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接近地狱的地方——西伯利亚

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半自传体小说《死屋手记》中写道：“后来我才懂得，除了自由被剥夺，除了强制劳动，在苦役生活中还有一种痛苦，比其余的一切更为强烈的痛苦。这就是：强制的同居。”

初读这句话，我甚至以为流放生活只是类似于寄宿学校的生活——我只看到了强制的同居，以为不和睦的舍友关系，会在陀氏这里找到共鸣。

而当我读完了丹尼尔·比尔所写的《死屋：沙皇统治时期西伯利亚的流放制度》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大错特错——根本没有理解陀氏的苦难，只是在勉强地寻找和陀氏的共鸣，颇有些“欲赋新词强说愁”之感。

这本《死屋：沙皇统治时期西伯利亚的流放制度》的作者丹尼尔·比尔教授目前任教于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历史系，研究兴趣集中在19世纪俄国的犯罪、恐怖活动以及惩罚措施。对于俄国的近代史，丹尼尔·比尔教授绝对是有一定发言权的。

在这本纪实作品《死屋：沙皇统治时期西伯利亚的流放制度》中，丹尼尔教授运用19世纪的新闻报道，官方报告和俄国小说，甚至还起用了俄罗斯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档案馆中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一手资料，讲述了沙皇对西伯利亚这个可怕的“人间地狱”的管理，和西伯利亚对后期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重要影响，为我们呈现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残酷、囚犯的悲剧命运。

1. 流放制度的发展

早在16世纪末，伊凡雷帝的指定继承人在乌格利奇被人谋杀，于是乌格利奇人组成了一只起义队伍，杀死了有嫌疑的凶犯和来自莫斯科的官员，这件事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愤怒，起义者在受到折磨和残害之后，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这只是流放制度开始不久的一个事例。俄国起初将罪犯或者流浪者流放到西伯利亚，是为了征服这一大片东部土地。因为在沙皇迅速的扩张中，寒冷、广阔的西伯利亚出现劳工、农民、商人的持续短缺。

根据流放制度最早的资料，流放制度不仅可以使沙皇能够把难以管束的臣民逐出俄国欧洲部分，还可以令他们成为在西伯利亚的战略要地的移民和苦役犯。

在这种看似“一举两得”的想法下，沙皇政府更是加大了流放的力度。随着流浪在1823年被定为犯罪行为，仅在1826年至1846年的20年中，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16万人中，有48500人以流浪者的罪名被流放的，比例达到30%。

1826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他们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前往涅尔琴斯克的矿山进行艰苦的体力劳动。

1863年，波兰人第二次起义失败，由于西伯利亚中心省无法容纳下这些波兰人，于是，波兰起义者被转移到更往东、更偏远的地区。然而这对于看管和监督仍然压力很大，于是在1866年，沙皇发布了一系列波兰起义者的减刑措施。

直到19世纪末，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曝光的女囚犯自杀事件（因为被鞭刑，人格和尊严受损），以及食人事件，引起了欧洲世界的轰动，国际上很多名人都发生抗议俄国的此种制度。马克·吐温含泪道：“如果这样的政府只能用炸药来推翻，那么感谢上帝赐予我们炸药！”

20世纪初期，布尔什维克党人开始活动，大多数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是对他们来说，尤其是一些贵族，这是一个学习和整顿自己队伍的机会，比如列宁。

在那里，他在一个同情“政治人物”的妇女家中租了一个舒适的房间，并在著名藏书家根纳季·尤金的图书馆里收集资料，一边等待着自己最终的流放目的地的确定。

直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权利移交给了临时政府，象征专制统治象征的流放制度正式废除。

2. 流放者及其家庭的悲剧命运

对于流放犯来说，流放到西伯利亚不仅是一种身体上的折磨，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由于西伯利亚环境冬季漫长且寒冷恶劣，很多流放犯是冻死在路上。而在流放途中，不仅有寒冷的威胁，还有疾病、酷刑的威胁。

他们很多人住的营地都是“即将倾颓，设计不合理，极其狭窄，养护糟糕，室内肮脏”，通常是一百多人挤在一个狭窄的空间内，没有新鲜空气，秩序混乱。

而他们所从事的劳动更是繁重艰辛，很多流放犯会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逃避过重的劳动。

除此以外，他们居住的房间内肮脏、混乱，在角落里放着一个粪桶，他们的大小便都在房间内解决。每天与跳蚤、蟑螂、老鼠为伴，再加上他们配发的床单用品，经常是上一个流放犯用过并且没有清洗过的，于是，皮肤病也在西伯利亚肆虐。

说到在西伯利亚最残忍的，莫过于鞭打了。

在1851年，夹道鞭笞取代了鞭刑，成为西伯利亚最恐怖的惩罚方式。排在疼痛前两位的就是皮鞭和桦树条。

为了确保打在受刑者身上足够疼，桦树条既不能太鲜嫩，也不能太干。

很多施刑者当初亦都是受刑者，他们绝不会在自己手底下的流放犯施以同情心，甚至可能会以此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当然，如果出钱贿赂施刑者则另当别论，但是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施刑者也要受到鞭打。

在俄国有个传统：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和妇女不受肉刑（即鞭打）。当女流放犯西吉达因为在狱中领导绝食抗议，被罚用桦树条鞭打一百下。鞭打之后，西吉达便和其他狱友一起服毒自杀。

流放过程中不仅仅是流放犯本人遭受侮辱，他的家人也同样在劫难逃。

沙皇为了让前往萨哈林岛的流放犯能够更稳定、更卖力地服务、劳动，便诱骗流放犯的家人一起前往，当局承诺会负责他们的衣食住行，并会给予补贴。

然而，这段谎言，让噩梦真正地开始了。

在萨哈林岛的流放犯的妻子和女儿，已经不是家人，而是某种商品——换取管理人员的宽宏大量和伏特加，甚至是抵消欠债。在这种男多女少的生存环境下，往往也会发生一个流放犯诱骗妇女去杀了她的丈夫········萨哈林岛上的谋杀案并不少见，卖淫也是寻常事。

更骇人听闻的是，一个苦役犯的12岁和14岁的女儿，都已经染上了梅毒。6岁的小女孩在蒸汽船上被其他流放犯强奸，在当时也并不是罕见的事。

岛上仅有的真正的行当是赌博、伏特加和卖淫。

男孩的处境或许会比女孩稍微好一点，但是看到“一个11岁的小男孩，他喝酒，打牌，对妇女感兴趣“，不免让人觉得无比痛心。

岛上四处是暴力和苦难，男孩在这种环境下生长根本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反而在还未成年的时候，已经对社会有足够的杀伤力。这些孩子都被称为“正在成长的新一代苦役犯“。

萨哈林的家庭根本不是繁荣、勤勉的流放定居者社区的基石，而是成了刑法殖民地的贫困和道德沦丧的一个象征。

3. 流放制度对于西伯利亚乃至俄国的影响

显而易见，这种恐怖的流放制度给俄国带来的影响是甚远而沉重的。

流放初期，沙皇意在发展西伯利亚，但是从俄国的欧洲部分前往西伯利亚的流放犯，被各地官员一层层地扣留，到达西伯利亚的多是一些老弱病残，几乎没有从事辛苦劳动的能力。而沙皇早先定下的发展西伯利亚的殖民目标与实际的流放制度也是背道而驰。

流放制度让大多数流放者聚集在西伯利亚人口密度较高、基础设施也相对较完善的地区，而这些地区恰恰也不需要流放犯的进入，反而是更加偏远的地区需要流放犯去开拓。但是矛盾就在这里：偏远的地带因为基础设施和资源等各方面不完善，殖民的成本很高，国家又并没有将流放犯引入偏远地带。

《俄国思想》称：“流放制度不但没能加强殖民浪潮，反而阻碍了它，让西伯利亚在俄国人眼中成了罪犯和叛徒之地。“

这也并不是俄国欧洲部分对西伯利亚的偏见。很多流放犯进入西伯利亚殖民地，带过去的不仅仅是劳动力，也包括糟糕的品行和暴力，这对于自愿移民去西伯利亚的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威胁，同样也是该地区的负担。

一旦1917年的流放制度被废除，流放营地的看守人员、营地附近的普通百姓，必然会受到被释放的流放者的骚扰和威胁，从而阻碍当地的经济的发展。这对于原本贫瘠且资源匮乏的西伯利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但是，如果能够从乐观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长达将近五年的流放制度，那么它唯一给国际上带来的好的影响恐怕就是就是：给了布尔什维克充分的时间和机会。

国家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宽松待遇，不仅揭示出社会等级和财富能长期解缓西伯利亚流放的恶劣环境，同时也揭示出国家并不直销他们书生气激进主义的萌芽力量。

虽然十月革命并不会依附流放制度的存在与否而到来或是取消，但是流放制度，尤其是在它的后期，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崛起确实有一定促进作用。

沙皇俄国的愚昧和无知，正好给了布尔什维克党人对于苦难的体验和自我意志的磨练，为他们今后的革命事业的胜利埋下伏笔。

而这个跨越了四个世纪的恐怖之地，这个布满尸体的辽阔土地，也终于有机会回归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