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已之后：如何文艺，何以现实

鲁迅曾翻译了日本文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塔之后》。厨川白村的立场是文艺不能脱离现实世界，植根于现实社会并且和社会相作用的文艺才是有生命力的。

文艺和政治都是根据与民众的深邃严肃的内底生活的活动，所以文艺者总该踏在实生活的地盘上，为政者总该深解文艺，和文学者接近。

从《摩罗诗力说》中也可以看出鲁迅自己的立场，即赞赏文艺改造思想、反抗现实的作用。

但在《而已集》——《热风》、《华盖集》之后，在看见了更多的血与泪之后、只剩下的「而已」的杂感的这部集子中，鲁迅却开始淡化文艺对于现实改变的作用，尤其尤为反对「文艺是革命的先驱」的时兴论调。

在对黄埔军校的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中，他指出所谓文学和大革命的关系：

1. 大革命之前，社会不平，文学先闻诉苦、至于怒吼。人们反抗，革命爆发

2. 大革命之中，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忙穷而没有余裕，文学之声消失

3. 大革命之后，有了余裕，产生文学对新制度的讴歌，或对旧时的挽歌

可见在革命前后三阶段文艺都起不到什么关键作用，二者没有因果关系，只能算是一种反应。如果强算，也只是嘲讽地算在革命军、人民代表之后的「第三先驱」而已（《文艺与革命》）。「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革命文学》）

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革命时代的文学》

鲁迅似乎开始偏向于「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法式文艺观了，他开始淡化、对文艺于现实的作用产生怀疑。

鲁迅的立场何以摇摆？这种改变是如何发生的？从《而已集》的背景看，是他对时局不断恶化、尤其自己努力不但卓无成效、甚至被对手拿去抨击、歪曲、利用导致的。

公理和正义都给正人君子拿去了，我已经一无所有——《「公理」之所在》

然而事态演变吊诡的是，他自己又被捧为了「战士」、「首领」、「大义」、「权威」，乃至仿佛非牺牲不可——这使他惊诧至极：你们说鲁迅原来不是「学匪」、「学棍」吗？怎么又……先生终于明白了，自己受到最顶级的礼遇——一面被打倒，一面又被竖起来，棒杀加棒杀轮刑，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这些追求公理正义的战胜者，战胜的自己就是公理。鲁迅被逼急了只好扣回一个帽子，愤恨地称这些人为精神资本家，内心空无一物却能无中生有地神奇放债：

世界上冠冕堂皇的招牌，都被拿去了。岂但拿去而已哉。他还润泽，温暖，照临了你。因为他是喷泉，热，太阳呵…——《新时代的放债法》

这种冰火二重待遇，不至于鲁迅自己，让他简直成了明里暗里的背锅侠：说出鲁迅杂感的暗号就笑为同党、学校教员请不到一定鲁迅说了坏话的缘故、而鲁迅自己的学生，却因为某种原因找不到学校上学……

对此鲁迅实在无可奈可，只得习得一种新世故：「关上门，塞好酒瓶，捏紧皮夹。这倒于我很保存了一些润泽，光和热——我是只看见物质的。」悲乎，先前号召青年向曙光抬头的鲁迅现在也只得看物质的光了……

他开始一段时间的沉默。在妄想破灭中反思，甚至得出了蔚为惊悚的结论——在《答有恒先生》中他写道：

一，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

二，我发见了自己是一个……。是什么呢？我一时定不出名目来。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

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

读到此时，我身体是颤抖了的。

从其他文章看，鲁迅对文艺、现实、科学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尽管他加入过一些复兴组织，也许他并没有一贯的主张，譬如主张文艺对革命、乃至现实变革的重要抑或关键作用，但他显然依然认可并希望这种互动关系。

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他说「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杨朱为我，故无书」。创作根源于爱，抒写自己的内心，但总归是社会性的，总愿有人看。「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小杂感》）

从学矿业、到弃医从文，研究文艺开始，鲁迅一开始显然就抱着救国图存的希望的，「文艺救国」的理想也贯穿人生最重要阶段。在「《呐喊》自序」中，他写道：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如今再是回首，不禁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