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祖国的未来拍张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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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描述《米格尔在智利的地下行动》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毫无疑问，它是纪实类作品，非虚构文学。用马尔克斯自己的话说，“可算作一篇报告文学”，同时又是“一个以感性重构的冒险故事”。这部作品的作者是马尔克斯还是米格尔？老马通过长达十八个小时的磁带录音转述了米格尔访谈中的回忆，米格尔提供故事与勇气，马尔克斯负责讲述。在马尔克斯的叙述之中，米格尔的冒险故事在以报告文学的形式保留真实之外，又充满了独属于小说的文学色彩。此外，还可以从文中读到许多马尔克斯在他的小说中所一贯探讨的主题。当面对这部作品时，我们能看到米格尔冒着生命危险的拍摄行动，也能看到文学大师对一场冒险和一段现实的审视。
老马确实是写这类作品的最佳人选，他是记者，又是伟大的作家。“我一直相信，我真正的职业是做记者。”“创作对我从事新闻工作有帮助，因为它赋予文学价值；新闻工作帮助我创作，因为它让我与现实保持密切的联系。”被严禁归国的电影导演米格尔•利廷潜入祖国拍摄胶片记录独裁现状的冒险行为或许也是老马想要做的事。无论是镜头、钢笔还是打字机，都具备讲述一个时代所发生的现实的冲动。
不得不提及与我们祖国相隔了一整个太平洋的那个安第斯山麓的国家沉重的历史。智利曾拥有民主的传统，1970年，人民团结阵线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总统。阿连德执政期间推行国有化政策和土地改革，将铜矿等重要资源收归国有以摆脱外国资本控制。改革一度卓有成效，但在1972年，外有美国经济制裁，内部商品短缺物价上涨的智利陷入了经济恶化的局面，阿连德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况。1973年9月11日，负责控制局面的军人皮诺切特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轰炸智利总统府。阿连德总统坚守岗位，以身殉职，与他一道逝去的还有著名歌手哈拉。一周以后，病中的诗人聂鲁达也随他的朋友们一道离世。“九一一”政变后，智利进入了漫长的军事独裁时期。皮诺切特的统治下，收归国有的铜矿资源再次被外国资本控制，上万人被逮捕、驱逐，更有数千人失踪或被暗杀。马尔克斯在演讲《拉丁美洲的孤独》中提到，“智利本是好客之国，居然也有百分之十的人口——一百万人亡命天涯”，正是有着悠久民主传统的智利在骤变之后的写照。
米格尔•利廷在政变中几乎被枪杀，流亡海外十二年，成为五千名严禁归国者之一，此次秘密归国拍摄胶片，是为了用胶片“给皮诺切特装上一条长长的驴尾巴”，记录其延续了十二年并将继续下去的军事独裁统治的现状。在此期间，他更名改姓，乔装易容，甚至连母亲都无法认出他来。“最大的困难不是预先设想中的训练和模仿，而是改变了体态和行为举止后，如何克服下意识的抵抗。”流亡者的勇气与见证弥足珍贵，而米格尔此次冒险中所发现的另一点也非常重要：留下的人也是流亡者。
“九一一”后，智利人在军事独裁中失去了往日的自由与民主，而更多的人并没有能力离开这个国家。他们身在自己的祖国之中，却仿佛流亡者，生活再不似从前，与离开的人同受漫长的流亡之苦。这些留在恐怖的独裁政权之下的人，每天都要面对宵禁令和街角随时可能尾随的便衣警察。皮诺切特通过暴力手段镇压抵抗，又希冀以遗忘抹除自己的暴行。“莫问燃烧火堆里的是橡木、胡桃、松枝或是桉木，浇上一桶水，问题迎刃而解，我们得学会遗忘！”在1995年，他甚至叫嚣：“人们最好保持缄默与遗忘，忘记过去，就不会衍生新的罪恶，亦不会令人锒铛入狱！”
智利人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驶往康塞普西翁的五百多公里，都是在绝对死寂中度过的，仿佛戒严令不仅限制了这趟梦游列车上的所有乘客，还压抑着自然界的一切生灵。有几回我探头窗外，但隔着浓雾，目之所及只有空旷的车站，空旷的田野，这片杳无人烟的国土上的空寂长夜。唯一能证明大地上还有人类存在的，便是沿着铁道无穷无尽布满尖刺的铁网，而铁网后面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没有鲜花，没有动物，空无一物。我想起了聂鲁达的诗：‘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面包、稻米、苹果；在智利，只有铁网、铁网、铁网。’”
社会学家曼努埃尔•帕拉达在子女就读的学校面前当着孩子们的面被抓走，与另外两位抵抗运动成员被割喉杀害，暴尸在机场边的小路。不知什么人把路标上的街名涂去，换上了“何塞•曼努埃尔•帕拉达街”，智利人把这个地名沿用下去。
普通的煤矿工人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的儿女被逮捕并严刑折磨，他申诉无门，在大教堂的十字架前点火自焚。康塞普西翁的市民给事发的广场起了秘密的名字：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广场。
米格尔的母亲雇了一位建筑师，把流亡的儿子旧居的木板一片片拆下来，再依样重建于家族老宅。房间里不仅各种旧物还如原样，就连气味都似乎保留了下来。米格尔在见到这一刻时不敢确定，母亲是为了迎接他归来而准备，还是怕他客死异乡才建此房屋来悼念。
智利人用自己的方式铭记死难者和流亡者，他们是勇敢的抵抗者，悲惨的受害者，还有政变中丧生的阿连德总统和受人爱戴的诗人聂鲁达。阿连德总统的政策如今仍有争议，有很多地方可以商榷，但要意识到，在漫长的军事独裁时期，受人民喜爱的阿连德总统是智利人抵抗皮诺切特最有力的信念。智利人并非一味崇拜阿连德总统，也知道他激进的政策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文中提到一位男子在阿连德担任总统后举着标语牌给他看，上面写着：“本届政府烂得像屎，但它是我的政府。”阿连德为他鼓掌，与他握手。
在棚户区，当米格尔向最穷困的人民提起死去了十二年、独裁政府费尽心机想要抹除他存在痕迹的总统时，大家都谈起了和他的掌故，或与他握过手，或是他的教子，或收到过礼物。死去的总统仿佛和所有人都保留着联系，这是智利人在面对生活的艰难与独裁的恐怖时抵抗的武器。“住房和食物没那么重要，我们想要他们交还的是尊严。”很难想象，这是智利最底层的人民所能说出的话。“我们最想要的是两样被他们夺走的东西：发言权和投票权。”阿连德的改革或许让智利人在住房与食物上日渐艰难，但皮诺切特所剥夺的则是生而为人的权利，这是对人自尊的一种侵犯。
不禁让人想起秘鲁作家略萨在《公羊的节日》里描述的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略。他正是通过摧毁多米尼加人的自尊与思考能力，将国家变为了他的私人财物。他同样给人民分发礼物，去当孩子们的教父，最终目的却是建立一种认知：他是人民的父亲。“实际上，人们一方面怕他，另外一方面又敬爱他，如同儿子既怕专制的老子又爱他一样，因为儿子心里信服：无论父亲如何拳打脚踢，他都是为了你好啊！”“特鲁希略把你们心中的受虐情结都发掘出来了，你们属于那种喜欢受人们唾弃和虐待的人，只有感到卑鄙下流，你们才能实现自我。”担任高官的亲信们为了获得独裁者的宠幸，互相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甚至为迎合元首的喜好可以主动献上妻女并以此为荣。独裁者是这样摧毁人的自尊又给予小恩小惠，无论是皮诺切特还是特鲁希略，这与阿连德大相径庭，无怪乎智利人会如此怀念这位其实颇具争议的总统。
而智利人对聂鲁达的纪念则更具有诗意。诗人的故居已经被警方密封，在这里禁止一切行为。但在一片破败之中，米格尔却发现花圃不知被谁打理得欣欣向荣。诗人在黑岛的房子无人看管，始终有爱慕者前来参观，在栅栏上留下一段段可能被警察擦去的爱的誓言。有人感谢诗人的诗歌给他们带来了爱情，也有人写着：“将军们，爱情永不死去；阿连德和聂鲁达虽死犹生，一分钟的黑暗不会让我们失明。”这些话层层叠叠，是几代人的记忆，在独裁政权的抹除下仍保留了下来。这些传递着爱的声音，回荡在黑岛的大地颤动之中，随着花园里盛开的花朵一起在黑暗的独裁时代摇曳。在最压抑的时代，爱情与诗歌都不曾死去。“观者有一种印象，似乎整个世界都随着播种在住所花园里的深深爱意而震颤不已。”
马尔克斯的小说中，记忆与爱是非常重要的主题。在《百年孤独》里，布恩迪亚家族在孤独中灭亡，马尔克斯认为，布恩迪亚家族的孤独感来源于“缺乏爱”，“布恩迪亚家族的人不懂爱情，不通人道，这就是他们孤独和受挫的秘密。在记忆断裂的情况下，唯一爱情的结晶是猪尾巴的孩子，最后被蚂蚁吃掉，使得家族再也没有出现在大地上的机会。而在现实的智利，人们始终保留着记忆与爱。米格尔的胶片与马尔克斯的叙述，与其说是给残忍的独裁者贴上了一条驴尾巴，展示了黑暗的现实，不如说是让大家看到了智利人必将走向的未来。自由会再一次出现在这片大地上，流亡的战士会返回家乡。当大洋彼岸的人看到了这样的智利人，孤独就会被打破。在极其压抑的独裁之下，他们与我们一样，有着热烈而痛苦的记忆，有着自己所爱的人，向往着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
“为祖国的未来拍张照片吧。”这是米格尔在被拍摄过程中遇到的几个孩子跟他说的话。米格尔不经想起自己在烟盒上写的话：“我敢断言，每个智利人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期许。”孩子是最单纯的，即使在黑暗中，他们也会向往太阳。
本书完成四年后的1990年，智利终于迎来了17年来首位民选总统，皮诺切特不得不做出让步。但独裁者最后逃过了审判，许多暴行也并未得到追查。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甚至智利人苦苦等待的正义成为了文中如戈多一般的“通用电气”将军，永远说明天再联系而又不曾前来。智利还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多努力去迎接它的未来，以不辜负为他死去和流亡多年的人民。
参考文献：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魏然译：《米格尔在智利的地下行动》，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9年7月.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范晔译：《百年孤独》，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 年 6 月.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普利尼奥•门多萨著，林一安译：《番石榴飘香》，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5 年 1 月.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李静译：《我不是来演讲的》，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 年 1 月.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赵德明译：《公羊的节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 11 月. 潘沙：《智利人，对皮诺切特说不》，《东方历史评论》公众号，2018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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