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及历史文献的分类

1、 人类之记述始于韵语，《诗经》为中国最初之史。后有极简之编年史，如《春秋》，此类史是薄录，不能谓之著述。同时又出现一种近于史类之书，即书（志、记），《尚书》属于此类。

2、《春秋》、《尚书》二体，皆为古代正史，史学界初有组织之名著，唯有左丘之《左传》，佚名之《世本》。《左传》特色有三：1、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当时主要的几个文化国平均叙述；2、其叙述不局限于政治，常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3、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故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又是秦汉已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世本》一书，宋时已佚，然其书为《史记》之蓝本，根据资料，可推断其书特点有二：1、将史料纵切横断，开此后分析综合研究之端绪；2、特注重于社会的事项。

3、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其《史记》异于前史最大的特点是以人物为本位。古代唯史官能做史，私人撰史，自孔子始，司马迁虽为史官，然其书实为私撰。史官对历史的专有变为社会公有，文化工具的进步使得史料容易收集，加之学者对《史记》的研究靡然成风，史学得到长足发展，到晋代打到全盛时期。

4、班固开创了断代史体系，史记的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体例变成帝王将相家谱，以后官书都以此为例，不敢标新立异，没有复创精神。后世史书质量多良莠不齐，因体系问题，虽然有修史的名家，但是史料运用，史笔发挥，都处处牵掣不能发挥。我国古代因为有史官所以史学发达，也因为有史官而逐渐衰败，史官的性质，今古不同。

5、与传记体并峙者是编年体，起源是陆贾的《楚汉春秋》，后献帝诏荀悦作《汉纪》三十卷。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以续《左传》，其经纬规制，为中古以来的大创作，后人虽纷纷接踵续之，但没人比得上。编年体的长处是内容繁杂，社会各部分都有所反应，短处是一件事被分开，年代又重复，极为不便。

6、编年体的账簿式记录方式，使得检阅十分不便，于是出现纪事本末体，为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他本来是抄通鉴，搞个模式方便自己阅读，没想到成了一个史书的体系。传记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因为历史研究要探究事务的因果，所以纪事本末体和当代史学的研究最为相近。

7、传记体中有书志一门，源于《尚书》，专门记录文物制度，这也和当代史学研究很接近。书志类史书贵在汇通古今，观其沿革，其集大成者是唐杜佑的《通典》，该书为史志著作之一大进化。有《通鉴》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正史断代的不方便处能解决一半，后宋郑樵做《通志》欲续迁书，虽然章学诚对这书推崇有加，但梁启超看来，除了十二略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

8、除了上述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之外，还有一些剩余的史书。这些史书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供后人书写历史的直接材料。

①官书：起居、实录、谕旨、方略之类；仪注、律例、会典之类。

②私著：

此类以述作自居，取供述作者之资料而已。

二是搜集很多资料经过一番组织之后形成著述，专门史性质，局部史料。

①地方志：《华阳国志》为标本；各种方志等；

②法制史：《历代职官表》《历代盐法志》等；

③宗教或学术：《佛祖历代通载》《明儒学案》等；

④专明一义类：律例、金石、目录……等。

此类述著，尚在初步阶段。

9、史籍增多，注释考证自然踵起。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注《史记》，应注《汉书》等，与史迹无甚关系；一曰注事实，如裴松之注《三国志》，与本书相辅。考证是审定史料是否正确，是史家求证之要具。起源于《隋书经籍志》所载《汉书驳议》，姚查之《定汉书疑》，司马光作通鉴时作《考异》三十卷，刘攽、洪迈之书稍有可观，集大成者是清代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

10、近代著录家又别立史评一门，其类有二：一曰批评史迹者，即对历史上发生的事加以评论，《左传》《史记》发起端，此后各种正史及《通鉴》皆因之，先是有专篇，贾谊《过秦论》、陆机《辩亡论》之类，宋、明以后有史论专书，吕祖谦《东莱博议》张溥之《历代史论》等，其有价值者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这类书容易意气奋发空谈一番，所以善学者还是少碰为好。一曰批评史书者，其所评为历史研究法的一部分，是史学赖以建设之法。有史学来二千年大成者有三人，在唐位刘知几《史通》，刘氏事理缜密，识力敏锐，勇于怀疑，勤于综核，为王充以来第一人，尤其鉴别史料之法，言之最精，郑、章不及；在宋位郑樵《通志 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虽其价值偏小，但将自己终身所学写出来留给后人，也有他不朽的价值在；在清位章学诚《文史通义》，章氏对于历史大原，有一种融会贯通的特别见地，和近代西方史学家暗合。

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等人，中国始有史；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有史学焉。

清代朝廷一直实行摧残文献以谋自固的文化政策，史学最为寂寥，除了全祖望一人，几近覆灭。清代的史界有建树者四家：1、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对史料的驾驭，前人难及；2、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将《左传》拆碎自立门类排比，这种方法能把一个时代的史迹深入浅出搞明白；3、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国有学史之始；4、赵翼《廿二史札记》搜求抽象史料之法，其技法可用。清代还有一些方面极为发达：1、表志之续补。万斯同《历代史表》后继者接踵，补缀无遗；2、史文之考证。朴学家专门之业，对古籍订讹纠缪，为后代省无限精力；3、方志之重修。地方史蔚为可观，为前代所无；4、年谱之流行。一人之史与家史国史一代之史相取证；5、外史之研究。起于魏源、徐松，蒙古史迹研究兴起，洪均之《元史译文证补》取材域外，史家研究范围扩大，具有世界性的性质。

中国史部书自左丘、司马迁之后最少积累达十余万卷，其数目之多令人乍舌。如何高效合理利用这些史料，是历史研究者必须搞明白的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