的衣柜和变形金刚所暗示的变化的魅力，可能会让孩子面对《选择你自己的冒险》这样散漫的情节或CD－ROM中互动性的儿童故事做好准备，让他们感到被赋予了权力，但在阅读传统小说时，他们会感到拘束和无聊。同样，电子游戏隐含的故事在叙事方式上跟传统书面文本也很不一样。这些游戏许多都跟传统的民间故事有明显的失联，比如某位英雄（可与游戏者合一）为了名誉踏上征途，与坏蛋苦苦争斗。但跟书面民间故事中描写的活动不一样，这些游戏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与道德选择无关，胜负纯粹取决于手上操作的灵巧。而且游戏隐含的故事不管对道德行为还是非道德行为都是一律鼓励或惩罚。因此，单个事件并不构成连贯性的或有意义的情节。没有了连贯性，就没有了悬念，所以结局也不是高潮。它打断了游戏本来的主要乐趣，也就是游戏本身的连续过程。因此，这些游戏虽然跟传统故事相关，但孩子通过玩游戏发展出来的一套叙事规则，可能还会妨碍他们对传统故事的理解和欣赏。
孩子接触CD－ROM或网络上的资讯和故事，习惯了其中的随意性之后，可能也会导致同样的后果。塞尔维亚·派特森伊斯坎德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科技时代的网络给年轻人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所认为的儿童阅读还存在吗？”
再者，电视和电影跟书不一样，而是可以同时运用许多不同的媒体，因此如果习惯了从音乐、图片和文字等多种介质上信息，在阅读书面故事时就可能会有问题。此外，我们之前说过，电视中流动的都是不连贯的片段，所以会打断注意力的持续。而书面文本不仅有结局，还有开始和中间过程，其结构形式常常邀请也值得读者集中注意力持续阅读。
如果成人希望儿童能够欣赏虚构文本，那就不能假定孩子能自然发展出持续阅读的策略，而且还有责任教孩子学会这种策略。这样做有助于他们欣赏多种不同但一样有趣的讲述故事的方式——看电视、运行看电视、运行Cd,浏览网页是一种方式，阅读书本是另一种方式。
3.如何教授阅读的乐趣？
（1）互文（背景）
不同的文本之间常有内在联系，比如《柳林风声》开启了动物拟人小说的先河，同类的作品常有共同之处，又有各自的特点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与孩子共同阅读，积累这种经验。
（2）建立连贯性
建立连贯性需要的一些策略，首先第一个就是具象化，具象化就是。就是通过描述具体的细节的词句，在头脑当中建立形象的过程。比如，学会从多个侧面的获取信息，去了解一个人物，书中不同的人对主人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同，跟孩子一起去寻找这些意见，并形成对一个人物的立体的认识。
（3）寻找情节
作者在这里区分了故事与情节，故事一般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展开的，情节则未必，可以与孩子一起推测下面会发生什么事。
（4）发掘故事和寻找主题。
《夏洛的网》的主题，一般来说，被归纳为友谊，其实这本书还有别的主题。比如作者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述小猪吃什么、猪槽里面有哪些食物，描述剩的奶酪，牛奶，麦片儿......讲得很细致，然后又讲在厨房里,人们吃什么食物，这也是本书的主题，引导读者去注意日常生活中不曾不注意到的细节。
寻找主题并不等于寻找寓意，寻找寓意常常是成人把一定的“教育意义”强加在故事上的过程。
（5）了解主题结构
（6）聆听叙事的声音，还有辨识聚焦者。
注意叙事者是谁，目前聚焦在谁身上。
此外，作者还提到童书出版行业的现状。自童书经营被垄断之后，销售商便只经营畅销书，这使得表达个人化的观点的童书和反映多元文化的童书减少了。比如在北美，一本童书，正常的印刷量是5000到1万册。如果这本书获得凯迪克奖或者纽伯瑞奖，它的起印量就是10万册。这同时意味着跟这本书非常类似的，其他同类型的、与这本书差异不大的书就无人问津了，比如《哈利波特》出来之后，同类型的小说就完全没有销售空间了。其实与《哈利波特》类似的书非常非常多，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其中的姣姣者，是因为他其实是对类似作品的俗套的大堆砌。
美国的出版的童书，过去在加拿大，销售量占童书市场的的10%左右，几年的时间内就攀升到了60%，这对加拿大本土作者出版的反映本土文化的作品极具杀伤力。加拿大主要的官方语言有两种，英文和法文，英文童书的市场几乎全被美国童书占领了，也就是说被美国意识形态所占领。只有那个法文的书籍，还保留本土的一些文化和特色。所以童书的繁盛，不代表童书多元。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儿童观的问题，这涉及到我们如何选书。作者批判了皮亚杰的发展观，并由此认为以皮亚杰为代表的儿童发展观很可能在真实世界中低估了小读者的理解力和回应文本的能力。在发展心理学基础上建立按年龄推荐童书的体系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仅仅考虑到儿童的逻辑思维能力，而对儿童逻辑思维能力的认识又是在实验室实验中得到的，与真实世界中儿童的真实能力相去甚远。
发展理论的意识形态偏见不仅体现在文化上，也体现态智力上。他们认为科学思考的能力代表着脑力发展的最高水平。“看看皮亚杰的实验报告，”吉恩·克劳德·布瑞夫说道，“你会对他的选择感到惊讶，因为他只为选逻辑因素，而把情感、知觉、杜会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因素排除外。因此，许多可能性从一开始就被排除了。”约翰·莫斯（ John morss）则针对把发展概念运用到人类身上是否正确提出了质疑，他说：“发展总是意味着从低级到高级，高级对低级说：‘我是你的将来，你别无选择。”发展理论家们的假设是，发展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后来的总是比先到的好。因此，皮亚杰和考尔伯格认为童年思维是经过一个个发展阶段，从不完善的状态逐渐向理想的成人脑功能标准靠近，并认为儿童在早期发展阶段所创造的世界是虚假的、有缺陷的，只有到成年期才能客观真实地把握世界。这种想法的危险后果是很明显的。就像布瑞夫说的：“儿童所掌握的特定的真实是跟他们的身体和思维相匹配的。所以，不能武断地认为成人掌握真实的能力更强，他们的看法代表着真实世界……”
同样，认为儿童思维总是不如成人思维周密，也是武断的。相比阶段理论，”查理斯·W·凯利希在审查道德发展研究时说道，“现在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年幼孩童有着不同类型的价值判断。”我们自己的观点是：儿童不可避免地要与生存世界中的各种经验打交道——这些既包括简单的字母书，也包括他们无意中听到的成人间的复杂对话—他们常常会在复杂思维形式和简单思维形式之间转换；也许这一刻很简单，下一刻就会变得很复杂。哲学家盖尔施·马修（Gareth Matthew）愤慨地认为皮亚杰关于儿童看法是对“儿童的轻视甚至侮辱”，他怀疑成人之所以看不到儿童在哲学反思上的能力，可能就是因为这种轻视妨碍了他们的理解：
或许太多的关注都放在了儿童能力发展尤其是认知能力的发展上，所以我们就自动认为他们的思维是原始的，需朝着成人的标准发展。然而，我们所认为的原始，比起我们设为教育目标的成人标准，可能更具开放性和反思性。
就文学回应和分析的乐趣来说，儿童思维可能也更具开放性，因为这里更需要的是对细节的关注而非抽象概念，是个体差异而非普遍现象—换句话说，这里需要的正是通常所认为的儿童思维。而我们写作《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的动机之一就是，我们把这种思维也当成是成人自己的能力。
如果我们从很苛刻的标准把我们不赞同的意识形态都排除在外的话，可能就没有基本可以给孩子读的书了，比如我跟孩子读一本书，叫《妈妈走了》，是“彩乌鸦系列”里的一本，开篇就讲一个家里面有三个孩子，老大是男孩儿，他特别喜欢阅读科学书籍，想到美国去上大学，老二，也是男孩，想要做一个演员，喜欢展现自己，然后三妹就想留在父母身边，她不能想象离开妈妈是什么样的感受。这个故事就是刻板的性别角色的体现。还有老大是个学霸，书里就描述了他对现实生活有多么地无能为力。我们对学霸也是有刻板印象的，比如美剧，《生活大爆炸》里的谢尔顿，还有《小谢尔顿》，这些美剧都突出这些“书呆子”、“科学怪人”可笑的地方。所以如果审查得很仔细的话，可能没有几本儿书可以给孩子读的。所以跟孩子一起去分析，就是用辨析的态度一起去读书思考，能够获得乐趣，这是比较切实的，也是作者提出的方法。
就儿童文本来说，审查制度和选书的审查原则可以说是一种隔代的不可知论：不想让儿童知道。更令人心寒的是，它们可能来自成人不想了解（因而也不想与儿童讨论）儿童已经知道了什么的心态。
上面我们说过，不希望儿童知道是出自对儿童幸福安全的真诚关怀。成人想保护儿童，不让他们受到成人所认之物的伤害。举个例子，夏洛特，哈克报道说，当莫里斯·桑达克的《厨房之夜》问世后，路易斯安那州考德威尔教区的图书馆员就给书中的裸体男主人公画上尿布，以免孩子接触他们视为有害的人体解剖知识。同样，许多成人也不让孩子阅读他们认为带有性别歧视的书。
然而，这些成人保护儿童的做法也可能害大于益、从我们对意识形态的讨论可以知道，无知带来的害处总是比知人们了解得越多，受“明摆的事情”操控就越少，从而就能尽量避免自己和他人受到伤害或权力被剥夺。比如，熟知女性主男性至上成见的反抗，就不会像毫不知情的人那样不假思索地接受这种成见。如果这对成人来说是正确的，我们相信对儿童来说更是正确的。他们正处于了解世界的过程中，才刚刚开始体验，因而尤其需要知识作为资源来认识新事物。不让孩子接触有关某种特定的态度或行为方式的知识，他们就无法思考那些为什么有害，当然就最有可能采取那种态度或犯下那种行为。不让孩子阅读他们可能正在经历的困惑或痛苦，既会让孩子与文学绝缘，也会让他们觉得在思考和体验中孤立无援。同样，不让孩子了解他们尚未体验的困惑或痛苦，他们就无法为此做准备，当事情不可避免地发生时，他们也就无法以清醒而慎重的态度来对待，这样，也会让成人失去与儿童讨论这些事情的机会，从而无法与儿童分享他们的态度。没有讨论，成人可能真的会削弱而不是加强对儿童的控制。如果孩子天性对自己的身体功能很感兴趣而父母又不允许他们阅读带有裸体人像的书，他们别无选择，只好去娱乐场所寻求有关人类情欲的信息。
父母为什么买书
影视书的成功说明广告宣传对人们知道哪些人物、可能对那些人物感兴趣，影响非常之大。看过相关的电影或电视广告后孩子就可以在他们最喜欢的快餐店里购买影视人物的玩具，就会要求购买关于这些人物的图书不是因为书好，而是因为他们熟悉其中的人物。这些正是父母以及其他非专业人士常常购买的书
还有一个问题是书本对儿童文化生活的介入。有些孩子想要拥有或阅读特定的书，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喜欢，而是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会给他们的社会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当20世纪90年代中期，斯坦的恐怖小说“鸡皮疙瘩”系列正在热卖的时候许多对恐怖小说不感兴趣的孩子之所以也阅读，只是为了跟别人说他们读过这套书。在校园文化中，承认害怕形同示弱，胆量测试是随时都会进行的活动。“鸡皮疙瘩”系列的推广就很聪明地暗含了这样的测试。比如，该系列第16册《恐怖乐园的一天》的封面上打趣地写道：“胆大的请进来……”。
阅读流行文学的好处不仅在于勇气的证明。像“鸡皮疙瘩”的系列书明显是想让人收藏的，不仅每本书的书籍上都标明了册数，而且整个系列的绘图设计风格都一致：每本书的书名和插图虽然不同，但书名都是同一种字体，插图都放在一样的框框里。这些书的目的不仅要引起人收藏全套的欲望，而且当系列大受欢迎之际，孩子拥有的书越多就代表越有地位。实际上，如果孩子没有这些书或者不知道这些书，很可能就无法进入相应的团体。罗伯特·H．弗兰克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评论哈利·波特系列：
阅读一本书或看一场电影最重要的是能够与用友们行讨论。事实上，当一种文化体验达到一定的普及范围后，不对其进行消费可能需要承担重要的社会成本
。比如在去年冬天（1999－2000），如果你周日晚上不看电节目“女高音”，那周一早上大家在办公室谈论该节目时你简直就插不上话。哈利·波特系列目前的销量说明，如果孩子不读该系列最新的小说，可能需要付出同样的社会代价。
知名度就是这样自我累加起来的。当一个系列成功之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读者期待该系列的新书，他们喜欢目前的阅读，看望重复类似的体验。
系列书和畅销小说的作者们会尽量满足读者的愿望，他们所写的书一般具有下述特征简单直接的写作风格。
中心人物跟目标读者很像，以便读者能与之建立关联和认同感。这些人物通常都是失败者—一弱小、贫穷、年幼或无K无能，却需要跟理论上非常强大的敌人打交道。
“好人”和“坏人”之间界线分明—一很少有道德或价值观上的含糊或迷总。
情节是直线式的，主要聚焦于行动而不是描述、背景式人物的想法和动机。
为读者提供实现愿望的幻想。尽管主要人物理论上缺乏能力，但在压力之下他们能超常发挥，打败强大的对手，并赢得他人的崇拜。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从一个角度来看纯真善良的东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是无知而邪恶的，这些不同的观点导致了三种主要类型的儿童文本的出现
第一种类型：儿童文学的重点是教化，要努力教导儿童认同成人的世界观和儿童观。因此许多一般性的故事都试图说服小读者，家即使乏味，但在成人看来，还是比外面危险的世界好而故事的做法往往更为直接，《最爱家的小汽车》一书的书名就官告了该书所要传达的信息—在成人的价值观中，家代表着美好。
第二种类型：有些文本较少关注孩子的教化，而是把成人假想中的孩子想要什么、喜欢听什么呈现出来。电视及书写文本中许多受欢迎的故事，很少提及家的安全，而更多讲述的是离家后的愉快和自由。在假想的儿童价值中，离家才代表着美好。
第三种类型：还有一些文本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得很矛盾野东西》以狂欢的表达方式冲淡了野性，让野性看上去有多反社会就有多好玩而且，荒谬的是，最野的东西竟然成了社会秩序的核心，创造新社会的基础竟然建立在不文明的野性之上。比得兔的故事》同样也很矛盾，既可看成一只坏小兔因不听妈妈的话而遭遇麻烦，又可看成一只英勇的小兔凭直觉脱离了险境、我们之前还提过，像《金银岛》《绿山墙的安妮》力蒂》，还有音尔曼的“黑暗物质”三部曲，这些非同一般的书对“长大／不长离家／有家”等相对愿望的态度也很矛盾。这三类文本的主要差别在于它们对上述观点的重视程度不同。侧重成人关怀及信息的文本，会让原本认为家很无聊的该者认知到家的安全—一并忘却原本的无趣。而根据成人对儿童喜好的猜想来满足儿童读者的文本，则会忽略离家的危险而只强调离家的兴奋，并且只把家看作是纯粹无聊的地方。对这些观点持矛盾态度的文本既不愿否认离家的兴奋，也不否认在家的无聊。我们可以根据图9．1的箭头来理解它们的效果。某个孩子或像孩子一样的小东西，对家感到无聊，而渴望冒险的刺激。但因为刺激是危险的，所以他又渴望家的安全感然面家很无聊，所以他又渴望危险的刺激就这样下去，箭头把我们推向了一个无止境且充满矛盾的循环。
在我们认为的最有意思的儿童文学中，其刻画的童年也正体现了这样的矛盾：成人与儿童的厉害关系复杂地交织在起。彼得·郝林德尔说，这是“一些重要的经典’童书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它们是在检验并破坏自己表而上所推崇的价值观”。这种书因为在对立价值观上所持的矛盾态度，反而能留给读者思考的余地和成长的空间。而较无趣的儿童文学—说教性的寓言要么坚决支持上述列表中左栏里的价值，要么展示一些愚蠢的冒险，仅在口头上赞成左栏中的价值，实际却沉湎于右栏中的价值——留给读者积极参与的空间就少得多。
好的儿童文学作品表达了一种内在的矛盾性，因为生活本身就是矛盾的。好作品会给你展现各个不同的维度，并为你发现不同的维度留下线索和空间，让你去思考复杂的价值观和矛盾，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容，往往就是比较肤浅的书，或者对孩子来说是有趣，但不怎么有价值，我读了这本书之后，也是觉得让孩子成为完全自主的阅读者的必由之路，那么，就是希望在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多跟他去探讨。
然而，跟最喜欢家的小汽车不一样，比得兔从来不曾否认离家的乐趣，也没答应不再离家。《绿山墙的安妮》的幸福结局却带着淡淡的讽刺，因为安妮只有放弃梦寐以求的职业，才能保持在家的田园生活，这其实是一种更深的悲剧；《夏洛的网》的幸福结局是威伯必须接受夏洛的死亡，才能继续他的田园生活。《金银岛》的结尾，吉姆说他忍受了巨大的痛苦才赢得了宝藏，所以才有资格快乐。而在《制作柠檬水》中，一位女孩终于能够管束自己而无需另一位女孩的照顾，但那位女孩曾投注了很多心血帮助她，所以最后感觉被抛弃了。虽然这些幸福结局足以暗田园现实的乐观本质，但这种乐观会被其他可能的解释冲淡。
因此儿童文学虽然出自成人想象的纯真视角，但呈现的并不一定就是单纯的世界。路易斯曾指出，在较无趣的童书中，作家是刻意删去某些东西才营造出田园文学的气氛。但在更有意思的童书中，讽刺是内在而刻意的，结果显示出天真与经验、田园与世俗等相对价值的含混。
这类书如果执着于经验，虽然可能会削弱其所宣称的纯真，但我们之前说过，相反的情况也会出现。现实的丑恶虽然削弱了比得兔、吉姆·霍金斯和哈利·波特等人物身上的天真假设，但他们的天真也揭示了玩世不恭接受现状的不足。在这些矛盾的书中，天真与经验的视角与优点可同时存在。安妮塔·莫斯对史代格《多米尼克》一书的描述恰好抓住了这种矛盾的本质：“该书表达的希望就是，某一天人类在获得完整经验的同时，依然能对新鲜事物保持纯真的感觉，这样就能确保人类一直处在新冒险的开端。”
拥有家的舒适又不失冒险的刺激、天真又有经验、长而不大等愿望，便以种种形式出现在绝大多数的儿童文学中。这种愿望解释了一般故事的双重魅力，冒险的刺激在回家的安全中取得平衡—反之亦然，因为这些文本可读成：假装接受父母的权威，仅仅是为了让小读者体验推想中的危险的乐趣。事实上，这类书提供给孩子的信息，可能不同于那些满脑子都是教化的成年人认为适合孩子阅读的书。
作者还讲到了意识形态，这部分的论述非常有趣：
正因为许多成人假定儿童文学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儿童，许多童书就成了寓言，而成人教给孩子的最普遍的获取意义的策略就是寻找教义、寓意和主题。这种策略包含两个部分：身份认同和操控。
身份认同就是在理解过程中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等同于自已。儿童文学中的许多人物都是年轻弱小的，都跟能力测试或对长辈的逆反有关—跟它的许多读者非常相似，因而很容易得到认同。身份认同是阅读寓言类故事的基本策略，一些成人甚至鼓励孩子运用它来阅读不需要此种策略的文本。“看！”当孩子阅读完一本关于小兔子的冒险故事时，大人会对他说，“现在小兔子累了，要睡觉了，就像你一样。”
身份认同之后就是操控。如果你把自己认同成小兔子，那故事里发生在小兔子身上的一些事情就会给你以教训。举个例子，读了梦诺·立夫（ Munro Leaf）的《笨笨》（ Noodle），孩子们明显会认同笨笨—一只抱怨自己长得矮的达克斯狗，因为这会妨碍它挖洞。狗精灵答应给笨笨一个愿望，让它改变自己。但笨考虑了各种可能性之后，最终决定维持现在的样子。狗精灵立刻声明笨笨的愿望很明智，显然年轻读者会把笨笨的决定当成对自己的规劝。其中的逻辑关系如下
1．你跟笨笨一样长得矮。
2．笨笨很明智地接受了自己的身高。
3．因此，你也应该明智地接受自己的身高。只成年的达克斯狗身高和体形都不会再变了，所以最好是学着接受。但孩子们会长高会改变，他们可没有必要树立这样牢固的接受现状的观念。许多儿童故事都是运用这样一个身份认同和操控的过程，最后达成的也是这样没有逻辑的结论。
身份认同和操控的过程虽然有时候会产生误导，还是可以作为有效的教育手段。不过，如果把这个—假定所有的故事都是寓言，并把焦点放在寻找寓意上当成获取意义的唯一策略教给孩子，将会严重地限制他们回应文学的能力。事实上，这种方法让孩子容易受到文学的操控，而不是积极主动地回应文学，成为一名合格的读者。合格的读者拥有一个广泛的建立连贯性策略的知识集，并会灵活地加以运用。他们能够判断哪些文本是寓言哪些不是，从而选用适当的建立连贯性的策略。
人们并不总是能意识到影响他们的意识形态。或换种方式讲，人们并不总是能够意识到这些观念就是意识形态，而是明事实明摆着就这样。理论家路易斯·阿尔杜塞把意识形态的概念称为“明摆的事情（ obviousness）”。他说：意识形态真正的怪异之处在于，它把明摆的事情弄得明明白白（无需刻意营造，因为原本就是“明摆的事情”），让我们绝不可能看不出来，而且在那之前，我们就无可避免、自然反应似的喊了出来（大声或“出于道德小声地”）：“那太明显了！那是对的！那是真的！”
换句话说，意识形态通过无形的运作而达到了最佳的效果所以人们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假设简单地、想当然地认为是唯一的、全部的、毋庸置疑的真理。就像阿尔杜塞说的，“处于意识形态之中的人坚决地相信自己站在意识形态之外”。
如果阿尔杜塞说的没错，那他的理论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总是指控那些在政治或道德议题上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人是被意识形态控制住了，而把自己的立场仅仅视为常识的表达。从这个角度来讲，意识形态是那些与我们意见不合的人所相信的东西，而我们自己所相信的则是事情的实际面貌。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意识形态。
“明摆的事情”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举例来说，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如同近几个世纪以来许多人一直确信不疑的—女人天生不会经商，那这一点便是毋庸置疑的了。每个人都认为这是正确的，即使哪个女人很想表现自己的经商才能，也会觉得自己的欲望不正常、不像女人，从而把自己当成怪物。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女人只是简单地接受这种说法，甚至连想象一下进入商界的抱负都不太可能。她们陷入了“女人”的社会角色里而因为她们自己还有周围的人都把意识形态当作“明摆的事情”，女人就被剥夺了大多数养活自己的机会，从而也失去了控制自己生活的权利。
根据雷蒙德·威廉斯的说法，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营造出一种真实的感觉……在此之外，社会大多数成员在他们生活的大多数领域里，都很难超越这种感觉”。然而幸运的是，很难并不等于不可能。意识形态能控制人们对自我和他人的理解，但反过来人们也能思考这整个的过程一也就是说能意识到意识形态的运作——这个简单的事实说明意识形态并不是总是或者完全成功的。事实上，在第10章节中我们会提到，文化研究的学者们目前聚焦的话题之一就是弱势个人和团体如何努力抵制意识形态所提供的“常识”。抵制的基础是清醒的认识。如果我们能想办法意识到在所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操控下自己视为理所当然的关于自我和他人的假设，那我们就能清楚地思考这些假设了。我们可以判定继续相信意识形态所坚称的真理是否合理，甚至也可以判定意识形态是否明显。本章节接下来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鼓励大家意识到自己的意识形态并做出选择，一是建议如果儿童也能够做到这一点，会非常有益。
然而，现在通常认为的最早的儿童文学是18世纪40年代早期英国的约翰·纽伯瑞（ John Newbery）出版的书—比如《小小口袋书》（ A Little pretty Pocket Book）和《给小绅土汤米和小淑女波利的建议和娱乐：巨人杀手杰克的两封来信，球和绣球花，什么铁定能让汤米变成好男孩、波利变成好女孩》。纽伯瑞的出版座右铭是“永远的商业和葡萄干蛋糕”—商业和美食的完美结合，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他的童书依然被认为与现今的童书相似。要造就像纽伯瑞这样成功的商人，就必须有顾客愿意购买他的产品—这些人不能像清教徒一样，而是得相信他们有权愉悦自己，并有权购买能给自己带来乐趣的东西。纽伯瑞童书中隐含的读者—也是现今北美和欧洲出产的大多数儿童文学的隐含读者—正是这种类型的好顾客。他们知道如何品尝葡萄干蛋糕，他们需要并认为自己应该获得愉悦感。其实，从纽伯瑞时代到我们现在的时代，大多数儿童故事、诗歌和图画书的主要目的都是鼓励并允许孩子去感受那些感觉、尽情享受儿童般的愉悦感。自纽伯瑞时代以来童年就被理解为是一种断然的商业现象—一种承载中产阶层价值观的产品，中产阶层的权力正始于纽伯瑞时代，在他们看来，成功和荣耀不在于家庭背景或纯洁的精神，而在于赚钱的能力。
在消费者社会中，一个理想的中产阶层市民想要快乐购物愉悦自己，也必须拥有一定的技巧，才能得到购物所需的钱。而其中一个技巧就是延期付款——大家知道要赚到买东西的钱必须先付出辛勤的劳动，如果劳动赚到的钱不足以声消费用，那大家就会对提前消费感到内疚。要做一个好的消费者等于要做一个好的生产者。纽伯瑞童书以及现今生产的许多童书，其第二个主要目的就是培养这种内疚感——让汤米想要成为一个好男孩，波利想要成为一个好女孩。而关于“好”的定义从纽伯瑞时代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改变，连达顿这样的批评家都认为纽伯瑞童书以及当今许多与之类似的童书代表着一种真实而正确的为儿童写作的方式。但他们对于童年的假设跟早期或其他地方的童年观都很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