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适口述自传》

 之前对适之先生的认知，与所有仅知其一二的当代学生一样，经多人反说正说，对其人的情况甚感迷惑。读到的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方前进了一大步。
 胡适的口述原是英文的，由德刚在1979冬在美国笔录整理，二十年后，德刚才又译成中文，虽是转译，读来口感居然很爽，不得不佩服德刚先生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家（仅从语言可见一般）。
 读适之的原文，是种享受，文中明显透着一个智者晚年对人生回望时的亲切，就仿佛在跟年轻人交谈，实际上，他也正是在与德刚先生畅谈自己的一生。

但德刚先生也绝非阿谀等闲之辈，读德刚的注解，有时比读胡适的原文更来劲，德刚的幽默、睿智和深刻不得不令我叹服。

下面摘一段德刚对胡适“对白话文革命的贡献”的注解。以为很精彩。

这段文字是对胡适自鸣得意的“文言是半死的文字”的注解：
搞文学革命和搞政治革命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革命家一定要年轻有冲动。他们抓到几句动听的口号，就笃信不移。然后就煽动群众，视死如归，不成功，则成仁。至于这些口号，除一时有煽动性之外，在学理上究有多少真理，则又不别论。青年胡适的“文言是半死的文字”这句口号，在那时真有其摧枯拉朽的功能，但是这口号本身究有多少真实性也是值得商榷的。
今日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都知道任何初民，其语言和文字都不可能是一致的。我国最早的甲骨文和金文也都与口语无关。他们的作用就和“结绳记事”一样是一种“记录文字”。同时这种文字是受了文具的影响，写起来愈简略愈好。就拿我国商代来说罢 ，商朝文人要留点记录，他们就要雕龟、刻骨，或漆书竹简。写起来如此麻烦，所以他们记点天气变化曰：“亥日允雨”，他们就不想用“亥那一天果断下起雨来”那样噜苏麻烦了。
古埃及、巴比伦和古印度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据说古印度《吠陀经》的作家们，他们如果在他们的作品上“省”一个字，比他们“多”生一个儿子还要高兴。巴比伦的“泥砖”作家亦复如是，因为一块泥砖实在写不了几个字啊。
所以如果我国商代也出了胡适之那样的洋洋洒洒的大作家来，那么伐南山之竹，捉东海之龟，杀尽澳洲之牛，也不够他胡先生来出个文存！可是到了春秋战国以后，中国文化进步了，生产力也提高了，先秦诸子才把原有的记录文字，进化成记人记事的古文文学。先秦诸子的特点是，第一它保持有远古记录文字（如“亥日允雨”这类的结构）简洁的特点;第二在简洁中求其达意与生动。
…………
全世界任何仍在使用的语文，都生存在不断的新陈代谢之中。而一个语言的发展也受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司马迁一部五十万言的巨著，都是在竹片上写下的。他和我们用原子笔写原稿纸如何能比？洋人就更为方便了。他们拿起话筒对录音机念一通，然后就用不着管了，女秘书们自然会把他们的“文章”打得整整齐齐。
一次郭廷以先生访美，他看到洋人写文章时的情形，然后中回过头来叹息地向我说：“德刚呀！他们写文章是机械化，我们写文章是手工业，如何能比？”
郭老师这句话只是一句“戏言”，但这句戏言中却含有至理：一部中国文学史是不能与一部中国社会经济史分开来读的。它和一部政治制度史，也有分不开的血肉关系。
青年胡适躺在哥大的学生宿舍之内，冥想一番，再和那几位满肚皮英文“教科书”的同学辩论一能，就对全国中国文学史，下起了极武断的结论，而掀超现代中国空前绝后的文学革命的高潮。
吾人今日如平心静气地来把胡老师分析一下，实在不能不佩服他悟性高：举一反三，能旧文学的毛病，全部揭发，对新文学的兴起做大胆的倡导。所以吾人今日如对胡氏当年那点点浮光掠影的倡导也不愿接受，那我们便落伍到连逊清遗老也不如。但是吾人如只是接受了胡氏的“启蒙”而不加检讨和修正，那我们这过去的六十年也就白活了。有志跟进的青年文学理论家，实在应做更多的努力。

读德刚的这篇注解，十分畅快，有理有据，分寸也把持相当，真正体现了“吾爱吾师（前辈），吾更爱真理”之批判精神和勇气，更见其历史功底之深厚和知识之广博。
然我以为德刚并不意否定适之先生的白话文运动，去年听台湾有个宣讲读经教育的王才贵先生的讲座，王先生大骂胡适和沈从文的白话文运动，认为他们破坏了中国文化里真正美的东西，当时听到还有几番道理，今日看来，也无非与胡适先生当前“文言是半死的文字”口号一般，属于冲动和校妄过正的煸动。
但想来人在骨子里是容易接受极端的煸动的，有七分，你得喊上九分，否则人家认为你只有五分，是要打个折扣的。胡适先生当年若不是以文言文那般的拼击，怕是影响不了大家的，如果缺乏这样的呼唤，国文就如当下全然不同了。只是我无法判断胡适的这场运动是否真的对了，因为历史就是历史，无法反证，也无法假设。
就让这一切仅成为大家反思与探讨的材料吧，或者从这样的辩论中看到一种方法也好，而方法，正是胡适一生致学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