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史宜读何书？——梁启超谈对传统史学的改造。

很多人想知道学中国历史应该读什么书，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中国史料有数十万卷，一个人不可能全读完，即使全读完了，不能满足阅读者的需要，结果和没读差不多，所以，对浩瀚的中国古代史籍进行改造，变成了一个非常急迫的需求。

首先要认识到，古代的历史，写出来是不是供人阅读的，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国史一般都是珍藏在秘府，公众难得一见，每每改朝换代之后才能有幸看到前朝的史籍。私人的史作往往是写给特定的对象，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的阅读对象当时贵族中的为人臣子者。《资治通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帝王，兼顾大小臣僚。所以，史家必须针对阅读对象的需求而写作，读者不同，书的精神和内容也随之不同。总体来说，旧史的阅读对象一般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所以对平常人的日用饮食记录较少。现在有历史阅读需要的人群已经发生了改变，学习历史时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其次，历史应该写生人今人人，而不是死人古人。古代之所以设立史官，是因为人主想把自己的盛德大业记录以昭示子孙，既是以宫廷为中心，主旨在隐恶扬善。人们评价一本史书写的好不好，都是以这本书对死人的评价是否公允为标准，而不是“历史人格者”与周围情状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这样造成今人的历史被古人所控制。所以，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替死人本位的历史，是史界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要重新规范史学的范围。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但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纳之于史。经过多年的分化，天文、历法、官制、典礼、乐律，刑法等各科次第析出，现在的旧史，只剩下了年代记和人物传两个原素，导致史部书籍虽多，但没有一部严格意义上能称之为史。如今的历史学家应该对历史的范围有一个新的认识，区别天文、音乐、哲学等旁科里面的历史学要素，明晰这些学科里面的历史学界限，这样阅读史籍，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而不会出现读破万卷却得不到想要的知识的情况。学习历史时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把耗费历史之外的大量精力运用在历史研究之中。

第四、我国的学者，无论是做何种学问，都含有主观的因素，掺杂其他的目的，不愿意，做纯客观的研究。研究历史也不是为了研究历史，是给他带一个更高更美的帽子，诸如“明道”“经世”此类，将历史研究作为工具，其结果是强迫历史适应我，而史学家的信用全无。这个恶习起源于孔子，历经二千年不断，其害无穷。《春秋》被王安石讥为断烂朝报，并不是没有道理。自孔子以后陈陈相因，其宗孔子越笃，其毒越甚，导致后世常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之叹。因为学科性质，历史做到真正的客观比较困难，但有志于史学者务必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的搜集史料，极忠实的论述，尽量可观还原其本来面目，同时戒除对本民族的偏好溢美之词。作史者应该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可观，以历史为目的，而不是以手段为目的。

五、历史记录本来就不能完整反映历史情态，加上年代久远，史文阙佚，史迹湮亡，我们能依靠的只有旧史了，但是旧史著作的目的是特定的人群，和我们今天的需求不相应。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就要在这些瓦砾堆中搜集断椽残甓，东拼西凑，试图在上面推出历史本来的样子。这个事业非常的艰辛，付出极高而收获甚微。主要是两种劳作，一是搜补的劳作，一是考证的劳作。将所有的历史资料爬剔洗练一边，以一部分人之巨大劳费为代价，给后人研究提供方便，是当代历史研究者应有的觉悟。

六、古代的著述大多数句段词单，不相连属，而断代史和编年体的体系要么一个人为中心，要么以一件事为起止，不免将历史事件纵切横断，不能完整反映历史事实。人类活动状态的性质是整个的。成套的，有生命的，有机能的，有方向的，对这个状态的叙录和考证只是比较重要的方面而已，不是全部。所有历史研究者应该要善于驾驭历史事实，横向比较甲乙两事之关系，纵向搞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件事不能说叙述完就完成了，还有有必要的说明，推论，所描述的事项虽然是各种资料来源的凑荀，篇幅巨大，但是里面有坚定精悍的事实作为骨骼，庶可以语于今日之史也。

目前所需要的历史，分为专门史和普遍史。研究专门史者，不但要求有史学家的素养，还要有各学科的素养，这种事业，不能只苛求与史学家，而是要各科学者共同努力。当专门史达到一定水平，普遍史也会较容易发展。虽然众手修史有一定的弊端，历来为史家所诟，但是在目前的条件下，即使是天才，仅靠个人之力供给国人全部的历史智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需要国内的史学家，用一种科学的公用的研究方法，对自己擅长的领域分途以赴，精密研究，然后合力已成，数年之后，理想中的新史研究就可能出现啦。黄宗羲曰，“此非末学一人之事”者，概论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