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民族主义还存在么？

《制造中国》一书中讲的是在关税不能自主的情况下，如何抵制外来商品的大量涌入便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外来商品在价格和质量上都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只有“另辟蹊径”才能将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结合在一起，即借助于国货运动等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平台，将商品赋予以民族性的首要特征，为个体的消费行为塑造新的消费准则，从国货标准到国货展览会创造出民族主义的视觉认知。并通过对男女消费形象的差异化塑造过程，加深了性别分化的认知，从某种角度上这也是为了维护传统性别角色规范而服务，共同点在于都是强调非爱国消费所带来的后果。国货运动将个体的消费行为与经济发展、国家安宁联系在一起，这种民族主义消费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制度化，作为私人领域中消费行为也实现了向公共领域的跨越。

这在当前中美贸易战的环境下，显得更为突出，华为作为中国科技力量的代表，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互联网媒体的便捷性和即时性将其一举一动都传达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商品和国籍又再一次挂了钩，这与民国时期的国货运动最大区别在于官方力量渗入的隐蔽化，官方借助于他国的话语提升商品的民族性价值，虽然官方媒体信息经常发布华为的最新回应消息，并没有明确言辞鼓励民众去买华为手机，但其加深了商品国籍差异所导致的具有民族性的消费空间，个体对这一消费空间的接受程度从其网络话语中便可以体现出来，如“下次换手机就换华为”等等。正如葛凯所说的那样，国货运动的成功在于使民族主义融入了中国新生的消费文化，二者的的融合构成了生活在“现代中国”的基础，这在上述所说的事件中，可以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深藏在中国人思维中的民族主义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