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派笔记的智慧和勇气

阿城的《威尼斯日记》，值得重读。私以为，五四以降，阿城的才华未必是最出色的，他的博才也不算希奇，信息社会的便利让许多人能够通过网络轻而易举地搜索到各种门类的知识。他的希奇在于贯通中西，食古即化，为今所用。许多老派的知识分子都具备这样的能力，他们可以全息地了解世事人情、通晓常识、分析历史时事。


而文革以后这样的人少了或哑了。起初是政治的原因，时代的病：人被不合理地压制了，却也为了活着任命了，渐渐觉得不合理即是合理对。不如猫狗，被踩到尾巴还会叫唤，许多人早已学会隐忍，失去了叫喊的本能。尤其是那些卖文为生者，书写了太多合理，连揭示的真理的勇气都消失殆尽——一旦失去了这样的能力，写出来的文字也只是粉饰太平，无足轻重。
　　阿城是少数派，他清楚一个理，文字明白，说的道理也明白。王朔认为只有阿城和崔健弄出来的东西才是“断根的有道理”。阿城的文笔才情能为人瞩目，是符合民愿的。陈丹青和他差不多。陈丹青说过，不是我的文章好，是如今写好文章的人少了。而陈丹青还有句话没说——像他和阿城这样好中之好的人更少了，稀罕，他才有了傲视群儒的本钱。

 
　　说回到阿城的随笔。他继承了老底子的写作态度，世俗笔法，笔记载思。那本《威尼斯日记》是典型的笔记，看似为旅行的副产品，其实寄托了个人的怀想。许多大的想法打碎了，揉细了，成为阳光清风底下的水面，波光粼粼啊。私生活记录下来，写得好，可以开拓别人的思路。这不正是那些优秀博客文章存在的意义？

　　有一段日子，我读的书可归为一类：笔记。在读的陈丹青（《陈丹青音乐笔记》）、谢泳先生的几本书（《消逝的年代》、《杂书过眼录》）都属此类。
　　之前，宁波藏书大家王村长力鉴的陈近仁的《抗战时代生活》也是这样好看的书籍。这本书在谢泳先生的《杂书过眼录》中曾有记载（P200），谢先生评论这本书的价值说道：“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掌故和笔记的意义有时并不在事件本身，而在于那些事件可能会让研究者有一种走近当时生活的冲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研究历史的人都爱看掌故和笔记一类东西，因为他们从那些东西中可以获得另外一种历史感，有时还能获学术灵感。”这是笔记的意义，或许正是这个理由，阿城把陈近仁另外一本书《银元时代生活》评为“老上海书，这一本最好。” 作者为名医，《抗战时代生活》是回忆文章，日寇侵略下的中国人的气度和时代空气常从纸面上腾起，甚至扑面而来。我还没看完，就不多说了。朋友老郑说，这本书小书店又有了，好事一桩。

而在我看来，那些少数派的笔记不光有意思，还有着勇气。记录的作者，将时间和个人的经验凝结在文章里，成为思想的化石，摆在读者面前，无惧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