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园经典共读小组第十五期沙龙——戴锦华《雾中风景》讨论纪要

时间:2019年6月16日星期日15:00——17:30
地点:小红梅
主讲:李牧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
评议:陶赋雯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主持:闵洁 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志愿者
2019年6月16日星期日下午3点,梅园经典共读小组第15期沙龙《雾中风景》分享活动在小红梅举行。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李牧老师,结合自己本硕在北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7年学习的经历和博士研究关注民间文化的学术兴趣领域,为书友们带来了关于《雾中风景》的分享。对比李老师回忆中20年前本科时拜读的《中国电影史》(内容主要从建国以来第三代导演开始),《雾中风景》作为戴锦华老师的论文合集,主要讨论分析了第四代到第六代导演,特别是其书名本身就揭示了以第五代导演为主的“弑父”母题(《雾中风景》同名电影讲述了追寻不在场父亲的旅途,而本书则强调“杀死在场的父亲”,两者之间构成有趣的张力)。

此外李牧老师提醒大家本书书名中点出了两个重要的时间点: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1998世界金融海啸(西方资本主义的内部危机)。众所周知,电影和经济密切相关,和政治文化社会的变化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2012年戴锦华老师在讲座中指出:“我是通过电影来做文化研究,我关注的是当下的社会和国计民生中具体的问题。”所以在讲座一开始,李牧老师也强调希望自己今天并不局限于就电影本身来谈电影,因为在什么意义上理解电影,也决定了在什么意义上理解当今的社会。
讲座进入主体部分,首先李牧老师列举了以下几项切入电影的方式:1. 作为媒介的电影(对比从远古时期神话、民间传说等以口耳相传、点对点面对面交流为特点的传播,到广播等大众传媒的单向传播,再到如今的互联网等媒介的现代传播):电影最重要功能是沟通(提供相互间交流的平台);2.作为再现的电影:电影反映了如何看待文化,它并非是对于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而是制作人、导演、演员等艺术家运用技术创造出的一种文化载体和旨在引起观众凝视、交流的素材,电影并非研究真实的现实而是变异后的对象;3.作为文化的电影:(“文化”这个词最早来自农业,1871 年Edward Tyler在他的《原始文化》中提出“文化是意义的系统”;中文中的“文化”和日语中的 “ぶんか”有渊源;从《说文解字》看: “文:錯畫也。象交文。凡文之屬皆从文。”“ 化:教行也。”)电影也是一种文化符号,是要和观众产生一种共鸣;4.作为精英视角的电影:我们今天讨论的对象是有投资、目标观众、经过国家审查的、民间和商业共谋形成的电影。
接着进入对不同代际导演的介绍(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北影,而其前身可以追溯到金陵大学,这也是和南京的渊源)。李老师指出本书的目录分节,即根据不同代际导演进行划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代际的导演并非先后接续出现,而是处于共同的时空范畴。

本书中戴老师主要从精神分析角度(弗洛伊德、荣格、拉康镜像理论、阉割焦虑、阴茎嫉妒等)对20年中国电影进行分析,涉及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三大群体(但除本书中提及的之外,也要意识到港台电影、外来电影,如父辈熟悉的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前苏联等外来电影都对中国1978-1998年的电影产生了影响);此外戴老师结合自己的女性视角和生命体验,重点关注了性别幻象——女性(欲望的缺失与复位),特别是1978-1998年中国毛时代“父权制”极大彰显和释放强权的时期中女性作为男性的对立面、欲望的对象,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空间内的存在方式(女性被凝视、观看、建构、塑造和历史的发展)。
要讨论中国导演的第一代到第三代,首先要从第五代进行回溯性质的推演:第四代导演主体是60年代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他们提出中国电影“丢掉戏剧的拐杖”,追求质朴自然的风格和开放式结构,农村渐渐成为他们作品的中心题材,与第三代、第五代导演一起创造了中国电影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第三代导演关注新中国话语建构的17年;第二代导演主要学习好莱坞模式;而第一代导演被归属定义至无声电影、默片时代。本书重点讨论的是第五代(女性从非欲望对象到欲望对象的演变),其中涉及了现代迷思——文明的进程(现代和传统、文明和落后/野蛮的冲突)。
李老师为书友们详细梳理了第四代到第六代导演的脉络主线:
第四代导演:时间——1976年前/1979年后 (“文革”结束之前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或毕业的构成了第四代导演的全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原先被压抑的这一群体从1979年始在中国电影世界中崭露头角; 辉煌时期1979-1982,1983年后风格产生转变);学缘——北京电影学院;人物:丁荫楠、滕文骥、吴贻弓、黄建中、谢飞、郑洞天、张嗳忻、杨延晋、黄蜀芹、吴天明、颜学恕、郭宝昌、陆小雅、从连文、林洪桐;作品:(和当年的伤痕文学有关,如卢新华的《伤痕》等小说)《苦恼人的笑》(杨延晋)、《生活的颤音》(滕文骥)、《樱》(詹相持)、《春雨潇潇》(丁荫楠)、《巴山夜雨》(吴贻弓)、《小花》(黄建中)。
第四代导演身处这样的文化空间,必然带着“文革”的视角,但同时又想逃脱“文革”思想的禁锢,作为“斜塔的瞭望”者,他们仰视着高耸的人类的精神丰碑,但又需要抛弃和逃脱,因为这个土地的建基不稳,塔身倾斜(这也是戴老师在本书中精彩的“隐喻”表述特色);第四代导演的前期作品大多反映了“历史和个人”的主题:从大历史转向个人生活(和法国著名的年鉴学派的理路有关)擅用大时代背景下关于爱情的小故事(强调个人的无奈和人道主义),但自身充满了矛盾,缺少对于社会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写实(巴赞:电影是纪实性的)。因为转向个人的历史是矛盾而纤弱的,是历史和真实的再现困境,个人无法脱离这一套历史的话语叙述(第四代导演本身的局限性——只能在斜塔上观望,最后只能随斜塔陷落),但他们仍然像鲁迅所说:“于无希望处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仍然在努力开辟道路。代表作品如:1979-1982:“大时代关于爱的小故事”《城南旧事》;1983-:“古老的中国和现代的中国”-“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乡音》《野山》。第四代作为古老中国的代表,有一种回溯倾向和怀旧乡愁,第四代导演至今仍在发挥影响,如《百鸟朝凤》中的质疑精神和挽歌性质的哀思,唱响了在现代社会中曾经失落文明的挽歌。
第五代导演作为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中国电影人第一次提出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他们所走的路线是“农村包围城市”。和第四代站在第三代的对立面(第三代是歌颂革命历史叙述)不同,第五代作为文革之后被“拨乱反正”后需要重新证明自己的干部子弟,他们重新建立和接续第三代革命话语的叙述。他们的来源根正苗红,父辈曾经是17年时期被神话和塑造的人,所以需要重新树立自己的精神源泉,因此第五代导演也被称为“子一代”(处于红卫兵运动的边缘:建构和革命历史的联系)。但另一方面他们仍希望和第四代一样,脱离原先的叙述,(非“弑父”而是“供父”)批判性地继承革命历史。他们的历史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和震惊式体验,拥有两个倾向:重述革命历史的伟大神话以及对“文革”和社会现实的理性反思,开辟的新方向是走向世界——民族主义,代表作有《一个和八个》(第一个第五代的电影)《黄土地》《孩子王》《红高粱》。其中1987《红高粱》被认为是第五代电影的高峰,表现了处理历史和传统中国的最重要目的——走向世界,完成了从陈凯歌、田壮壮到张艺谋的第五代导演的符号和领袖的转变,并引导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红高粱》柏林电影节获奖)。通过在电影中展现历史表述的对象,第五代导演已经通过民族主义的方式和世界做交流,通过表现愚昧、传统、封闭、及需被批判的中国的“震惊的奇观“ (本雅明的概念 “惊颤”shock,类似苏联的“陌生化”)使得观众更好地浸入体验。同时第五代通过电影镜头语言和视觉观感、精致的画面和角度,体现“宏大”美学概念,并使其自身能为世界所接纳。(这也和来自于60年代西方对于中国的想象,如:红宝书、禅宗,美国的垮掉的一代、朋克嬉皮士、法国1868年革命和国际左翼思潮有关)。和柔弱温情的“小桥流水”的第四代不同:通过镜像看到自己不同,第五代导演是通过镜像让别人观看(联系Fredric Jameson的文化消费主和Antonio Gramsci提及的“对抗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

第六代导演则是一个较为含混的概念,可能比较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导演管虎和张元(他的《妈妈》被认为是第六代导演群体的第一部作品)。他们共同的倾向是:和独立电影(有别于商业电影的艺术电影)有关联,展现某种现实,和商业大片中展现的人类共同历史命运不同,从民族主义走向普世价值,关注地方性的知识——local knowledge (通过方言和地域性的方式),更强调对大历史的叙述 –第五代关注grand theory—宏大叙事,而第六代则关注个人在历史中的选择。
本书中戴锦华对于电影的叙述(方法论)与其立足于自身的女性身份和经历“文革”以及改革开放的生命体验密不可分。中国电影在这段历史长河中的未完成的命名,与中国独立电影/新纪录片创作相关。借用詹明信“第三世界批评 ”中复调看待式的意义结构和多元的阐释可能,我们需思考能否以及如何融入欧美主流批评的讨论和”众声喧哗“的哈贝马斯式的“公共空间”。
当代艺术目前具有从“世界”(非西方艺术之外,作为西方文化的“他者”被贬低和压抑,可不经过允许直接被批判和挪用),走向“全球”(西方艺术和非西方艺术成为可以平等对话的,与当代艺术的人类学转向有关)的倾向;以及从“历史”走向“文化” 的倾向(美国 《October》杂志主编Foster 讨论西方艺术历史的进程中从前西方艺术是主流,而其他的艺术是依托于西方;而今更强调“共时性”,如阿兰·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cultural democracy的理念,建构新的艺术历史)。同时觉察大众文化、商品经济、消费主义 (个人作为消费主体,反抗资本家,如《乌合之众》中群体如何去反抗权力)的动向。另外李牧老师提醒我们关注“历史的纵深感”(如何真正理解和体验历史,如陈平原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中提及的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复归 ,让历史成为独特生命体验的部分等理念)和未来意识(戴老师在《资本主义的终结是否意味着人类的终结》讲座中提及,我们应该在历史的纵深感中体认到空间意义上的未来,因为每个人都构成了历史表述的某种空间,正如书中构建了以空间替代时间的方式,个体和群体都会占据历史上的某种空间,应该通过我们自己在对历史中的每一个瞬间感受的过程中和历史对话)。
最后李牧老师也提出了自己对本书的几点评论:首先,本书存在表述的陷阱:即缺失导演之外的声音(一种是戴锦华的声音,另一种是导演,但观众的声音在哪?参见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在他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的文学活动四要素);另外李老师讨论了批评的可能(参考罗兰 •巴特的 “作者之死 ”与 “零度写作” ),作品的自为使得重写电影史 (电影本身和导演存在距离,而和观众拉近距离)成为必要。

随后陶赋雯博士从三个角度做了评议:1.气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当代的“文学”可看作始于1895年的电影,电影自身的发展也与两次世界大战与战后政治文艺思潮息息相关,作为一种新的“气象“,电影成为社会症候的及时体现,其文本样式也形塑了观众的历史观;本书题目中的“雾”作为一个气象词汇,让她联想到北海道大学文学部教授应雄的《德勒兹<电影>里为什么没有中国电影?——费穆的水、娄烨的风》,其中的水和风等意象元素代表了情愫的流转,而“雾中风景”作为戴老师书作之名,亦承载了当代中国电影的独特“气象”:在自由奔袭狂飙突进中,又有静水深流与思想阻碍。2.女性:第三代导演代表人物谢晋在《牧马人》反映了“女性拯救男性”的主题,并上升为对祖国的情感投射,最后男主人公躺在妻子的怀里就像躺在祖国母亲的怀里;书中有部分章节在某种程度上对《红高粱》“弑父”主题进行“过度阐释”,与莫言原作小说精神产生背离;3.遗产:对历史的继承和认同(克罗齐:重要的不是神话诞生的时代,而是讲述神话的时代)是当今(五四百年、红色文化、港台思潮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时代下的重要命题,结合《八佰》遭遇谈及今日影像书写历史的“把关人”与评判者。
随后的书友交流环节,有书友就文学与电影的关系(文学式微,作家纷纷转向电影)向分享嘉宾进行了提问。李牧老师认为文学和电影都是表达的方式,文学是情感性的,在精致的利己主义社会中不吝啬表达的一种方式。在这个时代中哪种方式都能表达个体的情感,只是不同的路径和方式。李老师以自己参与的研究项目:美育教育为例,指出该教育对培养人的图像诊断能力和同情心的作用,以对抗工具理性(马克思:反对人的“异化”)。陶老师认为电影是文学的一部分,也是人的情感交流方式,这种需要永远存在,文学依旧是电影珍贵的养料,如今有的作者甚至带着蒙太奇的思路进行小说创作。艺术永远重要,艺术是私家史,具有春风化雨的作用,艺术需要有担当者。

最后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创始人许金晶老师做了精彩的回应与点评。他认为电影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反过来对于社会具有再建构的作用。在戴老师这本书里,电影并不仅仅是一种艺术门类和艺术作品,而是作为戴老师文化研究的对象,以电影探讨中国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社会变迁。跟部分书友认为电影、音乐等艺术作品对于社会变革来说无足轻重的观点相比,许老师以“布拉格之春”、台湾解严等历史上的著名案例,来佐证电影、音乐等艺术作品,之于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力。
在许老师看来,在《电影促进法》颁布之后,当下的中国电影,面临着遵循个体化叙事的去政治化与进一步彰显政治观念的政治化的双重倾向分野,这一点非常值得探究。他随后预告了梅园经典共读小组7-10月份的沙龙安排情况。
(整理者:闵洁;核定者:江海一蓑翁;本文稿经主讲李牧老师和评议陶赋雯老师确认;现场照片为葛丁超和到场书友自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