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找不到，就自己写吧。”

学生时代最讨厌写作文的我，一定不相信自己后来竟会将写作视为事业。我周围的人不理解，曾有不止一位朋友问我说，你一个理科生，怎么就突然写小说去了？对此我很有些哑然。我本科和研究生都是物理学专业，那时候关心的是纳米通道，摆弄的是扫描电子显微镜，几乎认定自己将为科学事业献身。所以，事实上，即使朋友不问，我自己也常常会这么自问。那多半是我将醒未醒，精神颇为恍惚的时候，学生时代的烙印就会伺机浮现：“怎么回事？我好像很久没写过麦克斯韦方程组了！”“糟糕，我上一次解微分方程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我才突然完全清醒过来，发现自己竟选择了写作这条与专业完全不搭调的路，而现在所要做的，担忧的事情也早已完全不同，便骤然对自己产生了一种陌生感，甚至惊出一身冷汗。

现在想来，我对文学产生兴趣，几乎完全出于偶然。那是我生命中少有的拥有一点空闲时间的岁月，为了排遣无聊，我才翻开了书。我记得自己读过《老人与海》，读过《安娜·卡列宁娜》，读过弥尔顿的《失乐园》，还有很多乱七八糟我今天已经忘记的东西，当时的感觉只是“不错”，却并不至于激动人心。第一本令我感到“惊艳”的书，是《百年孤独》。我至今仍很怀念初读它时那种美妙的阅读体验，它让我第一次陷入一种爱不释卷的状态，也让我第一次在读完之后怅然若失。我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时的感受或许就与马尔克斯读卡夫卡的《变形记》时的感受一样：噢，小说原来可以这么写！我是幸运的。而几乎是为了再次体验这种幸运，我才继续阅读，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能再找到类似的感觉，就连马尔克斯本人的其他作品也一样，无法让我满足。

这种阅读上的饥饿状态持续了好一阵，直到我遇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马尔克斯很不一样。马尔克斯是一个天才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伟大的作家。马尔克斯描绘的是一个广大的五光十色的世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现的则是一口很深很深很深的井，井底是一个人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读起来会给人一种呼吸困难的感觉。大段大段的，在日常生活中绝不可能发生的对话或独白几乎足以将任何一本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性完全破坏，而《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突然冒出的几乎完全独立于情节之外的《宗教大法官》则更是显得突兀，完全破坏了故事的平衡。然而，他最大的魅力也恰在于此，没有谁能像他那样发问，把一个又一个常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话题剖析得鲜血淋漓。后来，我又遇到了布尔加科夫，鲁尔福，拉什迪，还有尼采和齐奥朗，这些人都能带给我类似的体验，但不得不说，他们在作家群体里还是太稀少了。所以，在动手写《四月在愚人船》以前，我想法其实很天真也很简单：

“如果找不到，就自己写吧。”

既未考虑销路，也未考虑自己以外的读者，我的目标十分明确：我要写一部能同时看到马尔克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子的作品。马尔克斯告诉了我该怎么去写，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告诉了我该写些什么。没错，我对自己说：我就要这么写。

后来，在读过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之后，愚人船的意象便在一个深夜突然浮现于我的脑海。那将是一个十分方便故事展开的场景，因为我要让那世界完全由疯子组成，就如陀氏笔下的人物经常高呼的那样，“一切都是允许的”。而这“一切”，既包括所有无视常理的情节，也包括所有借疯子之口道出的厥词和前后矛盾的谬论。啊哈，对，我说，要有疯子。于是，就有了疯子。在这样一个无比自由的环境之中，整个创作过程对我本人而言就成了一次美妙的体验。而如今我竟有机会把这种美妙体验之后的产物出版成书，简直可以说是意外的惊喜。至于它有多少价值，或根本有没有价值，我恐怕是最没有发言权的人。很显然，我写小说的目的既不是揭示真理，也不是教育大众，更不是为了用什么符号或隐喻去说服或讽刺某个假想中的人物或团体。

这是一本我完全为自己写的小说。

如果有谁碰巧在其中发现了什么真理，也绝不应归功于我，却只是因为这位读者太有智慧；如果有谁在其中看到了谬误，那也是理所当然，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帮疯子的疯言疯语；如果有哪位热心读者花了时间和精力去条分缕析，试图为这本书归纳出一个主题或中心思想，最后却感到受骗并大呼“真不知道这家伙究竟想表达什么”，那么我也只能在此先行道歉，事实就是，没什么主题，也没什么中心思想，语文课上的教导管不到这里。

我完成了这件作品，它是它所是。

我甚至不知该把它归入哪一类文学之中。它不是科幻小说，因为它连常识都没有。它不是奇幻小说，因为它并没有建立另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它不是悬疑小说，因为它没有遵循逻辑的推理。它不是历史小说，因为它没有任何具体的地点时间。我对自己的编辑和卖书的店家都心怀歉意，我甚至无法为它贴上一个合适的标签，因为这些标签事实上也是一种承诺，帮助读者在翻开第一页之前就建立一个心理预期，而这本小说则只会让那些心理预期都落空，对于阅读经验丰富的读者更是如此。至于对它如何评价，如何解读，则更是早已不在我所能掌控的范围。就如我小说中的某个人物那样，我提供的只是一副杜撰的生物骨架，而这个生物原本的模样究竟为何，则全凭有兴趣的读者去想象，也全赖他们参与到创作中来了。

最后，回到先前那个同样不怎么重要的问题上来。尽管我相信自己开始写作纯粹出于偶然，但理科生几乎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喜欢观察，总结规律，为现象找原因。我也不例外。而我观察得最仔细的对象，恐怕就是我自己，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不过，后来我才知道，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其实早就做过类似的事情。总之，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我的观察对象是一个笨拙的人，他不大懂得如何与人合作，甚至相处，相比起加入一个团队，他似乎更喜欢一个人呆着。我得出结论，这家伙是个适合单干的人。现在，我相信，幼稚的他当年之所以成为一名理科生，以科学家为目标，也恰是因为他曾一厢情愿地相信，科学家就是一种适合单干的职业。他听过陈景润一个人挑战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也听过爱因斯坦一个人在专利局里捣鼓出相对论的事情，他心目中的科学家，似乎就是那种关上门，躲在阁楼里，不必见人，埋着头，仅靠一张纸和一支笔就能干出一番事业的人。但是，当他真的上了大学，并一度抵达了学科的前沿，他才发现，科研根本就不是——如果曾经是，那么现在也早已不是——他所幻想的样子。现在的科研最讲究的就是团队合作，搞理论的需要实验数据，做实验的需要理论模型，此外还有跨学科的合作和没完没了的组会讲座讨论交流，不但不能一味埋头单干，还要关注各大期刊，紧盯同行动向……而这一切，都不是我的观察对象所能应付得了的。

世间有一个说法，叫做“性格决定命运”，我很以为然。那么，世上还剩下哪一种创造性的职业，是不需要团队合作，可以完全凭一己之力完成的呢？恐怕就只剩下写作了吧。有人曾问我，你真的爱写作么？我不敢回答。我是逃向写作的，我别无选择，爱不爱这样的问题对我来说，实在有些奢侈。现在想来，我在过去所爱的，或许也根本就不是科学，不是真理，却始终是那个能够关起门来，让我躲入其中的小阁楼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