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知识越多越左倾？

原载于《南方周末》

Egginton, William. The Splinter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Identity Politics, Inequality, and Community on Today’s College Campuses.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8.

中美爆发贸易战的中间，提到美国，人们往往称“美帝”如何如何。人们也常讨论亨廷顿所言的“文明冲突”。需要说明的是，美国不是死铁板一块，思想界更不是。这段时间，我看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文教授威廉·艾根敦（William Egginton）的一本书《撕裂的美国思想界》。此书从另外一个角度展示了美国思想界多元的一面，也有其雷同的一面。

美国智识领域的多元多为优势，但也不失内部撕裂的一面：精英人士固守各自领域一隅，条块分割。美国哲学家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曾著书感叹，自由派的泛滥，导致美国思想封闭。威廉·艾根敦认为，美国思想并未走向封闭，应该是“灿烂千阳” —— 过度专业化，使得大家在各自的封闭领域里寻求辉煌，这是专业化带来的一大撕裂。高校常鼓励“跨学科”教学，然而评起职称，则只考虑申请人是否在专业里拔尖，否则无从获得终身教职和全职教授职称。这种体制并不利于你在自己的领域之外拓展太多。过度专业化能让美国人在各自领域里钻得很深很透，让美国成为诺贝尔奖获奖大户，但也诱使学者做钻牛角尖的学问。人文领域，更是常有“不切实际”的奇葩研究。比如有的教授研究中世纪的性生活。这类研究常被保守派政客嘲笑：“中世界的性生活还要用研究么？中世纪有的男人遇到有的女人，发生了性生活，然后才有了今天的我们。”

身份政治带来第二次撕裂。女性、同性恋、少数就族裔等各种身份标志带来的紧张，使得高校思想界如同充满瓦斯的地下矿井，一不留神就爆炸。美国现在是知识越多越左倾：耶鲁大学这类曾为传教目的设立的大学，如今培养的是“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高校排名越高，就越是反对市场和资本主义，越是拥抱社会干预，越是呼唤全球主义。这些高校的知识分子和希拉里、奥巴马一样，看不起拥抱枪支和圣经的“可悲的一箩筐”。他们在各个方面与民间美国保持距离，越来越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这种傲慢导致的民间反感与反弹，把搭准了民粹脉搏的特朗普送入白宫。艾根敦反思了美国最高学府知识分子的致命自负，呼吁美国的精英高校不要继续混迹于自己志同道合的的小小朋友圈，成为各自的回音壁，而是回到社区参与和民本主义价值上。

身份政治还涉及到女权，同性恋，以及各种各样的“边缘群体”。对于“边缘”的关注，也让人文学科怀疑起各自的人生来：比如文学的“正典”，多包括从莎士比亚到霍桑这些“死去的白人”。是否应该引入新鲜的血液，比如亚非拉的作家作品，成了文学教学中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为了多元化而多元化，会形成斯坦利·费希（StanleyFish)所谓的“插花式多元”（boutique multiculturalism）—— 也就是说：不同族群的花儿，各来一朵，乍一看姹紫嫣红，但细看起来并无美感，甚至有碍观瞻。为了多元化而多元化，也造就新的不公，比如对于优秀亚裔的压制。2019年爆出的贿赂进名校丑闻中，原本来自中国的家长是受益于市场和资本的富豪，他们送孩子去这种学校就读，真不知是不是想培养一下叛逆，还是希望将赚钱和情怀各一份，碾碎后变成注射液，注入下一代的血液里。

少数族裔这些身份政治词汇，充斥于美国一流高校的课堂。关注“他者”的情怀，成了21世纪初美国知识界抹不去的烙印。关怀他者，会存在一个陷阱，艾比林陷阱。管理专家杰瑞·哈维（JerryB. Harvey）所著的一篇文章中有个小故事：一个炎热的夏日，有对得克萨斯夫妇及其父母人家在一起舒舒服服地玩骨牌。这时候玩牌的岳父说，我们去艾比林吃个饭吧。女儿说：“听起来不错啊。”丈夫心里有些打小鼓，知道去艾比林路很远，天又热，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吃饭？可是他怕自己这么说显得不合群，于是说：“我没问题，看你妈妈愿意不愿意了。”他的岳母说：“当然我愿意了。我好久没去艾比林了。”于是大家沿着灰土四起的土路，挥汗如雨赶了过去。到了那餐厅，发现食物极其难吃。回到家，所有人都累坏了。其中一个人假客气说：“还不错啊，是不是？”其他人终于爆发了：岳母说她其实想待在家里，可是看其余几个都这么兴致高，就不想扫兴。丈夫也说他不想去，是为了取悦其他人才去的。妻子也说是怕其他人不高兴，所以才违心答应的。这时候老岳父说他哪里是真想去啊，是怕大家闷，随便提议一下的，心想大家一定反对，没想到大家兴致都那么高，他骑虎难下了。就这样，四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为了对方，舍弃自己的欲望，结果个个都不开心。事关他者，美国精英阶层可能无意识中滑入艾比林陷阱：感觉自己作为白人男性，为着少数族裔鼓与呼，委曲求全，结果对方的需求，根本不是他们所想所料。

第三次撕裂是平等工程。美国对于不平等的衡量可谓方方面面，很多看起来我们中国人应该没法活了。比如1995年有研究称，家庭收入良好的孩子成长过程中要多接触1000万词语。像中国留守家庭爷爷奶奶带的孩子，词汇的接触应该更少。理想状况下，国家和社会应该提供全民免费入托，使得不同阶层的孩子能接受到同样的教育机会。法国就能做到这样，但是美国、中国都还不行，使得妇女需要在家庭和工作之间作出无奈的选择。这种不平等是真刀真枪，切实存在的。但是美国解决的办法，是设立各种效果可疑的社会项目，旨在给出平等的配方，让不平等药到病除。我上面说“平等工程”而非平等精神。平等工程，是指在平等名号下开展的社会干预。而平等精神的疗效发挥，可能没有社会工程那么快，但如果做对了，可能效果更长远，更可靠。

高校思想界关于平等的话语，还和身份政治混杂在一起，胶着在白人与黑人、男权与女权、异性恋和同性恋这种二元对立上。遇到其他一些不符合这种二元对立的少数族群，比如非黑非白的亚裔，美国知识界的想法就比较矛盾，做法比较笨拙了。近些年来，哈佛大学等精英学校因涉嫌歧视亚裔，被告上法庭。通常人们认为是招生官员秘而不宣的招生标准出了问题。但是我觉得，根子还是出在老师身上。由于老师中亚裔的比例极小，教授—通常非黑即白 ， 无从了解来自亚洲的文化传统，而固守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传统。比如美国大学多半有《西方文明》的必修课，很少有《东方文明》的必修课，这使得教授在遭遇亚裔学生时，有不少文化冲突和困惑无从解决。教授的抱怨和挫折，通常会影响学校的生态。在课堂上表达和白人教授不同的意见的学生，往往会被认为是政府间谍，或是遭遇过洗脑。

美国文化精英可能不知不觉进入了自己的文化蚕茧，对于保守派的深恶痛绝，使得他们的多元文化主义本身成了一个笑话，他们本身开始害怕其言论自由来。比如近些年屡有传闻，保守派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之类左翼高校演讲，被人轰走，或是学校屈于压力，撤销邀请。批评家吉拉德·格拉夫（Gerald Graff)称：“不想尊重也不想应对和我们意见相左的人，代价就是形成了一种不良文化，使得大家互相之间无法交流。泰勒大学（Taylor University)邀请美国副总统发表毕业典礼演讲，竟有人通过白宫请愿网发起请愿，要求拒绝邀请，不给彭斯言论平台，以宣传川普-彭斯政府的主张。请愿未成之后，彭斯发表演讲过程当中，有教授和学生中途退场抗议。

此书后来谈及社区参与，希望美国思想界“不忘初心”，回归到杰弗逊等开国先贤憧憬过的自由理想上，希望大学不再变成精英们的“乡村俱乐部”，而是能够有力参与现实，影响社区。不过可惜的是，此书是典型的学者呓语，说到了很多热点问题，掉了不少书袋，可是对客观中立的追求，让作者的主张并不是力透纸背，而感觉像论文的文献综述，看起来并不过瘾，很多时候作者沟通很失败，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此书我并不推荐，写此一评，非为总结，而只是想让人知道美国知识分子的焦虑和撕裂，无非是想抛砖引玉，想在同样的议题上，让高教圈内的华人学者抛出更为精彩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