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所有选择，都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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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寄到的时候当天就读毕，现在连细节都回想不起来了。遗忘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对幸存者而言，却并不容易。
本文主要就此书和伊藤诗织的《黑箱》一书试着做部分文本比较，尽量减少个人的无谓发言。面对受害者的态度，当然应该是支持和鼓励，但可能需要更加审慎。因为在支持和鼓励之前，首先需要减少更多和更进一步的伤害。
首先是这么一个问题，性侵是什么？
《黑箱》中有这样的段落：性侵所关乎的，不仅仅是性，而是“想要操纵、征服他人的欲望”，即权力。强暴是一种最廉价的武器，可以轻易地摧毁一个人的一生，让她/他余生都活在挥之不去的阴影之中，是对一个人灵魂的杀戮。
这是伊藤给出的答案。她也一再强调，性侵的过程，有很大一部分是权力的压迫。所以这无关身份、地位、族群和文化。温斯洛这本书中给出她的一个答案是，性侵是对加害者和受害者双方双重的物化。其实她们在说服自己的过程中都有迷惑。
温斯洛说：“我一直以为强奸并不只是一九九二年的那晚我那间学生公寓的地板上发生的事，它还包括在医院中的场景，事后在我脑中不断重现的情景，朋友给我的慰藉，以及最后我大学毕业。”“强奸其实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不仅仅是一个‘错误’‘误解’或是‘一场不愉快的约会’。”
这当然是常识，可是也常常被忽视。对于幸存者个人而言，在发生的初期也会怀疑。这也许是心理上的“自我保护”，也有社会和文化习惯缺乏明确认知的缘故。作为幸存者，她们应该有一个共识，性侵不只是那个时刻发生的犯罪事实，而是持续长时段并可能伴随一生的伤害。可是人类的存在需要寻求意义，所以她们站出来，去找寻这个意义。
幸存者的残酷回忆中，经常出现的是加害者的语言。
《女人无名》：“把手放在地上。”他说的那句话仿佛刻进了我的脑子里，之后无论我在洗手，或是仅仅看着手的时候，这句话都会在我耳边不断响起。
《黑箱》：“看你平时一副挺能干的样子，现在却像个发愁的孩子，怪可爱呢。”这句话，是当我要求山口把内衣还给我，却被他嘲讽，“回头送你一条行了吧”，我感到浑身的力气被抽空，膝盖发软，瘫坐在床边时，他说的。
用语言来进行控制和摆布，这就是典型的权力压制的特征。加害者是为了享受这一刻。所以性侵甚至不是全部的动物本能，而是有着人类特殊的社会结构的作用机制在里面。（题外提一句，自公益界而起的中国#metoo#到朱军事件后就像“被掐断”了，而权力运作最为密不透风的公权力部门和相关领域“出乎意料”地几乎没有任何性侵事件爆出。）
性侵同时又绝不是一个模式的。
温斯洛的案件属于比例相对较低的“陌生人强奸”。——“我时常庆幸自己与那个强奸我的男人素昧平生……这意味着我被强奸并非出于对我的某种背叛。我从来不用质疑我与他人的关系，或怀疑我周围的异性朋友。强奸我的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那个坏人’，别说有什么亲密关系，我甚至根本不曾见过他，对他更是一无所知。他也许更像是电影中的怪物，而不是人。”
“明知自己还算幸运，明知自己很可能会像很多人那样身处截然不同的处境，但当我看到有文章在讲到熟人强奸时强调此类案件发生的频率之高，而显得陌生人强奸案鲜少发生、不足一提时，还是难掩内心的愤慨。诚然，跟约会强奸或酒后无意识强奸相比，被陌生人强奸的概率确实低很多，尽管我们这种案件或许如铂金般稀有，也绝不是像独角兽般无迹可寻。这样的案件的确存在。”
陌生人强奸发生的概率相对较低和人们总是天然防范陌生人而信任熟人有关，而且熟人之间容易建立互相认可的权力关系。但被陌生人强奸绝不是幸运。就算是被猥亵也不是幸运。伤痛没有幸运可言。觉得自己幸运其实是幸存者心理上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安慰。这是伤害持续存在的证明。
去参加的分享会上，朱军案的当事人弦子问了伊藤一个问题，她说，自己虽然也是受害者，但经常会遇到很多比自己受伤害更大的人，问诗织怎么看。伊藤回答，痛苦是没有办法对比的，没有人能体会到你的感受。所以要真正相信自己，你是能体会到那种痛苦的人，因此你能对其他受害者共情。
强奸的可怕之处在于，这个过程往往充斥着暴力，以及死亡恐惧。
《女人无名》：案件记录里头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当时居然还这样恳求弗莱尔：“如果我做得很好，你可以不杀我吗？”
《黑箱》：由于身体和头部被他按住，并压在身下，我渐渐变得无法呼吸。几乎要窒息的一瞬间想到的是：“我要被杀掉了。”
大连街头的“突然”暴力事件，打破了很多人对强奸的具体认知。当时有人写帖子，强调“强奸首先是暴力，其次才是性侵犯”。“大众娱乐中能够认识到的强奸不是对强奸的还原，而是对某种威迫式性行为的夸张：强奸被扭曲为病态的情欲，强奸案中施展严重暴力的欲望，则被完美隐藏。”
但还需要提醒，任何犯罪的形式和实际发生的情形都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说没有激烈暴力的性侵害就不是强奸。受害者在死亡边缘历劫，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
性侵发生之后，幸存者对加害者的恐惧，会持续非常久的时间，即便是看上去非常勇敢和自主的女性。
温斯洛在搜寻弗莱尔的脸书过程中发现：“尽管我急切地想知道关于他的一切，但在脸书上找到他的个人主页后，我还是不敢添加他为好友去看上面的信息。”她在搜寻加害者资料的时候发现在平时的生活里，弗莱尔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温斯洛感到非常生气，“这样一个享受着友情、亲情和音乐的人，我实在无法想象他有什么理由强奸我，难道是绝望吗？我写过很多坏人，因为生活过于逼仄，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最后决定铤而走险。我看见他弹着吉他，看上去那么快乐而无忧，我在心里不停地问：你怎么敢那样？”
弗莱尔甚至热爱音乐，会弹吉他，温斯洛为此质问自己——“我一直认为‘音乐’是一股足以荡涤心灵的清流，所以看到他这样的人居然还会弹吉他时，我的内心是相当震惊的。……或许对无可救药的人而言，创造力并不能完全排遣他们的负面情绪和欲望，反而会让他们心安理得地去干坏事，甚至是刺激他们去干坏事。”
《黑箱》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山口敬之是地位非常高的资深记者和媒体人，在实施犯罪之前，他强调了好几遍推荐伊藤诗织去读他刚在《周刊文春》上发的文章，那篇文章内容是关于越南的韩军慰安妇。这非常讽刺。但人类就是这么复杂而难以预判。犯罪同样如此。
之所以说性侵不只是犯罪发生的那一刻，也有一个理由是，幸存者受到的伤害是持续的，她（他）们需要与公众的刻板印象作战。在某些国家尤其如此。刻板印象可能是“荡妇羞辱”“受害者有罪论”，但也可能是另一个极端。
《女人无名》：“我以前没有但在被强奸后才多出来的一个特点：喜欢把自己裹起来。我因为这会儿天气太热不能裹着我的那条羊毛披肩而提不起精神。我真的很喜欢把自己包在里面的感觉。”
“还有一些朋友认为我完全没有被这件事情击倒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在他们看来，但凡有这样经历的人都不会像我这样乐观、外向。他们根本不知道，其实还有很多他们认识的人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只不过，他们要么只字不提，要么还是像这事发生前那样生活下去。”"但普遍的理解有时候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受害者不仅受到了肉体上的伤害，还因此遭受了精神上的永久创伤。为什么强奸不可以让我变得更富有同情心、更诚实、更能接受不同的情感呢？它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作假，这是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我该因此感谢他吗？我要感谢的是我自己，还有我的朋友们。他应该因为他的罪行受到审判，而不是以我应对此事所带给我的影响作为对他评判的尺度，这才是我想要看到的。我不想说是他毁了我的生活。但我不认为我的生活已经毁了。”
《黑箱》：一位关系亲密的友人告诉我：“你再也不会如往日那样笑了。”闻言，我震惊、错愕。一直相信自己并没有什么改变。然而，事实是，我不再是昔日那只饱饱装满了空气的气球。爆过一次，再用胶带糊好、加固之后，气球不再如往昔那样弹跳轻盈。不过，我仍是我，这一点不会改变。……时间并不会替我们抚平伤痛。我们只需缓慢、耐心地，去面对伤痛，与伤痛相处。不必有任何的勉强。
我很佩服并且尊敬这些女性，她们有着坚韧的力量，以及信心。
温斯洛给受害者提了许多建议，最后一条是：原谅你的朋友。我们是彼此需要，相偎相依的。
伊藤在北京的分享会中这样说：“最大的建议就是希望自己可以选择怎样做，从而挺过这个难关。……无论你选择沉默还是勇敢的站出来，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值得肯定的。”
在面对社会结构这个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的真实黑箱时，幸存者的继续生存是最为根本和重要的。需要给与勇敢者以支持，给沉默者以理解，即便她（他）们不说。这个过程中，不会有什么必然的正确，能够幸存，已经是最大的英雄之举。
温斯洛说，把原本零碎的东西组合起来，是一件震撼人心、让人称奇的事。她还举了一个例子，日本的金缮（Kintsugi）修复艺术，用金箔突出陶瓷修复的痕迹，丝毫不去掩饰物品摔成粉身碎骨的过往，而是将它经历过的一切作为物品的一部分，展现其变化和成长，以及历经岁月淘洗所沉淀下来的美。
现实毕竟不是小说和电影，没有一个the end，温斯洛也表示，她对“结束”这个词始终有些纠结。这个词带有一种暗示，那就是受害者有责任通过调整自己的想法或情绪来改变认知，从而让自己能够感觉好些。“这绝对不是画在我内心的句号。”
如果要让正义还有可能，让伤害减到最小，可能我们还是首先需要看到事实存在的罪恶，以及人们观念中的巨大错误和偏差。然后一点点去改变，不断纠正，世界没有那么美好，但是希望会在。但愿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