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哲：阅读史视角下的晚清“西学东渐”
关于阅读史的研究，在国外已成果丰硕，但在国内仍然属于新兴领域。近年来，国家对全民阅读事业的重视，使得阅读学与阅读史研究被学术界内外更多人士关注，一批优秀的论文和专著涌现出来。凤凰出版社近期推出的《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书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书中研究视角属于历史学当中的新兴领域，作者潘光哲秉承乾嘉学派的学风，史料考证极其精妙详细，使得本书的注释和附录内容大大超过正文。潘光哲说“我的杯子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子喝水”（意指其研究领域虽然窄小，但务必在这一领域当中，做到绝对严谨和精深）。
6月23日下午，潘光哲先生在南京先锋书店与读者交流，从海峡两岸的历史变迁，到阅读史研究中的八卦故事，信手拈来、纵横捭阖。会后，潘光哲先生接受了华文好书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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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仓库
许金晶：为什么会选择“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本书研究的起止时间1833年和1898年各自是如何确定的，这两个年份里发生的历史事件，对于这一研究主题来说，意味着什么？
潘光哲：本书创造就“知识仓库”的概念以显示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世界，认为就“知识仓库”创建的具体状况来说，打造建构一方能让士人愿意探幽览胜的读书天地，不仅仰赖中国人自身的智慧而已。为之费心献力者，角色多样，可以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合作赞助者），以及东瀛扶桑秀异之士的心血，也可以是转手汲引的对象；直接向东西诸国“取经”，更是留学异邦行旅他乡的士人擅长乐为的事业。他们共同营构的书本世界，确实缤纷多彩。
创建“知识仓库”的初期，传教士扮演了主力角色。在传教士开展的宣教事业里，出版书刊是宣传“福音”，向中国介绍西方文明与知识的重要凭借，更是中国士人追求“世界知识”的窗口。传教士推出的书刊数量繁多，从阅读传播的角度言之，其中惟有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tzlaff, 1803-1851）主持编纂事宜，1833年8月1日创刊于广州，以第一种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近代意义的中文期刊而闻名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确是中国士人阅读的对象，乃至为彼等著述的取材依据。怀持“以夷制夷”之心，慨然时人居然陷于“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之境，所以要“以西洋人谈西洋也”的魏源，纂辑《海国图志》的资料依据之一，正是这部书。《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显然在魏源的读书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梁廷枏的《合省国说》（收入他于1846年完成撰述的《海国四说》），是华人撰写的第一部介绍美国的著作，因此而名留青史的他，同样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读者。是以，与其罗掘俱穷地自那些传教士推出的中文书刊里搜罗相关的数据，不如注意那些可能确曾为士人阅读并取用进而产生影响的论著；毕竟，《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等著述传递的讯息，实为“知识仓库”的建立，打下了初步的地基。本书即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刊的1833年为起始。
本书第六章疏理检讨“知识仓库”的变易，假“东学”而知“西学”，因此，笔者以1898年为下限，期可聚焦，对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展现“浓描细写”的成果。当然，观察书写历史，实不宜抽刀断水；惟为避免浮泛之弊，粗疏之虞，自我设限，莫可奈何。
许金晶：关于阅读史的研究，在国外近年来成果丰硕，然而在国内，则仍然属于新兴领域。本书以晚清时期的报纸和书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能否谈谈阅读史视角下的报纸和书籍研究，跟传统新闻出版史视角下的研究，有哪些异同？您个人在这本书里，又是如何去操作的？
潘光哲：笔者认为，在近代中国的史料海洋里，只要调整视野，涉阅那些根本不是名山秘藏式的史料，细心阅读整理，描摹再现的历史图像，大不相同。本书第四章研究1896年由中国士人群体自己创办的期刊：《时务报》与读者之响应，主要仰赖的史料之一是《汪康年师友书札》；这套史料问世已久，史界同仁可藉以细腻分析《时务报》馆与读者群体之互动者，“凤毛麟角”。笔者借由考证《汪康年师友书札》相关书信之系年等，以细密释明《时务报》读者的多重响应样态与具体场景，对了解“戊戌变法”的历史过程，应可开展新的视野；笔者也论证，各类《经世文编》等广为史界同仁征引的史料，其实不少篇章乃本源于《时务报》，则应为“凿空”之论。凡是诸端，都可显示“西学”的“新闻化”面向；在士人群体的读书世界里，报刊实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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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
许金晶：“知识仓库”“地理想象”和“读书秩序”，是本书当中的几个重要的关键词。能否简单阐述一下这些概念的由来和内涵，以及这些概念在本书研究当中扮演的位置和角色？
潘光哲：在十九世纪“西学东渐”的浪涛冲激里，士人问学致知的对象，逐渐产生变异，涉猎翻览各式各样的“西学”书册报刊，成为读书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翻阅捧读这些“西学”书报，总如打开一扇又一扇的知识窗口，瞻望所及，视野闳开。有心知晓世事，探究世变由来，思考因应之道，或可名之曰追求“世界知识”事业的士人，在他们具体身处的生活世界里，确实存在着前所未知的知识天地，或是寰宇情势，或为新兴学问，乃至于新式传播媒介提供的讯息，好似广袤无涯，总可吸引有心好奇之士前来一探究竟。如取譬喻之说，他们就像是进入了一座包罗万象的“知识仓库”（stock of knowledge）。晚清士人一旦信步直入，披卷展读，随意阅览，各色信息、思想与观念，斑斓眩目，应接不暇，迎面扑来：或是前所未晓的异域风土人情，或是从未得闻的他国体制伦常，或是向不得见的外邦奇技妙器，或是令人惊异不置，或是令人叹为观止，或是令人掩卷深思，或是令人摇头叹息，览卷所及，总可撼动挑拨读者的心怀意念，俨如汲引足可激荡多样思考想象的“思想资源”（intellectual resources）。只是，士人读书世界的变化转易，往往需要相关条件的支持配合，现实的物质∕环境的差异，让想找书读书的士人，不见得可以心想事成。形式上，步入“知识仓库”好似不需要入场门票；实际上，足可制约读书人进入这方天地的关卡，迭迭重重。士人的读书世界既有变化转易，读书展卷，汲引各种知识思想，获悉各方之闻见感怀，结合着大清帝国的荣光不再，国势陵夷，迭遭内忧外患的现实，总会让士人屡屡发为响应，倡言立说，履践力行。彼此的陈说言思，自出机锋，各显巧妙，或有率由旧章倡言卫道护教者，或有别出新意挑战伦常纲纪者，或有折衷新旧意欲调和诸说者，或有表面上似与意识形态无涉仅为数字事实相关者，共存并立，既有矛盾扞格，更时生冲突激荡。作者读者之间，未尝亲见答问对话，纸面的唱和、切磋与争辩，一时之间竟难能遽尔画上休止符，总汇为晚清知识思想领域里的多重风华。
可以说，身处晚清历史浪潮的士人，屡屡以诸若“奇变”、“世变”、“大变”、“奇局”、“变局”、“创局”等等词汇抒发自身的认知所在，实非无的放矢；士人广览书册，抒发感怀，立言经世，总是确切有据。那么，如果意欲析论晚清士人如何因应世变的思想世界，书写这幅历史图像的多重样态，最好能够详密调查晚清中国士人的读书天地，精确描写他们的阅读活动与思想∕观念之形成两者间的互动过程，亦即，采取阅读史的角度，结合出版史和书籍史的研究成果，进而为晚清中国文化思想的叙史架构，建立更形坚实和深入的基础。
本书第三章述说朱一新这样一位在书写晚清历史时未必会被带上一笔的“小人物”，指陈他的知识∕思想活动，既是对于自身与群体的生活世界的响应；他的感怀思绪和实践意欲，也构成了时代变易千样万态的景势。本章精细分疏朱一新的读书世界，如何为他进行地理学知识的生产活动提供思想动力，让他得以在无限宽广的思想空间里开展驰骋“地理想象”（geographical imagination），既可为解析朱一新的思想构成样态，提供另一个观察角度；对“西学”在晚清士人读书世界里的场景，也可假此个案，做出具体鲜明的阐释。
1890年代中期，“知识仓库”已成规模，“西学”相关的读书世界，广袤至极，乃至必须架以津梁，指引世众，读书指南意义的作品，沛然而兴。本书第六章疏理描摹类速作品的意义。如康有为在1894年赴广西讲学，留下《桂学答问》的纪录，引介各种能让学子“国亦宜通知”的著述；弟子梁启超则再取是书精华，“抽绎其条，以为新学知道之助”，而成《读书分月课程》，也指示“读西书”的次序。尔后，梁启超更编撰《西学书目表》（附〈读西学书法〉），要以“应读之西书，及其读法先后之序”，引领士人。继江标担任湖南学政的徐仁铸，上任伊始就颁发〈湘士条诫〉及撰〈輶轩今语〉， 指示学子读书门径；徐仁铸既指示学子奉《西学书目表》为尊，并仍依循前任江标的作为，持续以“西学”命题课士。学子可以依据《西学书目表》找觅读书方向，地方行政首长并据以为充实辖区书院之收藏，嘉惠子弟。当时与梁启超之所为，怀持同样心态的士人所在多有，任职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的叶瀚，即认为梁启超〈读西学书法〉乃是“大义微言之学也，不便于初学”，故撰述《初学读书要略》， 以为入门之助。《湘学新报》创刊方始，就为各种书籍进行“书目提要”，亦为例证；《湘学新报》的叙述，更成为徐维则纂辑《东西学书录》（1899）的样本蓝图。这些指示与书目，不一而足，是徐仁铸、梁启超等等涉猎“知识仓库”的心得，“愿把金针度与人”，期可成为让青年学子进入“知识仓库”不致忘途迷路的罗盘南针。他们月旦品评“知识仓库”的各种储备，对于其价值之所在，提出高下不一的评价；对于应该披览阅读的顺序，也做出先后有别的排列。他们的努力，犹如建立了独特的“读书秩序”（order of reading）。尤其是透过科举体制，如徐仁铸命题取士的诸等作为，自然而然地促逼新生代士人仰仗这些读书指南，揣摩学习如何灵活出入于“知识仓库”的本领，以谋因应；持续发达成长的“文化市场”，更为士人练就活用“知识仓库”的本事，提供了无限机会；结果所至，既可能使士人的读书对象“均质化”、“齐一化”，更可能在潜移默化之间，肯认了这等读书指南所建构的“读书秩序”的正当性。只是，这等被建构问世的“读书秩序”，不会仅是书目数据的价值而已。以“翼教卫道”为己任的叶德辉，对梁、徐等人建构宣扬的“读书秩序”，不能忍受，起而驳之。导引读书问学的门径指示，其实也是一方“思想斗争”的场域，炽烈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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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许金晶：作为一本参考文献丰富、注释详尽的学术论着，本书在一手史料和二手文献的搜集、征引和参考上，有着哪些特色？能否结合具体的章节举例详谈？
潘光哲：近代中国的史料海渊，史学域广，却是步步陷阱，问津者自宜审慎。摭拾词组只言而大做文章，形式上言之成理；仔细推敲，立论基础不过好似沙滩建屋。笔者自期承继“朴学”遗风，不尚空言，无一论无来历，戒慎而为，以小见大，或可别显气象。书本的生产、制作与流通，何时、何地阅读书本，如何阅读取材与挪用、改写或抄袭，本即阅读史研究之进路要旨；只有确立时间坐标定点，透过细致的评比考察，疏理各家议论之同调与歧异，始得稍可确证知识传播与阅读思想历程的变化关系。为考辨史源，显现史料本来面目，重建逼近阅读历程的相关真相，笔者务期尽力而为，是以本书注释，不避繁琐。为此之业，琐碎饾饤；相关论点之论证，冗长无趣，笔者即于注释部分进行论证，期可于正文做出比较清楚的表述论断。读者如果要知道笔者的述说依据，可以阅读注释；如无兴趣，亦不妨碍正文之阅读。
许金晶：除了《时务报》这样的知名报纸，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这样的知名人物之外，本书也选择了类似朱一新、徐仁铸、《无邪堂答问》、《沅湘通艺录》这样名气略逊的人物和书籍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本书基于怎样的考虑和标准？能否简单谈谈上述名气略逊的人物和书籍，之于阅读史研究的意义？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读书世界，多相共呈；与之相涉的历史课题，自是错综复杂。如何尽可能地逼近历史的具体样态与原来脉络，描摹勾勒这幅丰富多彩的历史图景，正是对史家的才识考验。如果停留在水平线层次的探究，截断众流，一笔描尽西江水，营构出好似足可包揽乾坤，俨然脉络分明系统整齐的宏观论说，其实必然屡屡遗漏前行者的思想努力及其轨迹，难免“偏见”之疏。笔者认为，此际意欲探究晚清中国的阅读史，不存在可以让史学工作者得以信步直行的现成康庄大道；倘若仅出以“一口饮尽西江水”的信笔泼墨，不力求尽可能地“历史化”，焉能展现具体的知识成果。笔者不相信，书写晚清阅读史的通史，是此刻学界所可为者。相对的，朱熹有言：“小作课程，大施工力”，笔者愿奉以为则，藉由具体的个案，探究与“西学”相关的阅读史课题。亦正如Robert Darnton的体会，即便阅读史领域在人文学领域方兴正艾，主要还是出以个案研究，因为它与一般总体模式（a general pattern），实非枘凿相合。如何在既有的知识基础上，出以精密的述说研究，有所突破，庶几可对晚清的历史图象，做出比较细腻的描摹，提供更形精致的认识，自为史学工作者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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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
许金晶：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跟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能否谈谈您的这一研究，与晚清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之间的关联？能否大致总结一下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生态与特点，跟其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
潘光哲：晚清士人求索“西学”，阅读致知的过程，错综复杂，各人挣扎沉浮于其间，自有理路，各有故事好说，他们承受“西学东渐”浪涛的个体经验和思想响应，不该被后世的史学工作者一刀切平，甚而做出整齐划一系统分明的历史叙述。即如张自牧与朱一新，往往被描述为反对“西化”（或是“现代化”）的士人之一。这群被后世贴上这个标签的士人，视野所及，关怀所在，即使稍有一定程度的“共相”；实际上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在1870年代末期立论的张自牧，所能动员的“思想资源”，远远不及于身为后来者的朱一新。如果只因为张、朱二人的议论在表述形式上展现若干“一致性”，就把他们一起列入反对“西化”阵营，征引摘述彼等议论，呈显晚清时分出现过反对“西化”的思潮。这样的成果，固有贡献，不免忽视研究对象其实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上立论发议的；正是这个时间点的差别，让他们的立论基础与关怀所向，难能相提并论。是以，对于某一思潮趋向∕思想类型演变样态的呈现，恐怕只是史家自己设定的“问题意识”而剪裁史料所得，未必足以真实显现某一思潮演变的全面样态。史学工作者总该力求回到历史的本来场景，将原来的历史场景“脉络化”，研析考究具体的传衍影响。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The Prince）向被称誉为西方政治思想的经典，探讨这部书的出版阅读史，清楚展现了它之所以号称为经典的来龙去脉，不是只有统治∕思想菁英才能领略它的思想价值，非属秀异之士的知识人与一般出版商，都可形塑其意义，创造出异类的阅读公众（a heterogeneous reading public），操弄各式各样的诠释。没有现实物质条件的配合，被后来者视为重要至极的观念、思想和经典，自是难可流传广远，世代相传，生生不息；著作未得持续出版问世而不已的思想巨子，在观念世界里即使曾经贡献菲浅，最后可能会成了思想史的失踪者，完全被后世遗忘。论者尝感慨，十九世纪在欧洲大陆印出的那些宣扬自由、民主、共和等等理念的书籍，见诸书目者甚众，为什么对独立之后的拉丁美洲影响不大，得不到当地读书界的积极回响。问题的环节，实际在于当年物流运送的管道，并非畅通无碍，外加版权等等问题根本无从解决，打算运送到那里的书本，都还堆存在伦敦码头的仓房。运送不出去的书籍，读者又从何捧阅起呢。仅仅依据一纸书目，而不穷究深描历史的千样万态，就想要提出概括论断（generalizations）或是营构宏观理论，实在无助于历史反思空间的扩展。
从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广泛脉络来说，“西学”阅读的历史，当然不能与那个时代的大环境，须臾而离，却不该以“事后之明”，从目的论的视野，思量评价它的意义。Robert Darnton指出，追问启蒙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恐怕是个问错了方向的问题（a question mal posée），好像竟将启蒙思想独立于十八世纪文化的其他方面，以为1789至1790年间的诸多事件，都可以追寻启蒙思想的踪迹，一如我们能够监测出血液里的某种物质一般。书写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不是要证明“西学”乃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或是阐扬它为大清王朝的覆灭、中华民国的建立等等大历史，供应了什么样的思想弹药。相对的，即如本书所示，就具体的个案与士人的生命思想经历，尽可能地逼近晚清士人进行“西学”阅读活动的本来实相，期可了解他们究竟披阅泛览过那些“西学”书报，得以掌握知识与信息，广闻增知；同时又是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经济体制，乃至于个人的成长∕生活环境，让晚清士人追索“西学”的阅读活动，得以开展无限而往往又受到重重限制。他们藉由阅览“西学”书报而可驰骋的思想天地，进而创说立言所可刻镂的历史轨迹，实在不是理所当然，势所必至。法国史家Roger Chartier尝指陈，恐怕不是那些哲人文士（如Jean-Jacques Rousseau）的著作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反而是革命“制造”了那些著作，是由于革命本身，才让他们的著作被追源溯流从而视为革命的思想种子，替革命的爆发煽风点火。但是，那些著作和其他相关书报的流通与阅读，的确成为人们日常读书生活里的惯例，带动了各种阅读形式（forms of reading）的变化，改变了阅读实践的内容，产生了“崭新的阅读模式”（new mode of reading）以及“自依赖与顺从的束缚里解放出来的批判态度”的结果，确实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声。相较之下，正如本书的检证，那些“共同知识文本”在晚清士人的读书世界里流通广传，正为他们求问“西学”的阅读活动，提供无数方便之门，乃是他们日常读书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那些“西学”书报的重要性，确实不是史学工作者假“事后之明”的观察论证。只是，晚清士人意欲阅览“西学”书报的理由，千样百种，还引发“文化市场”的多重效应，当他们想要进入“知识仓库”寻寻觅觅，可能更得力求突破“书本地理学”的重重关卡。一旦“堂堂溪水出前村”，“西学”书报在晚清士人的日常阅读实践里既然占有一席之地，触发的回响，带动的转易，正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须臾不可或离。
毕竟，阅读不仅只是一种技能（a skill）而已，还是一道寻求意义的途径。借着阅读史的研究方向，应该可以比较深入地了解晚清士人或为因应世变，心系国族前景，或为个人前途，希冀“鲤跃龙门”，在具体的生活处境里，如何皆尝奋力以进，费心苦斗，开展多样缤纷的阅读实践，为他们的生命找寻意义，编织自己的“意义之网”（the webs of significance〔Clifford Geertz语〕）。那么，为了超越既存的历史认知，笔者企图勾勒描摹的晚清历史图景，别显新相，遂乃开展知识探险的努力，践行的阅读∕书写活动，自然也是为了找寻编织自己的“意义之网”。
（本访谈由蓑翁整理报道，2019年7月4日在华文好书公号首发，经版权方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