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mm焦距与9分之一光圈

包笑天1876年出生，时为光绪二年，1973年去世，其时文革还没结束。身经清光绪、宣统，历民国，到49年建国后迁居香港终老。生长于江南苏州，考中过秀才；成就事业于开埠不久之上海，从事教育、编辑、新闻、翻译，为清末民初第一代职业作家、记者。晚年避乱香港后，寂寥之余，积习未改，于报刊上开辟专栏，回忆前尘往事，后遂集合成《钏影楼回忆录》及续编出版。

白头宫女说玄宗，胜朝遗老道从头，因为亲身经历，所以感人而可信。但也得这些老人家不昏聩，记性好，说得清楚，而且不喜欢夸大粉饰才好。像道听途说，掺杂混合，矫饰扭曲者，是回忆中最经常的事故，即使戒律森严的佛教大师，也所在皆是，胡适不就揭露过虚云大师出生年月的不可信吗？伟人老想着完美，如同粉丝老希望明星合乎人设，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这也是我喜欢读包氏的这本回忆录的原因：他并不把大时代当大时代看，不把伟人、名人当伟人、名人看，在他笔下，一切自然、平常、正常，不过是有点意思罢了。

包氏不是第一流的学者、文人、政客、将帅，不是影响深巨的历史伟人，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学问不算精深，思想谈不上深刻。但这位老人家活了97岁，而这97年历史社会文化经济各方面变动之剧烈，被称为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且他为人随和，处世精明，交游甚广，难得的是记性好，特别对于一些细节；文笔清通，舒朗有致。而且老人家生长的地方是旧文化旧传统最盛的老苏州，成就事业正好在最开风气之先的大上海，所以，以其亲身经历，谈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回忆名人的一言片纸，那都是第一手的可以珍贵的史料，比起后代人的揣测空想，以今度古，不知道要可信多少倍。

隔了百年烟云，我辈望李叔同、苏曼殊如神仙，视陈独秀、张元济、蔡元培、张謇如圣人，翻他们的文集，看他们的年谱。大节出处，理念思想，自然比包先生们看得清楚些。但包先生和他们一起吃饭看戏谈事情，一起合作办杂志报纸，约文章，甚至一起打麻将喝花酒，玩闹谈笑，许多人是他的同乡，很多人他还看作小辈，如此这般是绝不可能有崇敬的态度的。平常的平视的描写、观察与评价，不是更可靠些吗？后辈人看历史人物如同用200长焦1.8光圈拍摄，主体突出而虚化，拍出来的是艺术照；包先生的回忆是50毫米标准镜头以9光圈拍摄，人物不变形而背景环境清楚。 故其“所披露与严复、张謇、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刘半农、苏曼殊、李叔同、汪精卫、史量才等名流交往情况，为各书所未载。”比如清末在上海流落之章太炎，辫子剪掉了，常穿一件像浴袍一样的古怪外衣，头发乱如鸡窝，这个印象包氏不记载，后世人怎么能想象？同样的，革命党人、进步作家或者在妓院里谈革命，或者在烟榻上写文章，包氏不写，此又怎么会出现在后来的历史书里？又如，戊戌变法失败后，上海翻译与小说创作事业大大兴盛，而此种事业，十之八九，不过一般半通不通的文人在日文旧书中扒拉扒拉，各找几种，直接在旧书页上将假名翻译成中文交差而已！像林纾一边听懂英文的朋友口述狄更斯的故事，一边落笔为古雅高华的文言小说，或者如严复那样从英文原著来用心翻译的，实在是屈指可数。

读此书，能增加一些对于旧社会的若干常识。

比如清末出门旅行的四大件：

先說鋪蓋：鋪蓋就是臥具，從前的所謂客棧、旅館，都是不備臥具的，客人要自帶鋪蓋。不要說住客店了，在一家商店做店員，也要自帶鋪蓋，所以停歇生意，名之曰“捲鋪蓋”，南方人稱之為“炒魷魚”，即由此而來。此風由來已古，文詞中所云“襆被而行”亦即此意。這個鋪蓋可大可小，要是在嚴冬，或是年老怕冷的人，還非有重衾厚褥不可呢。 次言皮箱：皮箱即衣箱，以前沒有人穿西服，這長袍馬褂，皮的棉的，就是一大箱。你如果不帶了，天氣忽寒忽暖，怎麼辦呢？而且這衣箱，都是笨重非凡，不似近來的新式的皮箱，可以舉重若輕的。直到如今，凡是旅行者，無論到什麼文明的地方，一隻旅行用的皮箱，總不可少的呀。 再講網籃：這是一種竹製的籃，籃面上張了一個網，旅行家稱之為“百寶箱”。所有面盆、手巾、雨鞋、紙傘，一切雜用之物，都安置其中。有些先生們，凡家常用到的東西，一切都要帶了走，茶壺、飯碗，亦在其列。至於讀書人，則書籍、文具，也是不可須臾離的。到上海來，總要買些東西，沒有網籃，就不可能安放。 最後談到那個便桶了，便桶就是馬桶。莊子所云：“道在屎溺”，蘇州人不能似北方人那樣上廁所、登野坑，而必須要一個馬桶。但旅館裡不備此物，務須貴客自理（那時抽水馬桶，尚未出世），於是行李中不能不有此一物了。不但有馬桶，有些常常出門的老先生，還要帶夜壺箱。蘇州出品的夜壺箱，做得很為考究，方方的像一隻小書箱，中置青花瓷的夜壺，上有一抽斗，可放筆墨信箋之類。

比如苏州童生考秀才，县考、府考可夹带书册入场，考场喧闹走动，无人制约，童生被称为“童天王”。到了学台考试，则绝不敢夹带、喧闹，肃穆安静之极。又如新婚夫妇对拜，丈夫须低头，妻子不低头，因为满头珠翠，低头不宜也。

又如称呼上，清制：凡四品以上方可称大人，外官则知府方能称为大人，知县只能称为大老爷。又如在上海，买办当时是尊称，后来讳言之，只称为洋经理。

此外种种，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这些细节是不会注意，而且也说不清楚的。

我觉得其书对于我最有价值者，一为清末科举的情形，二为当时读书人的出路与生计。比如作者任私塾先生，每月收入为几元不等，中秀才后，出路与薪水就多而广些。废止科举后，任青州中学堂监督，薪水每月80元，比17岁坐私塾高了十倍；后在上海时报任记者，写小说、教书、做翻译，收入更在150元以上。可见新时代下，只要能感知并跟随风气，读书人门路比起旧社会要广大得多。

作者重视日常生活与物价之变动。如清末苏州物价，那时普通的一席，只要两元，有八只碟子，两汤两炒四小碗，鸡鸭鱼肉汤五大碗，其名谓之“吃全”，绍兴酒每斤二角八分。一家大小五六口，每月十元即有温饱生活。如上海与苏州生活比较，房租贵一倍，蔬菜鱼肉差不多，交通费多几倍。如稿费：上海小说市价，普通是每千字二元为标准，林纾最高，商务送他每千字五元。

作者十七岁为教师，三十前后迁居上海为名作家，名记者，喜欢交际，善于组织，热心公益，对于上海清末民国的教育、出版、新闻、文学极熟。近代的《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是其同辈，对于申报、民国日报、新闻报、时报、晶报、大公报兴衰很知道内里；商务、中华、世界、大东、有正等书局内幕也有见闻；上百位文化名人的出身、轶事、八卦更是随口就有。如张謇、沈寿之三角恋，狄楚青之偷小姨，黄炎培喝花酒巧遇妓女学生，李叔同反串茶花女等等。也有下流无聊的对于重门叠户的戏谑之类。至于上海花国姐妹，好嫖妓的包笑天更是如数家珍。字面上不免后悔，却有藏不住的风流得意。

总之，如柯荣欣《序》所言：该书“确是清末民初的社会史、经济史，尤其是文化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书名“钏影楼”，不免使人联想到他写过即忘的上百种通俗言情小说，以为蕴含些“鸳鸯蝴蝶派”的韵事。其实是误会。作者说得很清楚，这“為的是紀念母親多年前的一樁往事。當時父親的一位摯友投機失敗，在大年夜前來求援，急需大批現金“補倉”，因為父親的現鈔亦已存入銀行，需待年後才可提現。正一籌莫展之間，母親毅然去典當自己的金釧，換回現鈔接濟了這位朋友。。。。。。我只禮讚我母親慷慨好義，慈善救人，是一個尋常女人所不肯。她是不曾讀過書的，識字也有限，而卻有這仁厚博大的心腸，我們如何不紀念她。這便是我題這釧影樓的典故。” 作者文字清通生动，他的文字被选入过民国国文教材中，如这段《扫墓》：

三月廿三日，我侍我父母，往扫先人之墓。我祖莹在支硎山下白马涧，相传为支公饮马地也。时则父母携我及妹往，并随一老苍头。自金阊门，买棹行，虽轻舸一叶，而明窗净几，荡漾於波光山影之中，如入画图也。船娘二十许人，为态至甜净，衣服复楚洁，舟行如飞，和风煦拂，春意中人欲醉。两岸桃花，缤纷如红雨，落英飘堕水面，争为游鱼所接也。

全书文笔，大概如此，故极可读。老人家信笔写来，我闲闲读之，如负暄琐话，很是享受。只是我读的是电子版，别字不少，如或者为成者，好在为奸在之类，使人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