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之危

北宋，以其发达的商品经济、丰富的市民生活、宽松的政治环境、精彩的文化造诣，为后世无数人所崇敬向往，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封建王朝发展的顶峰。然而，从被称为“丰亨豫大”的盛世顶峰，到令人扼腕叹息的“靖康之耻”，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是什么让这个辉煌的帝国在一瞬间轰然倒塌？其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后人借鉴和警醒。

郭建龙的«汴京之围»，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解读，以及对宋金辽彼时政治、社会、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全面分析，详细分析了靖康之难背后的细节和原因。相比于其他大量历史著作对靖康之难的一笔带过，«汴京之围»让我们深入了解了这一使北宋由盛转衰，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靖康之难的导火索其实在北宋建立之初就已经埋下，为了避免唐朝藩镇之乱以及陈桥兵变的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北宋一方面采用兵将分离的方法剥夺武将的带兵权，将兵权收归中央；另一方面采用极其繁复的官职设定，让朝廷官员权力分散并相互掣肘，虽然有效的避免了政变的发生，但造成了“冗兵、冗官、冗费”的局面，不仅严重拖累了中央财政，而且大幅消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在承平年代，这些问题尚且隐藏在水面之下，一旦面临强敌，这些问题所造成的战力低下、决策混乱、效率低下就成为了致命的缺陷。

谈及靖康之难，不得不涉及宋金的“海上之盟”，对于其利弊是非，向来众说纷纭，大部分认为北宋不顾“唇亡齿寒”，联金抗辽是“引狼入室”，不仅失去了与金国之间的缓冲，而且由于违约而给了金国出兵的借口。对此问题，郭建龙的«汴京之围»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将宋金辽之间外交的每一次博弈都详尽介绍，由这些梅花间竹般的穿梭外交，以及后续历史进程可以看到，北宋的进攻对于辽国的灭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时面对已经穷途末路的辽国，北宋仍然难求一胜，唯一的指望是金国灭掉辽国后将燕云十六州“卖”给北宋。即便北宋在金灭辽的过程中，想援助辽国而为其续命，恐怕也是有心无力，纸上谈兵。而北宋在“海上之盟”签订后的违约，确实是北宋朝廷贪图利益而耍小聪明，但金国在见识了南朝的繁华以及北宋的腐败之后，岂有半途收手之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想侵略还怕找不到借口么。归根到底还是北宋军队战斗力的低下，如果能先于金国攻下山前诸州，展示其实力，以金国当时的状态，很有可能可通过赎买的方式拿回山后诸州，凭借燕云十六州重新构筑防线，宋金之间很可能可以回到共存的状态。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再高明的外交也需要军事实力的保障，面对强大的金军以及懦弱的宋军，所谓光复燕云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靖康之耻中，谁应该负最大的责任？个人认为毫无疑问应该是宋徽宗，宋徽宗并不是一个蠢人，但其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了追求奢靡是如何蒙蔽人的双眼，最终导致其毁灭的。其穷奢极侈，耗尽了国家的财力；其政治昏庸，让奸臣当道乃至误国；其意志薄弱，只顾一味退让求和；其决策幼稚，多次错过挽救国家的机会。金军确实强大，但北宋真的没有胜算么？内有汴梁城高粮足，外有诸多勤王之师，金兵人数不多，且在后方还有众多拒不投降、坚持抵抗的城池，如果能够像明朝面对瓦剌时君臣同心、共守京师，完全可以击退金兵，甚至取得大胜。然而，宋朝君臣只顾贪图享乐，面对金军的紧逼，为了不打断眼前的享乐，没有丝毫长远的打算，只是一味的退让，甚至自我麻痹逃避现实，最终在退无可退的境况下酿成了悲剧。

对于北宋从“极盛”到“猝死”，我们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郭建龙专门在书中开辟了一章“百姓真的在乎帝王吗”的画外音来阐述自己的见解。

“中国古代历史始终在一个巨型的钟摆中震荡。在钟摆的一段，是“忠君爱国”式的教导，并将爱国扭曲成对权力的无限服从，不准反抗，百姓全都浑浑噩噩地活在蝇营狗苟之中。这时，皇帝的权威是无限的、不容怀疑的。可是一旦皇权倒台了，百姓们立刻就变成了最恶毒的诅咒者，恨不能对以前的权力进行无休无止的侮辱与谩骂，如果有可能，甚至不惜直接动手将前皇室撕成碎片，这就到了钟摆的另一端。

在这两端之间，却缺乏中间状态—家国情怀。所谓家国情怀就在这忽左忽右的不成熟中震荡了两千年。

皇帝大都也知道自己享受的无限服从，不是来自爱戴，而是来自武力，因此在任上时会想尽一切办法将权力牢牢控制，试图让人们明白不忠诚的下场，用暴力的方法来维持社会的刚性稳定，将脆断的那一天尽量往后延。”

真的没有“家国情怀”么？其实也未必。就在宋朝，当宋仁宗去世，举国哀悼，民众自发的进行祭祀，感恩其“仁”政。宽容大度，不扰民间，不骄不奢，居安思危，才会让民众爱戴和有归属感，才能有真正的家国情怀，才能称得上是“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