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里奥·福：我为什么写《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达里奥·福/文 蔡蓉/译
来源：澎湃新闻
我们缘何会有创作一部与国家当局迫害死亡事件相关戏剧的想法呢？这是迫于形势所需。
1970年春，热衷于我们戏剧的男女民众—工人、学生、民主进步人士们敦促我们写出米兰农业银行事件、迫害皮内利死亡事件内情的剧目，并探讨其死因和政治后果。这种要求源于围绕此类问题媒体信息的可怕空白。经过最初毫无报道阶段后，左翼报纸《团结报》以《事件令人困惑不解》《皮内利之死多么模糊不清》为题率先打破沉寂。人们期待“水落石出”。倘若对事件不去追查，而只是期待……
反之，对事件应千方百计地去追查，因为读到少而不实报道的人们越来越困惑，兴许他们会隐隐约约地感知，国家当局可能会干出令人悲愤的谋杀事件、却作出一副向寡妇孤儿授奖、安排立正姿势的宪兵伴随葬礼的假相。
1978年初夏，由萨莫纳·萨维利（看似无名氏，实则由马克·里季尼及其他同志们撰写）出版了一部国家当局迫害死亡事件的书。这部书证据确凿、材料丰富，尤其值得赞颂的是一种非凡坚定、勇敢的精神。
秋季，《继续斗争》刊物社长皮奥·巴尔德里被卡拉布列西警长告发，正是此时，我们也懂得了尽快行动起来的紧迫性。
我们开展调查行动。一些左翼民主报刊的记者和律师向我们提供了尚未公开的第一手资料影印件。我们有幸涉足司法诉讼文件，读到有关皮内利意外死亡事件的档案材料。（众所周知，针对某些人士坚持要将“皮内利事件”搞得“水落石出”，诉讼进程被连续延期，最后被终止。）
我们着手戏剧初稿。甚至可以说，写的就是一出政治讽刺剧。审讯过程、官方声明的矛盾百出引发出许多令人可笑的荒唐滑稽场面。我们清醒地知道，我们的铤而走险可能被告发、被指控、被起诉。不管如何，我们的行动是值得的，这是我们政治团体中的积极分子应尽的义务，重要的是尽快行动起来，趁热打铁。
在科莱塔街的卡帕诺内剧院的首次演出适逢对《继续斗争》刊物社长进行诉讼之时。尽管挑衅不断，诸如接到演出大厅安有一枚炸弹的匿名电话、传单，当局媒体对“死亡事件”的负面报道等等，每晚开演前半小时，剧院大厅的观众济济一堂，我们在舞台上同挤在侧幕两旁的观众心连心，一起进入角色，首演获得巨大成功。上述情况鼓舞了在巴尔德利诉讼案件中的律师同志们立场强硬坚决。重复演出场场爆满，又演出了二百多场。
重重困难始于巡回演出。科莱塔大街是我们自己的演出场地。外界，为我们安排的同志们不得不去租赁剧院、电影院、舞厅作为演出场地。不止一位经营者尽管已同我们签了合同，可在最后一刻，仍将我们拒之门外。
然而经历挫折的我们却往往是得道多助的胜利者。譬如在波洛尼亚，我们被拥有一千五百个席位的杜塞剧院拒之门外，但我们却成功地获得拥有七千个座位的体育馆剧院，且场场爆满。人们开始直觉地明白，倘若多少站在国家当局一边的警察和某位市长，千方百计地掩盖某些事情真相的话……那么好吧，那些事情就绝对应该水落石出。
演出取得巨大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至少说，源于国家当局（法官、特派员、警长、行政长官、副部长、部长）手中权力机关喉舌颠倒是非、捏造事实的伪善谎言，特别是源于他们对社会民主说法的歪曲，他们假惺惺的鳄鱼眼泪、对国家制度的恣意践踏和丑恶言行。当人们发现，一系列屠杀、欺诈、谋害行径正是来自应当保护民众的国家当局所作所为时，群情义愤填膺，势不可挡。
丑闻犹如清除胃里有害物质赝碱泡腾片的作用一样，使人们受到净化，清醒过来，积极投身到揭露国家当局反人民的累累罪行中，把矛头直指矛盾百出的检察官，发出“我们要民主文明，捍卫正义”的呼声。
该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持续演出了三年（1986年在米兰恢复演出）。三年中，人们又目睹了菲勒特里内利的死亡事件、其他爆炸和谋杀事件。显而易见，边演边修改完善的剧作，其台词更为明确锋利。立竿见影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知道，国家当局迫害死亡事件接二连三地不断发生，其后台总是上述那些人。那些人将瓦勒帕列达和他的同志们关进大牢，期盼他们死在狱中；上述那些人将街上一位年轻人棍棒打击后关在比萨监狱中致死；那些人设置陷阱，制造恐怖场面，伺机政变，一旦败露，便说什么“我那是在开玩笑啊！”
正如贝尔托·布莱希特曾说：“黑暗时代中，我们揭露黑暗，美好时代才会到来。”然而我们不抱幻想，国家当局经过新的矫装粉饰后，老一套的蛮横、凶残花招会卷土重来。我们也将会看到，我们的一批批同志们，前仆后继，生生不息。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满怀义愤和决心，义无反顾地向民众揭露那些幕后赤裸裸的伪善恐怖交易。
按语：必须明确强调的是，剧中台词根据权威文件创作，确凿真实，毫无凭空捏造必要。“现实中毫无平等可言，只有那些掌权者的愚蠢可笑。”
特别有趣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皮内利（从拘留所楼上）摔落到下面庭院前广场上时，一群米兰重要报纸记者们正好在场，这些记者们刚参加完警察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ps.据说是书的后记，但我在上海译文的这个版本中并没有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