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诸论文、著作读后感

（大二的头一篇严肃的读书报告，写得很啰嗦。）

何以安史之乱之前地方政治革命均不能成功？陈寅恪先生认为因为隋唐继承了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在安史之乱之前、“关中本位政策”还未崩溃的时候，“举天下不敌关中”故可以“居重驭轻”[1]。因此地方政治革命向来只有被中央扑灭的命运，而中央政治革命一旦在关中取得成功，便可以统御天下。对此我的理解是，关中本位政策决定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体系，而这个统治体系的特点和设置已经决定了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而中央政治革命改变的不是这个体系，只是高层的人事，因此新的中央照样可以统御天下。

中央政治革命亦何以成功与失败？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央政治革命之关键在于控制皇帝，控制皇帝意味着要控制宫城。陈寅恪先生分析了长安城南北军设置之特殊性，以及玄武门之险要地势，详引自高祖、太宗、中宗、玄宗的四次中央政治革命，指出革命胜利的关键是玄武门之得失及屯卫北门禁军之向背。

在分析太宗玄武门之变的时候，陈寅恪先生通过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这一新材料，发现了在事变之前，李建成、李元吉也试图对玄武门进行控制。这一发现，纠正了长久以来的成见，是不小的收获。对于敦煌写本的使用，先生说：“此亦新史料之发见，足资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写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在玄武门考证中，先生正是运用了伯希和的敦煌文献。

陈寅恪先生将唐代都城建制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考虑，确有高人之处，这种以小见大的治史方法对于后学尤具启迪作用。唐振常先生对“玄武门系成败之机”的评价是：“宫城北门，初视之，似无关宏旨。北门之得失，不过战争之失地与得地而已，先生竟以其‘小’而做出了关乎政治革命成功与失败这样一篇大文章。”

对于“玄武门学说”的补充有不少，我目前所读的有两篇论文：孙英刚老师的《唐代前期宫廷革命研究》和吴宏岐老师的《隋唐行宫制度与宫廷革命——兼论陈寅恪“玄武门学说”之拓展》。孙英刚老师从唐前期的宫廷政变中总结出了一个规律，就是宫廷政变始终围绕着“一君二储三方”进行，因此继承方的集团必须完成两个任务：一、控制或杀死在位者；二、消灭另一继承者。如果只完成一项，必遭失败。如此一来君主和另一继承者，他们的居住地点就成为重点袭击对象[2]。吴宏岐老师则是将宫廷政变的范围从洛阳长安的宫殿扩展到了行宫。他指出隋和唐初期，皇帝们对于某些行宫的频繁临幸和长时间居处，使得这些行宫充当着临时的政治中心，而这种长时间的临幸也为宫廷政变的发动者提供了绝佳时机。[3]以上两种观点都是对于陈寅恪先生的扩展。

在讨论完玄武门与中央政治革命的关系之后，陈寅恪先生又论唐代皇位继承之不稳定性。唐代皇位的不稳定从高祖时就开始了，新旧君交接之时，辄有政变发生。其中不乏像李世民、李隆基这样功勋卓著的，但是他们的践位都是一波三折。其中李隆基之前就有把自己的父亲推上皇位的大功，后来又得以监国，并受内禅，就是这样其皇位也依旧不安定。太平公主欲以羽林军作乱，幸好被铲除。至此李隆基的位置才算坐稳，皇位交接才算稳定下来。从此可见唐代皇位继承的不稳定性是多么的厉害。

这一现象到了肃宗的时候有了新的变化。肃宗是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分兵北上，在灵武自取皇位，因此开内禅之外又一新途径。同时宦官李辅国又有戴翼之功，又特创后来阉寺废立储君之先例。到了肃宗驾崩，张皇后试图用通过宫闱政变方式来取得皇位继承权，却因李辅国支持太子的原因，终以失败结局。至此又一新变化出现了：唐代宫禁中武曌以降女后之权柄，遂告终结，而皇位继承制决定，乃归于阉寺之手。而阉寺当中存在不同的党派，阉寺之党争在后来成为了唐代中央政府的枢机所在。无论是外朝士大夫的牛李党争还是皇帝的废立，无一不是阉寺党政的附属品、派生物和在不同层面的投影罢了。

之后，陈寅恪先生开始了关于党派分野的论述。首先要分析中央政府各个层面的组成。陈寅恪先生将其分成了两个大领域，一是外朝，一是宫内。对于宫内的分析是比较简单的，在武后之后、代宗之前，宫中女后的政治势力是比较大的，到了代宗之后，女后被排除到政权之外，操纵宫内的唯有阉寺了。阉寺当中也有不同的党派，而这些党派的纷争在皇位交接之际最能体现。阉寺的势力远不止宫内，外朝的士大夫往往会附会阉寺，因此也会因为附会的阉寺党派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党派，其中以牛李两党最为典型。阉寺之所能能够操纵中央权柄，肆意行废立之事，陈寅恪先生并未给予明确说明。我简单复述一下当下学界观点。

宦官的权力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神策军的掌握，而是出任地方藩镇担任监军。在此主要讨论阉寺对神策军的控制。在代宗幸陕州时，已经掌控了神策军的鱼朝恩“举在陜兵与神策军迎扈，悉号神策军”，代宗返回京城，“朝恩遂以军归禁军，自将之”。[4]自此，神策军逐渐成为禁军的一支，并在日后逐渐成为禁军的主流，成为唐王朝在军事上的主要支柱。唐王朝在长安城原本有南北衙禁军，南衙禁军有十六卫，负责宿卫京城，属于宰相掌管；北衙是守卫宫禁北门的禁军，是皇帝直辖。原本北衙的军队实力就比南衙强。到了后来府兵制破坏之后，南衙十二卫的来源已经枯竭。经过安史之乱，十二卫名存实亡；至此北衙禁军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了。北衙禁军的配置是不断改变的，到了德宗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北衙左右十军，而其中以神策军最盛。神策军在早期除了鱼朝恩以外，并不由宦官统领。但到了贞元二年，德宗设置“监句当左右神策军”用来赐予宦官，自此宦官逐渐掌握了神策军[5]。而且神策军的待遇优厚，还通过收编作战能力较强的方镇军和边军来增强自己的实力[6]。在唐中后期，强力的神策军成为了中央政权的支柱，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说到：“左右神策军者，天子护军也。每年有十万军，自古君王频有臣叛之难，仍置此军以来，无人敢夺国位。”[7]神策军在遏制吐蕃、南诏等外族，和镇压藩镇的方面为中央立了功劳。因此要一体两面地看待神策军：一方面是皇帝亲信掌控的武装力量，可以护卫中央，而无割据之威胁；另一方面，阉寺掌控着中央所能控制的所有军队，进而导致了宦官专权，擅行废立。这样的史事，不得不让我联想起了北周的宇文护，“自太祖（宇文泰）为丞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府。太祖崩后，皆受护处分。凡所征发，非护书不行。护第屯兵禁卫，盛于宫阙。事无巨细，皆先断后闻”[8]。通过把持禁军，使得整个京城的无论是公卿百官还是皇帝都成为圈中的羔羊，从而得以掌握绝对的话语权。运作的机理何其相似。我认为这种机理仅仅能在“内重外轻”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不然地方势力很容易就能护驾中央，粉碎阴谋。

对于外朝的分析，陈寅恪先生将目光聚焦于士大夫当中两个阶级的矛盾、互动。一个是山东旧族，一个是新兴文辞科举阶级。山东旧族是自魏晋、北朝以来一直存在的，此前一直被压抑，到了武后、玄宗时才得以重新实战手脚；而文辞科举阶级则是自高宗、武后时开始兴起的。以上两个阶级的争斗成为了唐朝中后期朝堂上的主旋律，而唐初的朝堂则是近乎“关陇集团”一统天下。

对于“关陇集团”，陈寅恪先生极为重视，《述论稿》中写到：“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因此首先要了解先生提出的“关中本位政策”。因此理解先生的“关中本位政策”和“关陇集团”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当中已经提出了“关陇本位政策”[9]。对于《略论稿》中的“关陇本位政策”和《述论稿》中的“关中本位政策”这两个名称的讨论，可详见李万生老师精彩的研究[10]。简单来说，二者意义上是等同的。陈寅恪先生在《述论稿》中使用“关中本位政策”这一术语，仅仅是出于讨论唐代历史的方便。

“关中本位政策”政策的的目标是要组成一个统治集团，进而让这一统治集团来维护这一政策和推行这一政策的政府的统治[11]。这一统治集团便是“关陇集团”。因此政策先于集团，政策创造集团，而这两者的缔造者则是北周的宇文泰。对于宇文泰创始政策的原因，陈寅恪先生说到：“其（宇文泰）物质及精神二者力量之凭借，俱不如其东南二敌（高氏、萧氏），故必别觅一途径，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统一厉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12]。西魏在关中立足之后，俨然是一个外来政权。外来者是鲜卑军人和胡化了的汉族军人。这批人主要有三批：宇文泰接受的贺拔岳以六镇中武川镇兵户为骨干的军团；收编了的侯莫陈悦的军队，其中最为主要的是跟随李弼投诚的万余人；永熙三年跟随孝武帝入关的北魏劲旅、“六坊之众”。从种族来看，这些外来者基本上是鲜卑人和鲜卑化的汉人。鲜卑化的汉人其实可以将其视作鲜卑人。陳寅恪先生指出：漢人與胡人之分別，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13]这也是为何汉人出生的高洋却自视鲜卑，源师本出鲜卑却被目为汉儿。鲜卑的外来者来到一个新环境，他们面临着内外两重威胁。对内的话，要争取当地的支持，尤其是关陇地区世族大地主的支持。联想历史，宇文泰入关正如带着荆州人士入川的刘备，势必要谋求与益州士族的合作；带着淮泗军事集团入江东的孙氏，要通过先强硬后怀柔的方式，争取与江东大族的支持[14]；带着中原人士南渡的王导，要争取江左势力的支持[15]。对外的话，宇文泰在面临着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强大的高欢的威胁的同时，也面临着江左梁氏带来的意识形态——文化正统——上的威胁[16]。

这一内外困境不仅仅是宇文泰面临的，连高欢也是如此：

高祖（高欢）曰：“弼（杜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17]

因此宇文泰急需解决的是推行一系列政策，以加强军事实力；笼络关陇士族，使其与入关之军事团体结成一牢不可拔的共同体；创造一独特的意识形态[18]，争取文化话语权。陈寅恪先生将这些政策总结为“关中本位政策”，并将其分成两大类：关陇物质本位政策和文化本文政策。：

宇文泰的办法是：使苏绰、卢辩之徒以周官之文比附鲜卑部落旧制，建立府兵制度；广募关陇豪右、籍六等之民以增军旅；改易西迁关陇地区的山东人的郡望为关内郡望；府兵将领（及其士卒）改从鲜卑姓，并使之与土地结合。宇文泰比附周官之文，是要把自己与鲜卑化的东魏和继承汉、魏、晋的梁朝都区别开来；宇文泰以鲜卑部落旧制为依归，建立有贵族性质的府兵制，改易府兵将领的郡望与姓氏，并使之与土地结合，是要建立起一个足以与东魏、梁朝相抗衡的强有力的关陇集团。[19]

关陇本位政策中物质政策是主要的，文化政策为辅。文化政策的话，“要言之，即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内容是上拟周官的古”[20]。

府兵制是关陇物质本位政策的关键。府兵制一方面是为关中政权提供了军事支持，另一方面府兵制有构成了一种分享政权的手段。府兵制的建立是在大统八年[21]。此时关中政权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入关之鲜卑人，但是随着与高欢的战争消耗，尤其是大统九年的邙山之战后，鲜卑兵员的损失巨大，兵员补充越来越困难起来了，因此宇文泰不得不从汉族人中吸收兵员[22]。可见府兵制之建立和改进，直接目的在于满足战争的需要。但是应该注意到，府兵制绝不仅仅是一种军事制度，在府兵制中的改姓、该郡望和后来的赐姓，都是塑造一团结的统治集团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其中对于改郡望和赐姓者两个步骤，在上编《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升降》有详细说明，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唐王室附会与陇西李氏，就是这种政策的结果。因此府兵制应该是“军事-政治制度”。这一制度要塑造的是一个将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紧握在手中的统治集团[23]。这一统治集团的核心其实是很有限的，是那些参与西魏、北周建立，与宇文泰出生入死的那些人，具体来说应该是西魏大统十六年以前形成的“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这是宇文泰时期的关陇集团。

陈寅恪先生认为：隋唐的时候依旧奉行着“关中本位政策”，“关陇集团”依旧是统治阶级的核心力量，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因为武氏并非是关陇集团的一员，所以对其打压、拆分，到了玄宗时期关陇集团彻底崩溃。但是对这一说法反对的挺多。首先是隋唐的时候是否存在关中本位政策这个问题。岑仲勉、韦其勒先生都认为太宗时候并不存在所谓的“关陇集团”；黄永年先生则认为最迟到隋炀帝时候，关陇集团就已经不存在了；韩昇先生则跟进一步，指出隋文帝时期关陇集团和关陇本位政策便已经开始动摇了。[24]因此就我来说，我更倾向于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适用于西魏北周这一割据、争霸的时期，而不适用于隋唐大一统的时期。同时，作为“关中（陇）本位政策”的物质基础的府兵制，在宇文泰时期和隋唐时期，其内容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隋文帝开皇十年，颁布诏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宇文泰时期的兵农分离使得士兵成为了一个特殊阶级，而到了隋初兵农合一，这一特质就消失了。因此物质基础的消失，也决定了在隋唐时期旧的政策就已经难以维系了。现在对于“关中本位政策”理论的修复，主要是扩大“关陇集团”的范围。11这种做法虽然提高了“关陇集团”说的适用性,但由此也大大降低了该学说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其次，说武则天因为不属于旧统治集团而对关陇集团进行打压，是不合史实的。岑仲勉先生指出：

“关中本位政策”或称为“关陇集团”，以谓则天本家不在此集团之内，故蓄意破坏而代以新兴进士。殊未知初唐已优待太原元从，（参会要四五）太原不属西魏范围，如当时果持此一政策，是从龙之辈已受排斥，其立说脱离现实甚明。抑武后父士彠武德元年官库部郎中，实握财政出纳权，且是“恕死”者十六人之一，（同上引）岂武后亦打击其本家耶？为此论者无非太重视长孙无忌贬死之一事，然无忌之死由于不党武后，许敬宗非关陇人，却获宠任，可比观也。[25]

因此我认为陈寅恪先生的“关陇本位政策”理论的提出，有其精华和启发之处，但绝不应该局限于此套框架中，从而削足适履。

回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先生认为，在武则天的打压下、加之府兵制的崩溃（见附一），关陇集团在玄宗时便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紧接着，新兴的科举阶级和旧士族在中央政治舞台上开始了他们的表演。中央政治舞台，现在分成台前和幕后。在台前，外朝士大夫们作为演员，分成了牛李两党，相互斗争；在台后，作为导演的阉寺们，一方面操纵着剧场老板——皇帝——的废立，另一方面影响着前台的演员。幕后的导演们自己也分成派别，而演员们通过依附不同的导演派别，来为自己争取资源。因此在唐代中央这个大剧场里，作为导演的阉寺，俨然成为了最高的话语者。那么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划分士大夫为两个派别的那条界限是什么呢？我尝试着归纳了一下先生的论述：士大夫自身的品德涵养和个人选择。

陈寅恪先生认为，在唐代初期关陇集团压制着魏晋北朝以来的旧士族（山东集团），武则天时候锐意进取，打压关陇集团，同时推重科举，借用出了科举出身的新兴阶级来摧毁关陇集团对于中央政权的把持。因此安史之乱以后，把持中央政权的便成为了科举出身的新兴阶级和过去被压制的山东旧士族。前者形成了牛党，后者形成了李党。牛李两党党争的实质，是新旧阶级之间的斗争，士大夫在党中必须从属于一个阵营，不然难完其身。看中经学、重视家风礼法的士人属于李党，看中科举之途、推重诗词文章、浮华放浪的属于牛党。李党中也有平民出身，靠科举入仕的；牛党中也有士族出身，品德堕落、丧失门风的。因此划分的标准不在于出身，而在于个人的选择和品德涵养。但是牛李两党各自依附于不同的阉寺集团，因此两党的胜负要看的是后台老板的力量对比。值得关注的是，陈寅恪先生也指出了宪宗朝以来，李党主张用武力削平藩镇，而牛党则反对用兵，对削平藩镇持消极态度这一两党政见上的不同。但是先生没有明确指出这种政见的不同因何产生。如果将其归因于阉寺集团政见不同的话，先生也没有指出宦官产生不同的政见的原因。我认为这是一个遗憾，但也为后人的继续研究提供了空间。

牛李党争表面形式化在宪宗之世，此后党争愈演愈烈，两派交相执政，武宗朝李党最盛，宣宗朝牛党最盛，宣宗之后党争逐渐泯灭。至于泯灭的原因是因为作为党争的基础——阉寺党争消失了。阉寺“合为一片”，促使了外朝士大夫也生成了一种团结的自觉意识，至此出现了阉寺与外朝士大夫争斗的新格局。如何除掉阉寺？摆在皇帝和士大夫面前的有两个方法：一是在中央凭借士大夫和皇帝自己的力量来发动政变；二是引入外力翦除宦官。宦官掌控兵权，所以一方法难以成功。因此唯有引入外力可行。因此“终于事势既穷，乞援外力”，崔胤矫诏，引朱温入京，士大夫与阉寺“遂同受别一武装社会阶级之宰割矣”。

以上便是陈寅恪先生对于中央政治斗争与党派分野的看法。后世学者对此多有讨论。就牛李党争而言，首先将牛李两党与新兴科举阶级和旧士族一一对应是否得当？岑仲勉和砺波护两位先生对于牛李两党成员的出身进行了统计，其中砺波护的统计更为详细。二者均得出结论：牛李两党在构成上，并没有特殊的异质性。就实证的角度来说，我跟倾向于岑仲勉和砺波护的结论。其次，对于牛李党争的考察重点应该放在哪里？陈寅恪先生将重点放在了新旧两个阶级的对立上，这也或多或少的影响了他对于两党构成上的判断。而胡如雷先生则是将重点放在了藩镇问题上。其实陈寅恪先生也指出了两党在对藩镇是主战还是主和这个问题上有分歧，而胡如雷先生则是对这个分歧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当时的地主阶级由“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大地主阶层”和“中小地主阶层”三股势力组成。其中“地方豪强大地主阶层”在地方的代表是藩镇，在中央的代表是牛党；而李党则是“公卿、显官集团” 和“中小地主阶层”的代表。这也就解释了两党的政见不同的原因了。

至此我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中编《中央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为主干，自主梳理了陈寅恪先生对于唐代政治的总体看法。在梳理的过程中，我不停地翻阅原文，重温了书本内容，同时对于其中陈寅恪先生没有详细讲述的部分，通过翻阅其他论文、著作（主要是王仲荦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的方式，进行了知识上的补足。最后对于先生的一些理论创见——主要是“玄武门理论”、“关中本位政策”和“关陇集团”理论、牛李党争——进行了学术前沿的跟踪。因为时间和能力的有限，导致了我的读书报告一定存在许多疏漏和错误，希望老师谅解。但是这次的阅读经历和书写经历，着实让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上编《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升降》和下编《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我认为主要是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上编提供了一个种族与文化的研究视角，用这个视角来看唐代河朔地区藩镇割据。下编则是提供了一个——我看来——“全球史”的视角。这个视角强调的是交互，而非国别的独立。

因为时间和篇幅的原因，本篇读书报告就此结尾。每每思及要浪费老师的时间，来看这将近一万字的毫无新意、创见的废话，我都羞愧不已。但是无法否认，这就是我目前的学习成果。

附一 府兵制的崩溃

到了唐代府兵制和均田制结合了起来，均田制成为了府兵制的经济基础。但是不久府兵制就开始崩溃，崩溃的原因有以下几条：一是均田制的难以维系，到了唐高宗晚年和武则天统治时代，均田制逐渐破坏，府兵受田很难足额，有些府兵户除了保有二十亩永业田以外，连一亩口分田也分配不到，这样，他们的经济就逐渐衰颓下来，即所谓“ 浸以贫弱"了[26]；二是唐朝长期的作战，一方面使得兵员的消耗难以得到补充[27]，另一方面使兵役时间的加长[28]，劳动力长期离开土地而导致田地荒芜[29]；三是府兵地位的下降[30]、赏赐不行，没有多少人愿意当兵[31]。府兵制原本作为“居重驭轻”的关键，它的崩溃导致了中央难以保持对地方的绝对优势。这一点影响可以参见上编。在上编中陈寅恪先生考察地方势力的时候，尤其关注其河朔地区的胡化问题。他认为河朔地区在胡人迁徙、定居的影响下逐渐渐染胡风，进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而这一社会文化与以长安为中心的科举汉化文化形成了两极对峙的格局。对于种族、文化的关注，使得先生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来考察唐代中后期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地方割据。

[[1]]《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八唐紀四十四建中四年八月條

[[2]] 孙英刚.唐代前期宫廷革命研究[M]∥荣新江.唐研究:第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63-287.

[[3]] 吴宏岐.隋唐行宫制度与宫廷革命——兼论陈寅恪“玄武门学说”之拓展[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3):101-106.

[[4]] 《新唐書·兵志》

[[5]] 王仲犖.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86-487

[[6]] 牛志平.略论唐代宦官——兼与齐陈骏、陆庆夫同志商榷[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01):94-99.

[[7]] 圆仁著,白化文、周一良、许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461.

[[8]] 《周书·晋荡公护传》

[[9]]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45

[[10]] 李万生.说“关中本位政策”[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5(04):19-32+159.

[[11]] 牛志平.略论唐代宦官——兼与齐陈骏、陆庆夫同志商榷[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01):94-99.

[[12]] 陳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三聯書店:198.

[[13]] 陳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200.

[[14]] 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J].历史研究，1992(01):70-89.

[[15]] 陳寅恪.述东晋王導之功業[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56(01):163-175.

[[16]] 《北齐书·杜弼传》记载高欢曾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这条记载说明了南朝始终存在的一种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可来自文化正统的地位，而这种文化地位又可以产生政治上的向心力，而这种吸引力对于高欢和宇文泰政权始终是一个威胁。正如在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人的扶持下组建了伪政权之后，蒋介石欲将汪精卫杀之而后快，对于蒋介石来说最大的威胁是汪伪政权作为一个“正朔”所带来的吸引力，这个吸引力将会给重庆政府内部带来分裂。一系列国民党高官的奔赴南京，和北方士大夫遥望江左一样，都会给政府带来裂痕。

[[17]] 《北齐书·杜弼传》

[[18]]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合肥:黄山书社.1987:第十九编第二节：“如果要与高欢抗争，一则须顺当时鲜卑反对汉化的潮流，二则要有异于高齐的鲜卑化、西胡化，采取汉化的政策。”我认为前说反对的汉化，是指反对北魏式的汉化；后面采取的汉化政策是指吸收汉族文化，但同时又有所创新的文化政策。

[[19]]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第十九编第三节、第二节.

[[20]]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

[[21]] 《北史·文帝纪》：“（大统）八年三月，初置六军。”

[[22]] 《周书·文帝纪》称：“邸山失律，于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

[[23]] 《周书·孝闵帝纪》：“今二十四军宜举贤良堪治民者，军列九人。”

[[24]] 雷艳红.陈寅恪“关陇集团”说评析[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1):72-79.

[[25]] 岑仲勉.隋唐史·唐史第十八节:进士科抬头之原因及其流弊[M].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5月:187.

[[26]] 同时作为封赏的土地也没法按额度分配，如《唐开元九年帐后户籍残卷》（伯希和敦煌文书第三八七七号）中的曹仁备，他的勋官是上柱国，应受田（包括勋田）共三十一顷八十一亩，实际只受到六十三亩。

[[27]] 唐高宗咸亨元年，唐军攻吐蕃，大败于大非川，死者十余万。仪风三年，唐军十八万，又被吐蕃击败于青海边。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唐与契丹战于平州砍石谷，唐士卒死者数万。神功元年，唐与契丹又战于平州东砍石谷，唐将士十七万人，死亡殆尽。

[[28]] 《资治通鉴》开元十六年：“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杜甫《兵车行》：“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自还戍边。”

[[29]] 杜甫《兵车行》：“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30]] 《玉海》卷一百三十八引《邺侯家传》：“借姻亲之家，为僮仆执役。”

[[31]] 《新唐书· 兵志》：“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