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野文明的重塑

如果说在当代作家中，有鲁迅精炼有力之笔法者，我会首推钟阿城。阿城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在文革中下乡十年，先后去到了山西、内蒙古和云南。阿城的成名作是他发表于1984年的《棋王》，《棋王》的出现，一反八十年代让大家涕泗横流的伤痕文学，让中国书写伤痕、反思历史的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阿城真正的功力之作却直到1996年才发表，这便是《遍地风流》。

《遍地风流》共分四辑，分别是同名的《遍地风流》、《彼时正年轻》、《杂色》和《其他》。每一辑都由数篇一两千字的短文构成。若说是小说，没有小说的架构和连贯；若说是散文，却处处体现着小说的灵魂。这一种叙事形式放在现当代文学的语境下很难界定，但阿城在有意无意之中恢复了中国在叙事美学上一种非常重要的文体——笔记小说。笔记小说在宋代最为盛行，散文和虚构之间，个人的性情和史笔的风格之间，体现着一个文人看世界众生的文字记录和书写姿态。这种姿态是一个充满“元气”的年轻人，以一个特立独行的局外人角度看待共和国发生的林林总总的大小事。如《自序》里所说：“文章是状态的流露，年轻的时候当然流露出年轻的状态。”这种状态便是时刻气盛，即便在百无聊赖之际，也能没事就写写搞搞的，把所有的断简残篇留下来。虽然阿城以传统笔记小说来尝试自己的记忆书写，但不同于传统笔记士大夫的书写主题，他把“风流”完全下放到了民间，放在那些士大夫最不能接受的鄙俗的事物上做文章。故所谓“遍地风流”，是把乡野的事物和习俗写得风流一般，在文明的边缘寻找残存的文明碎片。

俗语道：“礼失求诸野。”相传为孔子所说，但无文献可考，这里便不再细究。“礼失求诸野”所表现的是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唯有在市井乡野才能找到文明的残留。无论古今、无论中西，这都是一个不变的规律。在经历现代文化传播学的理论阐释后，解释为中心文化在不断反复迭代之后，要想找到其之前阶段的样式遗存，就只能到远离文化中心区的地方去找。但“礼失求诸野”所表现的仍是一种“中央文明”的观念，即一切文明都是中央文明扩散而来，“求诸野”只不过是把原先被扩散的文明重新拿回去，不承认中央地区以外会产生独立的文明和意识。但在《遍地风流》里，阿城抛弃了“礼失求诸野”的逻辑，他认为乡野中存在着一种自发的文明，这种文明并不是中央地区文明的简单扩散，而是千百年间乡野地区的自我演变。中央文明所谓“礼”，无非是上层社会那群人装模作样而已，它不能，也不必及于贩夫走卒、匹夫匹妇，乡野中本身就该有它独特的文明和习俗。

阿城笔下的“风流”不是“数风流人物”的“风流”，而是一种“野的风流”。山村的泼妇，高声“天骂”，以为对男女性器官的功能做出了新的解释；下乡的知青，迎面撞上女子阴部；朴实的农民，穿着肥料袋做的裤子，大喇喇的百无禁忌。在阿城眼中，这些才是“风流”，在受过文明教化的我们看来，这些行为简直粗俗无比，有怎么谈得上“风流”乃至于抒情呢。这也是阿城所要思考的，在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总是用超前的眼光去审视当前社会的方方面面，却忽视了那些人类最本能的冲动。作品第二辑《彼时正年轻》有一篇短文《火葬》，讲述一位干部郭处长，拉痢疾而死，因为天气热，大家商议之后决定尽快火化。但那些城里来的知青从来没见过火化，也不知道怎么火化，就拾了一些柴来，把人像烤肉一般烧，但怎么烧都烧不掉。烧着烧着，郭处长的肚子突然爆裂，油脂飞溅到知青们的脸上。最后有人说烧尸体要有方法，得把黄豆眼跟花生放在火里一起烧，这样火势才猛。于是知青们买了一堆黄豆，越烧觉得黄豆越香，最后大家一边等烧尸体，一边吃烧熟的黄豆、花生。这个故事读来粗俗不堪，甚至有些恶心，但阿城必须要写到这么粗俗，这么狂野，才能用来作为某一种抒情艺术形式的反省，以及对文类本身的批判及超越。

在主流叙事的边缘，阿城通过《遍地风流》来说明这个人生充满太多的混乱、太多的不义和不公，我们无从以一己之力解决。当社会历史莫衷一是时，当革命尚未成功时，总要有一块方寸之地来容许我们建筑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地。即使在其中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庶民的生活姿态，但在历史最残暴的时分里，我们却依然应该保存元气、过一种远离文明中心的乡野美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