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徒劳和无意义
对于战争，当权者关注的是战略和胜负，身处其中的人民关心的是个人命运的走向，局外人关注的是开战的原因、进程、影响等，但具体参与战争的士兵，却往往作为数字中的一员而被忽视。他们被灌输以意识形态，派往需要他们的地方，或驻守、或冲锋。但他们的内心，到底如何看待这场把他们卷入其中的战争？如何看待他们的个人命运？
弗里德曼笔下的战争与众不同，充满了忧愁的诗意。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交界的南瓜哨，虽然偶尔也有交战，但大部分时候，洗碗、切菜、给机枪清洁上油等无聊的事占据了士兵们的生活。
比这单调乏味的生活更令人绝望的是，服役的士兵不明白战争的意义，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战、为什么而死。犹太人从小接受的是批判性思维教育，似乎不容易相信那些漏洞百出的、轻率的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是上一辈的信念，但对年轻一代来说，本·古里安只是地名。他们内心充斥的，不是对敌人的憎恨、对战争的渴望，而是无奈、困惑、对一切的质疑和反思。
给这场没人在意、无足轻重、毫无价值的经历赋予意义是徒劳。读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弗里德曼描述的这场经历就像人生的一个缩影：我们意气奋发地从少年向青年前进，可投入生命的洪流后，却发现不得不为那些鸡毛蒜皮的、琐碎的、重复的事奔波，根本寻找不到年轻时渴望的快乐和意义，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
就像阿维的思考那样：
重要的是，我们在逐渐变成平庸的人，变成习惯妥协和让步的人，这也是让我感到惧怕的一点。这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几乎每一个方面。这会影响到我们或大或小的选择。如今，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已经不同于往日。你不再把事情分得一清二楚。大家都学会了妥协。
正因为被现实击败，南瓜哨才弥漫着疲惫与乡愁。入伍参军、被重复和无意义打磨，少年时代就此终结。
退役之后，弗里德曼用加拿大护照，以游客身份去了黎巴嫩，重回南瓜山，以另一种角度审视一切。他发现边境线另一边的人们，实际上大部分都友善、亲切，并不是十恶不赦、虽远必诛的“敌人”该有的模样。这更加印证了士兵们服役期间的想法，即这场战争本无必要，他们所做的一切没有意义。
我非常喜欢弗里德曼对黎巴嫩充满诗意的描述。他站在山顶，平静地望着自己曾服役的哨岗，就像在倒带回看那些人和事。他，以及那些士兵，都没有因为青春的举重如轻而美化那段记忆。
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战争到底必要吗？
以色列与黎巴嫩争端的原因，并不只是宗教信仰、民族矛盾这些他们热衷于宣称的因素，而是有非常现实的、现代的问题。
对水源匮乏的以色列来说，他们想要取得北部主要水源太巴列湖的主动权，太巴列湖的源头在什叶派聚居的黎巴嫩南部，而这个区域正是真主党控制的区域。
对真主党来说，与以色列为敌是他们建党最初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所以哪怕面临巨大压力，他们也不会放弃与以色列的敌对。
从国家和政党层面来说，这样的对立能让人理解。
但是，对于战争中丧失孩子的母亲来说，她们更希望的是孩子不要无辜牺牲。可是她们对于从黎巴嫩撤军的呼吁，很少收到回应。归根到底，这是利益的冲突，母亲的利益是希望亲人存活，国家掌权者的利益是争夺资源、击退敌人、控制意识、掌握权力，而后者的话语权远远凌驾于前者，所以前者的诉求得不到满足。
而所谓“战争”，未必是真刀真枪的交战， “南瓜山事件”，即“军旗事件” ， 目的不在于对领土的争夺，而在于对“意识”的控制。在这场媒体战中，电视里播放的画面才是真正的武器。
外界喜爱把真主党定义为恐怖组织，因为他们发明了人体炸弹；以色列官方把真主党列为大敌之一，一直没有执行允诺的撤军；真主党自身把自己看成是拯救黎巴嫩南部什叶派的救星。
而以色列士兵呢？从弗里德曼的叙述来看， 至少南瓜山的士兵们并不认为战争是必要的，支配他们生活的并不是思想，他们也并不真正仇恨敌人。他们不会反对消灭敌人的命运，成功了还会感到骄傲，但却想不起对敌人的仇恨。让他们坚持下来的动力，是年轻的士兵既渴望得到战友的接纳与欣赏，同时又害怕令战友失望。说到底，他们更在乎的是他们身边的人的目光以及友情，而不是国家层面的战略性问题。
承认这样的内心活动是多么真诚啊。
这些年轻人们，被孤立在这座偏僻的哨岗，远离梦想和热血。他们厌倦了这一切，想要回家 。
南瓜山的生活不过是一堆折磨人的繁杂琐碎之事，为的是把几十名士兵留在一座与世隔绝的山上：洗碗、切菜、给机枪清洁上油，以及装沙袋等等没完没了的劳务安排，其间偶尔被轮班站岗打断。这里没有任何柔软的东西，也没有任何甜美的味道。
人与人之间本是和善的、友爱的，但因为资源有限、因为权力竞争而互为假想敌，日子变得虚妄，生命变得虚无，唯一给他们战争真实感的，是他们切实失去的那些战友。
弗里德曼所描述的以色列年轻士兵的所思所想，和我在以色列时遇到的年轻男性完全一模一样。当时我还困惑，为什么和我闲聊的所有犹太年轻男性都更关注个人生活而非国家和民族命运？为什么他们更向往去欧洲、美国，而不是留在被他们称为“过于保守和教条化”的以色列？为什么他们对国家意识形态嗤之以鼻？
看了《南瓜花》，我多少明白了一点。当个人命运被卷入国家命运，不得不为之付出时间和精力，却最终发现都是徒劳后，清醒的人很难再打起精神相信那一套意识形态。他们看到的只有无聊的日常和无谓的牺牲。这段经历，只对他们自己有意义，甚至根本不配被称之为“战争”。弗里德曼的三段话，解答了我的困惑：
大多数士兵，即使在最危险的前哨驻守的士兵，从来不认为自己参与的任何任务值得被称为“战役”，更谈不上“战争”。因此，在我们父辈和祖父辈的伟大功勋之下，我们难以声称自己获得了任何成就。一段时间后，就连像南瓜山这种地方的真实存在也开始变得让人怀疑。那不过是年轻的时候，你所经历的那些无法解释的事情之一。又或许，这一切根本没发生过。
……
我们摆脱诅咒，从一场虚构的闹剧中退出；我们不再以为自己必须要和人类的重大道德问题纠缠；我们明白，以色列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只需要过好自己的生活，每日从家里去上班，在这个不幸的地域和这段反常的历史中，竭力维持人类寻常的快乐。
……
如今回头看，我认为黎巴嫩前哨对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而言就像孵化器，塑造了他们在前哨炸毁之后那个时代的生活态度：对意识形态极为厌恶；只思考微末而实际的事情；对爆炸事件习以为常；擅长在狭隘和危险的处境中求取最大限度的快乐。
服役生活就像一首莫名其妙的诗，时代就这么踩着一代人的青春，呼啸而过。历史总是在原地打转，人类总是在互相掠夺和交战，令人疲惫。从命运中逃离出来的年轻人，他们宁愿去旅行、去听音乐、去做艺术，而不是为“假想敌”付出自己的一切。既然一切都是徒劳和无意义，那至少当下的快乐显得比较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