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老照片看看150年前的香港《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约翰汤姆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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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中国人影像》是由英国社会纪实摄影的先驱约翰汤姆逊发表的，是第一部通过照片介绍中国的著作。在1870年前后，汤姆逊带着摄像机，从香港出发，经过广州、台湾、汕头潮州、厦门、上海、沿着扬子江到长江三峡，最后到了天津和北京，一路“旅游”一路拍照，用镜头记录了那个距离今天150年的中国，留下很多珍贵的图片和资料，也让大家对晚清的了解有更加直观的认识。书不是很厚，但内容挺丰富，打算分几次把书中的内容分主题介绍之后再概况书的背景与意义。这次就说说最近的是非之地——香港，看看150年前的香港是怎样的。
01
为什么是香港
图一是拍摄于怡和洋行在东角的驻地，正前方是黄泥涌又称跑马地的入口，这里以如画的山景、跑马场和欧洲人的墓地而闻名。左边的山丘是摩理臣山，山上建有华丽坚固的西洋住宅，居高临下，坐揽城市与海港壮丽的风景。图二是拍摄于1869年爱丁堡公爵访问香港期间，画面是皇家海军加拉提号停泊在毕打码头外，背景是九龙一侧的山脉。香港位于珠江口北面，是一群小岛中的一个。长约十英里，宽约四点五英里，岛上的维多利亚城位于岛的北面，背倚维多利亚峰（即太平山），面朝大陆上被称为九龙的一片属地。九龙的海岸与香港的北岸拱卫出世界上最优良的海港之一，这片长六英里、宽两英里的水域为最大型的船舶提供了安全的锚地。书中这样形容《南京条约》之前的香港——“香港只是一个蛮荒无趣的岛屿，如同现在它周边的那些小岛一样，岛上除了几个小渔村之外一无所有”。清朝闭关锁国，海岸线上这种渔村多得如天上繁星，为什么会选中香港这个小渔村呢。看看地图，再仔细想想，不得不佩服英国人的眼光。沿着中国的海岸线，从南到北，有海南、香港、厦门、上海、青岛、天津、大连等地方。英国的舰艇从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到中国，当时印度、马来西亚等地已是英国的囊中之物，为了补给方便英国人把眼光放在中国南部区域，于是海南、香港、厦门、上海在候选之列。当时航运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船在运输中的越来越重要，江海连接处成为了重要的战略要地——利用海运优势把控海洋的军事和贸易优势，利用河运纵深的腹地提升市场和人口的覆盖程度。作为江海连接地，香港、厦门、上海，分别处于珠江、闽江以及长江的出海口附近。舟山岛原是英国人的第一选择，首先，舟山位于中国第一大江的出海口，并且江南一带经济发达，更有商业潜力。但是在1840年，英国首次占领舟山时，却发现此地港口水浅，难以停泊大船，不是天然的优良海港，难以成为海军基地，并且清政府反对英国人占领舟山的态度很坚决。相比之下，香港地处珠江口，拥有优良的海港，并且地处偏僻，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的考虑下，英国人只好放弃舟山，退而求其次，选择了香港，然而估计当年的殖民者也没想到，这个小渔村在后来竟然成为了寸土寸金的国际大都会。
02
飞速发展
图三的钟楼是罗灵思先生在1861年设计的，是香港最有名的装饰。连接钟楼和码头的街道两边矗立着一些最早的殖民地建筑，照片右边的建筑最近被亨特洋行进驻，左边一排宫殿式的建筑是颠地洋行在贸易最繁荣的时候修建的。画面里这一部分是它的西翼，左边靠近钟楼的部分是香港大酒店，按照伦敦大型饭店的模式建造。图四是拍摄于阅兵场前，展现了海傍主要的商业建筑。海傍是一条几英里长的街道，在鲤鱼门与通往筲箕湾的道路相连。途中左边朝向水面的建筑属于汇丰银行及有利银行，中间那一排大楼由颠地洋行修建。前面的照片，都提到了一些洋行和银行，从他们的兴衰，可以看到香港的变迁，这里就八一下里面的商业大咖怡和洋行和汇丰银行。
怡和洋行
怡和洋行曾经前称叫渣甸洋行，在1832年7月1日由两位苏格兰裔的英国人在广州创立，是著名的老牌英资洋行，当时香港的四大洋行之一，也是远东最大的英资财团，怡和洋行对香港早年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未有香港，先有怡和”之称，也是首家在上海开设的欧洲公司。在鸦片战争期间，怡和洋行以鸦片与茶叶贸易为主，1872年以后怡和洋行放弃对华鸦片贸易，之后怡和的投资业务逐渐多元化，除了贸易外，还在中国大陆及香港投资兴建铁路、船坞、各式工厂、矿务；经船务、银行等各行业。从怡和洋行的大事记，可以看到这一公司的发展历程。
1832年7月1日在中国广州成立。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怡和洋行于1842年将总公司从广州迁至香港。
1843年上海怡和洋行成立。
1872年以后怡和洋行放弃对华鸦片贸易，之后怡和的投资业务逐渐多元化，除了贸易外，还在中国大陆及香港投资兴建铁路、船坞、各式工厂、矿务、经船务、银行等各行业。
1876年怡和洋行除了在上海兴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 ，亦安装了中国的第一部电梯和引入各种机械及工业设备。
1882年正式成立怡和轮船公司，并在香港、上海等地设立码头、仓库等。以后通过清内务府和李鸿章等关系，以中关税作保证，在伦敦筹集资金对中国发放各种借款。
1898年与汇丰银行合资设立中英银公司，先后贷款建造京沈、沪宁、沪杭甬、广九等铁路，控制近代中国的铁路投资，又赞助英商福公司 投资矿业。
抗日战争前，除上海、香港外、还在中国各大城市设有分支机构，成为英国在远东的最大财团。
1949年后，怡和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大部分资产及生意被收归国有。1954年，公司总部迁回香港。
1961年首次在香港上市，获超额认购五十多倍。
1980年代末，怡和集团将公司注册地点由香港迁往百慕大，并在1990年代初将公司及旗下多家子公司的上市地点从香港移至新加坡或者伦敦。
今天说起怡和洋行，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但是它所拥有的产业和业务却与香港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几乎无所不在。例如7-Eleven便利店、美心集团、宜家、星巴克、惠康超市、万宁、仁孚汽车、文华东方酒店等等，这些业务为香港人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怡和洋行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至今怡和洋行在世界500强榜单中占有一席之地。
汇丰银行
与怡和洋行类似，汇丰也是由苏格兰人发起成立的，于1864年联合了当时比较有名气的各大洋行在香港组建，资本500万港元。汇丰银行HSBC（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包括了香港与上海两个地方，可见它是在成立之初就是为了在香港和中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早期的汇丰银行主营业务主要以提供贸易融资为主，黄金买卖、外汇业务和商人银行服务业务为辅。并且为清政府提供大量的金融服务，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宗国债（1874年年息8厘的福州贷款）就是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所经办的，左宗棠收复新疆所筹措的款项，也有汇丰的帮助。在1876-1902年间Thomas jackson三次出任汇丰银行总经理不仅成功度过了1880年代的金融危机并且带领汇丰成为亚洲出色的金融机构。在战争时期，汇丰的命运与中国的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经历过一段艰难时期，新中国成立时，与怡和洋行一样，也曾撤离中国大陆一段时间。然而汇丰在香港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汇丰作为香港三大发钞银行之一，也是香港最大的注册银行。后来，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腾飞，大陆逐步开放市场，全球贸易进一步深化，汇丰也逐步发展成跨国大企业，在银行业中的影响也相当巨大。中信出版社曾出版一本《汇丰帝国》，介绍了汇丰百年发展的历史，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应该会比《货币战争》之类的更加真实靠谱。书中提到，在英国的治理下，香港人口从1841年的7450增加到1865年的12万5千。结合洋行和银行的发展历史可见，在清朝末期，洋行和银行借助英国的力量，在中国市场上通过贸易和金融服务获取巨额的利润，当然这些溢价的利润带着不平等的气味。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借助地理和身份的优势，成为中国大陆与世界交流的通道，地位越加显赫。在改革开放进行时，这些先知先觉的资本也借自身优势提早布局，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几十年中获取了可观的利润。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这些资本也越来越依赖中国大陆庞大的市场，反而香港市场在他们的布局里的重要性逐步降低，这也是近年香港发展的现状和困境。
03
普通人
在英国人想着如何做买卖，如何赚大钱的同时，中国人在香港过着怎样的生活呢，约翰汤姆逊也有一些记录，先来看图。
尽管清政府已经无力反抗英国对香港的占领，然而香港人也曾经做出自己的努力。书中记录了一件发生在1857年的事件，中国的面点师傅在面包里加入砒霜，图谋毒害整个外国社区。幸好毒药的剂量不大，并且警方及时采取行动，才没有造成严重事故。这些面包师无疑是受了地方势力的收买，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相信真正的肇事者未必能被绳之以法。想想今天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幕后的肇事者又在哪里呢？作者又写到，在那段时期，又有恶性的热病大肆蔓延，大量外国人殒命于此，应该说，作为曾经欧洲人的坟墓，这个小岛公正地获得了它应得的尊敬。那今天香港是否获得了它应有的尊重呢？只好呵呵一笑。尽管书中宣扬在英国统治时期，香港这座小岛产生了惊人的变化，楼房增多了，道路变宽了，空气也更甜了，但是从作者所描述的普通人来看，他们的生活依然艰辛。在图七的这条街，街道两边的店铺主要是本地人在经营，他们为住在附近军营里的士兵及他们的家属服务。然而为了谋生，这些店铺从日出到深夜都在营业，连作者都感叹中国人这种持之以恒的勤奋。对于图六的僧人，作者这样描述他，这位僧人是成千上万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在中国寺院里讨生活的人之一。观音庙门前的台阶上聚集着大量令人厌恶的乞丐，一群半死不活又嚎个不停的野狗在垃圾堆和乞丐们扔下的东西里面找吃的。可见，尽管香港整体经济在提升，然而底层百姓的生活并不一定得到很好的改善。即便到了今天，如何提高经济和如何改善民生，在香港貌似不是同一件事情，降低民众的怨气，需要好好地把精力放在改善民生上，而不仅仅看GDP增加了多少。图八的学童，大约是殖民地时代的特殊产物。在1870年代，英国人在香港各个片区设立了让本地男孩入学读书的官办学校。学童接受常规的英语教育，以便将来能成为合用的译员、买办、会计或者店员。这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行政和商业机构中担任的职务是欧洲人难以胜任的，他们占有语言上的优势，对那些外国人永远也搞不清楚的习俗又有着先天的了解。大约这是香港普通民众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一种体现，通过成为这些大洋行，大银行的员工，赚取高薪，分享社会发展成果。西方的教育制度，加上勤奋的东方学生，造就了一批能提供优质学位的大学，同时这些毕业生可以很好地服务香港社会，这样一来，年轻人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也自然会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努力上了，而不是无休止的抱怨。现在香港很多大学都在国内扩大招生，本来这是为香港引进更优质生源，提供更多人才，保证后续发展的有效举措，然而这变相增加了本地学生就业的难度，各省份的尖子涌进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跟本地考生进行竞争，长久下来，谁优谁劣，自然容易猜到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