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山蒼涼，童心已老

《我輩孤雛》（另有譯名《上海孤兒》、《當我們是孤兒時》）是石黑一雄的第五部小說，描寫一位二十世紀初期出生於中國上海的英國人克里斯多弗·班克斯（Christopher Banks），他的父母在他九歲時神祕失蹤，從此下落不明，年幼的班克斯於是被送回英國。劍橋大學畢業後的班克斯成為一位著名的偵探，直到年近四十之齡，為解開長年困擾他的「失親之謎」糾纏，也為了證明他始終認定父母依然健在的設想，班克斯重回年少時代的上海。然而兒時的回憶不再甜美，失散的雙親不復可尋，這場尋親之旅最後還是以失敗告終。小說以記憶重返的旅行文學形式，圖繪了國際移民一種身份缺失之不可彌補的悲劇性。

一八四〇年中國在中英「鴉片戰爭」失敗後淪入帝國主義的荼毒，百年之後，中國再度陷入民族存亡的中日戰爭。一個以鴉片毒害中國，一個以槍砲侵略中國，具有日、英雙重身份的作者，在建構一部身份重構的小說的背後，有著更為複雜的種族尷尬。一方面，班克斯的父親是一個向中國傾銷鴉片的商人，實際上就是一個罪惡滿貫的帝國主義者，這就設計到作者對其所歸化之英國歷史的反思與清算問題，一方面，他重返上海正值日本侵華時期，日軍在一九三七年佔據了上海，這又涉及到作者如何面對其母國日本一筆侵略中國的血淚爛賬。小說、作者的跨國身份、一段動亂的歷史，交織在這一場「渡海尋親」的孤始終。面對小說與作者的雙重尷尬，石黑一雄傾向以一種「浪漫的反思」來取代「復仇式的清算」，似乎一種懸疑式的歷史感知要比歷史事實的檢索更顯著，在小說中以「浮水印」的意象重組，取代了人物背後與歷史本身的不看。另一方面，或許基於一個文學家對自身「文學品質」與「激情自製」的風格追求，石黑一雄始終避免妄自判斷，但他也毫不掩飾暴露二十世紀初期歷史的缺憾及帝國主義的弱點，他既不畏懼英國傳統的反華意識，也不為祖國日本作出辯護，而是讓讀者自己去判斷、體會。

「帝國自戀」（imperial narcissism）和「暴力再現」（violent representation）是石黑一雄通過作品婉轉傳達的批判意識。對於班克斯來說，明明只是一場為了治療「孩提創傷」（Childhood trauma）的尋親之旅，但卻硬要說服自己是懷著「遠大理想」來到中國，是為了尋找在中國土地上為禍人類的「黃蛇」，並解決「問題上海」。這種意志與想想，正式帝國教化主義和帝國公名自大意識的暴露，以為只要世界上有大英帝國的領航，所有國家就不會迷失方向。班克斯的「偵探」角色就是一個「身份隱喻」，帶有為落後國家尋找病因、矯治沉痾，進而提供文明永生之道的涵義。實際上，這種「遠大理想」不僅天真至極，甚至脆弱不堪。他在英國時對雙親失蹤的事前判研，與來到中國之後的事實情況有著很大的落差，當他獲知當年父母因為在販售鴉片問題上發生爭執，母親被拐騙到一個軍閥的府中當小妾，面對父親從事販賣鴉片圖害中國人的罪孽，他完全束手無策。即使班克斯最後在香港的修女院與早已陷入自閉的母親相見，也無法相認。班克斯既無法挽救瀕臨垂死的西方文明，解決不了戰火綿延上海的問題，更無法解救自己的雙親。反諷的是，他要找的「黃蛇」不是別人，正式他自幼視為「英國楷模」、拐騙自己母親的舅舅菲力浦（Philip）。

在與兩個中國人——一個是年輕盡職的中國司機，以為是負責指揮作戰、務實的國民黨軍官——打交道的過程中，班克斯天真又矛盾的性格在無意間顯露無遺。一方面他在中國人前表現出頤氣指使、心高氣傲的態度，甚至用放大鏡看腸子被炸破的中國百姓，看看是否藏有異於其他種族的特殊病纛；一方面對自己母國運銷鴉片，對自己通報在戰火連天情勢下依然視若無睹的設宴擁舞，感到憤怒與不解。實際上，雙親「遭到綁架而失蹤」是一個具有「轉喻」一位的情節安排，真正被綁架的是班克斯自己，早在來到中國以前，他就被一種冥想的「東方主義」所束縛，正如他的雙親在其「帝國想像」與「中國現實」遭遇時，他們迷失了自己，甚至葬身在他們從來就「無法想像」的中國這篇大地之上。

「暴力再現」則表現在班克斯童年時期的日籍玩伴名（Akira）對中國的扭曲行描述之中。班克斯對上海的原始意象完全來自這個日本軍國主義童子軍式人物的轉述。對班克斯而言，明就像歌「中國通」，更像個「中國論述」的權威者，通過明的引介和灌輸，形成了班克斯對中國的刻板偏見。暴力再現意味著以主觀的想像去編制和營造一個客觀上「不可思議的他者」（incredible Other），經由想像的扭曲和貶抑，達到主體對他者之控制慾望的展示。根據明的轉述，上海大街上「到處堆積著屍體，上面遍布蒼蠅，人們卻習以為常，毫不在意」。明又說，「坐在轎子裡的軍閥可以隨意指向街上的某個行人，他身邊的『巨人』（隨從）就會立即過去看下那個人的頭」。明又編造一個家中傭人駭人聽聞的故事，說這位老人喜歡隔斷人們的胳膊，再用一種特殊的藥水將它變成蜘蛛。在這些描述中，諸如「屍體」、「蒼蠅」、「軍閥」、「砍頭」、「藥水」、「蜘蛛」等等字眼，無不與死亡、動物相關聯，展現出對中國極大的語言和想象暴力。然而，即使成年後的班克斯認清了明的轉述完全是無稽之談，旦放棄這些成見似乎意味著流失自己尊貴的顏面，班克斯還是努力維持這種偏見。

然而，也是難能可貴的事，對於自己的母國日本，對於造成中國六百萬人民死難的侵華戰爭，石黑一雄的態度是深沉理智的反省，而不是於事無補的搪塞或變化。兒時的玩伴明，後來成為日本侵華的戰士，然而在與明再度重逢之際，班克斯已無法辨視明的臉孔和身份，對於班克斯來說，童年一旦進入記憶，便已遙不可及，縱使能與舊友相逢，孤伶之感仍舊揮之不去。明模糊的身影一如迷失的祖國，夾雜著對祖國的一層疏離和困惑，這無異在表達作者對日本沉陷於帝國主義的狂熱而感到哀傷。在此同時，石黑一雄也不忘透過班克斯的親身經歷，以毫不濫情奢意或過度美化的態度來描述中國。接到的髒亂無序、房舍的破舊不堪、蘇州河上的臭天臭氣、土霸軍閥的殘暴不仁、滿街的鴉片病患、中國人的『差不多主義』等等，石黑一雄都讓它忠實的呈現。而對於中國人內在的民族性格，石黑一雄也基於深情的著墨和同情的諒解。似乎一個「不知家在何處」的國際移民作家，反而因此具有一種不帶民族偏見與歷史負擔的洞察力，而班克斯顯然又超出了《長日將盡》中的史蒂文森，後者堅持採取一種維繫個人尊嚴下對歷史的冷漠和無情的中立，班克斯則表現出作者一種富於情感的歷史介入。

《紐約客》（New Yorker）曾以「圖繪了石黑一雄專屬的美學領地（”aesthetic territory”）」來評價《我輩孤雛》這部小說。這裡所說的「美學領地」不只是指小說本身的成功，更指石黑一雄創造了一種以記憶重組來尋求身份重建的表達形式。實際上，萬里尋親，重回上海，是一個克服「記憶之缺」（loss of memory）的生命行動，它來自於過去記憶指零碎化與斷裂化的既焦慮感，並對作為「身分之缺」的個體構成夢魘般的糾纏。於是，尋找身份認同的始源與軌跡，對於班克斯，包括對於作者本人，顯然至為重要。在故事末了，苦苦追求「記憶之實」和「身份之失」的的班克斯並非在親自大團圓的理想結局下獲得滿足，而是在希望破滅之後獲得了一種成熟而不悔的解脫：

也許世上有人能夠不被這種憂慮所困擾，心無牽掛、無憂無慮地終其一生。可是對我們這樣的人，生來就註定要孤身一人面對這個世界，歲歲年年不斷追尋逝去雙親的身影。我們唯有盡力完成使命，除此別無解脫之途，在此之前，心中無法得到片刻的寧靜。

石黑一雄富於「記憶」在身份建構上關鍵的地位，並通過觸及記憶之分岔和變化來探討身份重建的困難性。在某種意義上，主題的構思呼應著國際移民者一種自我飄忽的處境，更是作者文化流亡心境在特定藝術題材的折射。實際上，虛構的小說人物和真實的虛構者（作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微妙的關係：小說人物既是作者「觀察性塑造」的對象人物，又是作者主體意識殘缺式的表白替身。換言之，在班克斯與石黑一雄之間，總是不定時地存在著一種「主客互換」的關係，有時候班克斯作為作者所反思批判之「帝國公民」的對象，有時又是石黑一雄自己「身份迷失」的代言者。在此意義上，石黑一雄為後殖民文學創立了一種可以稱之為「認同小說」的範型，為後殖民文學另添一種美學表達形式。

通過記憶的連接、重組與穿梭，將歷史場景和人物內心世界予以串聯，運用一種微溫的情感和瑣碎的專注，編織一幕幕既現實又虛幻的人生故事，是石黑一雄最成功的敘事手法。記憶是對過往流失之生命的捕捉，它註定只能換回虛無與幻滅，一個值得珍視的過去永遠不會在眼前重現，正如一場痛苦的記憶永遠不會在現在消失，這意味著當下的存在無時無刻不是依賴過去記憶來填補，也意味著個人的現實意義，往往更多地被定義於過去的回憶而不是未來的假想，儘管過去的事件早已成為永遠解不開的迷惑。記憶使個體的生命時序得以銜接，讓人們擁有一種整體感知和意義鍊，但正是以一個至今未明的過去來支撐一個總是依戀過去的現在，記憶成了生命中最大的弔詭，成為生命最唯美的悲劇。

节选自 宋国诚《遠山蒼涼，童心已老： 石黑一雄的「國際移民」文學》

摘自2017 台湾 新雨出版社 張淑貞譯《長日將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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