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育儿焦虑，我们能做什么？
这两天看到一条转发的朋友圈：
问：孩子四岁，英语词汇量只有1500，是不是不够？
答：看在哪儿，在美国够了，在中国可能不够。
英语词汇量1500是什么概念呢？依稀记得，我小学毕业可能也就这个词汇量。当然，时代在进步，我作为一个90后，跟10后相比几乎差了一辈，用以前的标准衡量现在不是很客观。但是横向比较呢？在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够用的词汇量，到了中国竟然就不够了。也许这条朋友圈夸张了，但是从中可以看出现在的孩子压力之大，家长焦虑之深。
现在一个幼儿园的孩子起码要参加英语外加一项艺术类补习班，等上了小学、初中，学业压力就更大了。说到这里，我们不禁又要问了，为什么补课之风屡禁不止，减负越减越重呢？是父母不希望孩子轻松吗，还是教育部门没行动？都不是。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父母们认为与当下的快乐相比，还是未来的成功更重要。从这一层面讲，中国父母是最有耐心的一个群体，花几十年时间培养孩子，为孩子付出一切，只希望孩子能幸福。
西方父母尤其是北欧的父母可能会觉得中国父母的做法很奇怪，为什么要为孩子规划好一切，让孩子自由独立地成长不好吗？从文化角度讲，中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父母对孩子具有更多权威。从劳动力角度讲，过去是农耕时代，孩子意味着劳动力，父母尤其是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具有分配家庭资源的权力，父母在无私产，父母对子女自然就有了绝对权威。文化的影响是深厚的，尤其是几千年的文化，但是随着社会和生产方式的转变，父母对子女的这种绝对权威已经逐渐瓦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父母更多地是与孩子平等地相处，但为子女规划未来、铺好道路、掏空一切的做法依然没有变化，简直就是“不疯魔不成活”。
面对这样的育儿焦虑，我们能做什么？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各国儿童福利进行的一项研究将荷兰儿童列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儿童。紧跟在荷兰后面的分别为挪威、芬兰、瑞典、德国、瑞士和丹麦等不平等水平较低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父母重视独立性和想象力，并且不太执着于对孩子灌输严格的职业规划。那么，这样宽松教育下的孩子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首先来看荷兰。在PISA 2015中，荷兰学生是欧洲表现最好的学生之一。在数学考试中，他们的成绩仅次于瑞士，在欧洲排名第二。在数学和科学考试中，荷兰的低分学生的比例始终小于美国。在参加PISA的所有国家中，荷兰的小学生报告的生活满意度最高。
荷兰的模式有什么特点呢？
荷兰父母不会时刻监视孩子。游乐场通常位于咖啡馆或餐厅旁边，父母在那里聚会和聊天，而他们的小孩则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一起玩耍。父母甚至容忍一些冒险的行为。
学校的规章也反映了这种宽松的育儿文化。在荷兰，10岁以下的儿童没有作业。在低年级中，学生之间几乎没有竞争，而不及格也十分少见。
此外，荷兰更多地采用水平型教学方式，即学生之间的互动是师生关系的重要补充，师生等级关系更为弱化。在水平化的环境中，学生在群体中学习，一起做课题，老师鼓励学生提问甚至挑战自己。孩子竞争心更弱，更不愿意进行持续不懈的努力，但是他们有极好的团队合作能力。
第二个例子是芬兰。在没有高风险考试激励的情况下，芬兰学生依然能在各种版本的PISA学生表现研究中持续取得高分。除了低竞争性和低压力的特点之外，芬兰教育系统还有一个特点——重视教师资质。
芬兰国家教育局坚持对所有层次老师的高学历要求，所有老师都要有硕士学位。此外，即使是教育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想要当小学老师，也需要在其他学院上课，精通至少两个其他领域。虽然当老师要求严格而且工资基本与国际平均水平一致，但是教师仍然是最受芬兰大学生欢迎的职业选择之一。很多学生会申请教师专业，大学得以在每一届中选出最有资质的学生来培养。
芬兰如何做到拥有高质量老师而不必支付高额工资？原因之一是教师在芬兰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高学历要求保证了只有最好的学生才能成为老师，使他们受人尊敬。只有10%到15%的老师放弃他们的职业，这可以反映教师的受欢迎程度。而在教师职业不那么受欢迎的国家，政府需要支付高额工资来吸引同等质量和教育水平的人。芬兰能够创造有吸引力的工作条件，使老师对自己的职业感到满足，这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芬兰在教育上所取得的成功。
当然，芬兰等北欧国家是高福利国家，它们的模式在中国可能还没办法完全做到。但是，我们希望在未来能给孩子们一个更宽松的学习环境，而不是用一场考试来定终身。
这两年，毛坦厂中学的新闻一直备受关注。有人对其密集型的应试教育模式表示质疑，认为它不过是个“高考工厂”，但是白岩松却说对于毛坦厂中学，他“无论如何做不出任何嘲讽的事情”。我深以为然。毛坦厂中学的背后是一个个普通甚至贫困的家庭，他们只能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读书很苦，高考这种制度可能有不合理之处，但是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它也许是目前最公平的选拔方式。对于努力的人，我们无论如何都报以最真心的祝福。
当然，我们并非鼓励学生只能通过应试教育和走“高考独木桥”来决定未来。我们希望通过所有人的努力营造一个教育公平和机会平等的社会，减少育儿差距。比如，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学前教育或优质的幼托服务。最著名的儿童早期干预计划之一佩里学前教育研究计划（Perry Preschool Project）在1962—1967年间为生活贫困的非裔美国儿童提供了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每名儿童每学年约11000美元（以2007年美元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的一项研究则证明该计划使孩子长大后的暴力犯罪减少了65％，逮捕拘留减少了40％，失业率降低了20％。这些计划一方面使得弱势儿童受益于合格的教师、更好的榜样或较小的班级。另一方面，它们会影响父母在育儿上的投资和教养方式，有利于父母更好地育儿。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政策、措施减少不同家境的孩子之间的育儿差距，让每个孩子都能得到优质的教育，享受美好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