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化的历史,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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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过骑马的体验。
上马的时候,我一度担心马儿会把我甩下来——它看起来是那么的威风凛凛,鼻孔还喘着粗气。马夫告诉我,马儿听不懂人话,但是可以识别人类的手势。的确如此,马夫通过缰绳、拍打马屁股以及一些我看不懂的命令,控制马儿加速或站在原地不动。
或许是在同一片广袤的草原上,这匹马儿的祖先是草原上的明星,而它的后代,经过漫长岁月,成为了人类的盟友。这个过程,就叫“驯化”,也正是本书的主题。
“当时仍处于冰河时代,就在那个时候,人类与他们最早的盟友相遇。”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解剖学教授,同时是人类学、考古学、基因科学等领域都精通的全能型专家。因此在本书中,我们也能看见各个学科的知识的融会贯通。在探究物种驯化的起源时,作者用考古学的发现给出证据,用基因科学的手段进行推测和探究,令人信服。
在讲述母牛体形缩小之谜的一节里面,作者首先给出了多种假设。例如,牛的体形变小可能是因为农民专门选择一些更小、更易管的动物来繁育种群,但是,“经过多少代,甚至几千年的时间,农民不大可能还只选择体形越来越小的动物去繁育种群”。再比如,气候变化也可能是影响因素之一。在排除了这种种可能性以后,作者给出了结论——相比于产奶,产肉是人们养牛的主要目的,而牛成年以后生长速度会下降,所以人们会在牛长成之前就将它们剔除掉。
科学家们的脑洞的确令人佩服——依据动物的牙齿积累的牙结石判断其饮食的细节。例如,科学家们研究了格陵兰维京人的牙齿结石,发现了他们在早期曾大量食用乳制品,后来确放弃了乳制品。这与他们的迁徙密切相关。
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探索驯化的起源,考古学家们对各种证据的执着以及他们精妙绝伦的推理。
“最终,它们都是一体的:都属于一个生物宝库,互相交织纠缠在一起。”
野生物种与驯化物种之间,各驯化物种之间,人类与各物种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研究驯化的历史的时候,也许考古学难以给出充分的证据,本书还给出了非常有趣的手段,如语言学的研究、利用计算机绘制水稻家族的族谱等等。
英国哲学家以塞亚・柏林将当今学者划分“刺猬型”和“狐狸型”。本书的作者显然属于“狐狸型”的学者,这类学者往往对任何问题都感兴趣,他们无意构造出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东张西望、处处用功,呈现出一种发散型的思维特征;反之,“刺猬型”的学者的研究领域则更为专一和深入。书中讲述苹果的部分,作者研究了“苹果”的表达方式,最后得出结论:不论这个词是如何进入今天的各种语言中,它的根源就在中亚,而中亚就是苹果的发源地。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相比于学术著作,本书还是多了几分趣味性。不过,本书中多处试图从DNA的层面进行分析,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总让人感觉某些表述不够严谨。
“如果转基因技术能够成为新的、真正意义上的绿色革命的一部分,它确实就实现了命运大翻转。”
在知乎上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WiFi对人的身体危害有多大?有一条回答是这样说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危害越小。虽然这样的回答有点抖机灵,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科学素养的缺乏,的确会导致对新科技的坚决抵制。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伦理问题的探讨。
在讲述水稻驯化历程的一节中,作者提到了能够补充维生素A的黄金大米。但是,这种看起来能够造福人类的大米,一开始便遭到了绿色和平组织的抵制。绿色和平组织以反对转基因闻名世界,他们称黄金大米“就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它并非真正的解决方案,而且有风险”。绿色和平组织总是将转基因看成洪水猛兽,声称自己在和“邪恶的科学”作斗争。他们将核电站看作定时炸弹,将化肥和农药看作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事实上,这些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不知道,在他们用荒谬的方式保护环境的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还在遭受饥荒。倘若有一项技术能够拯救地球上还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们,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如何改进和应用这项技术,而不是偏执地抵制它。
人类在驯化动植物的同时,也“驯化”了自己。人们能够和动物相处,能够在大城市中生活,其实都是因为人类实现了自我驯化。
牧民在几千亩大的草场上放牧,温顺的绵羊和老实的牧羊犬都有自己的归属。难以想象,在一切的驯化发生以前,这些动物曾孤独行走在潮湿的野森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