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媒介时代》的一些摘要
原文在我blog：http://ohmymedia.com/2006/04/19/614/
读《第二媒介时代》后，对几个议题所做的一些摘要与整理：
一些有意思的零散观点：
* 马克思主义理论曾赋予工人阶级很大希望，作为对现状进行挑战的政治力量。但目前，“工人阶级运动已经萎缩、减弱或彻底消失，这便暂时或永远悬置了阶级斗争的论辩”。在大多数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看来，工人阶级已变成一群毫无生气的凡夫俗子，普遍受到媒介和通俗文化的操纵；对典型的法国文化研究者及德• 塞尔托等人而言，主导力量已经能确立一种现状，抵抗却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继续发生。
* 自由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个体都具有真实的需要，承认个体是健全的中心化主体，主导性结构施加的对象正是他们。解放就是指消除不应该和不必要的施加成分。他们把媒介理解为以“非理性的”广告、暴力和性对个体进行压迫和操纵的外加形式。
* 新媒介对现代性的抵抗主要特性在于它们对主体状态（subjecthood）的复杂化，在于它们对主体形成过程的非自然化，在于它们对主体内在性及其一致性的质疑。
波斯特眼中一些经典的媒介批判：
* 杜亚美：未加深入研究便先入为主地否定媒介，是深层的心理需求，媒介的某个方面威胁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媒介的判断毫无锐气，沦落为攻击和谩骂。
* 阿多诺：这些人类彻底解放的鼓吹者竟然以技术决定论者的面目出现，工人阶级或民众群体被构型为消极被动且毫无生机，其批判逻辑：1、自一战以来工人阶级就一直未能成为一种政治上有效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力量；2、“文化工业”介于生产关系与政治之间，使辩证法丧失了理论锐气；3、资本主义文化之所以成功，一个主要原因是电子媒介，它们将权威声音引入了日常生活。他深陷自律/他律的二元律中，发现现代型主体：要么主体存在；要么主体被“消解”，只剩下一件物体，一群毫无生气的大众。“零度主体”是20世纪文化工业和法西斯主义双重灾难的产物。
* 哈贝马斯：早期认为，18世纪以来逐渐出现的公共领域最终还是受到电子媒介威胁，其民主化潜能因之失去效力。后来发展了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认为媒介将施加于可能交流的视域上的种种限制等级化，同时也消除了这些限制，存在“令人矛盾的潜力”；大众媒介只要单方面规定交流的流向，就会很大程度上增强社会控制的校验，但交往结构本身就内置了解放潜能的抗衡力量。他有限度地承认媒介的“解放潜能”。
* 本雅明：媒介的平等主义推动力，如把艺术品带给人民。但媒介潜在的民主化进展，按其实现方式完全可以逆转。并不存在任何能确保媒介特定政治方向的自动保证。
* 鲍德里亚：媒介从根本上瓦解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体，贬斥着表征的逻辑和自由主义/决定主义二元律，贬斥自由主体的型像。媒介的关键特征是引入一种不符合现代的任何形体的文化原则，还给现代政治的实践和观念造成极大破坏。人们渴望作秀表演和拟仿（simulation）。他认为“沉默的大多数”以客体政治中的极度服从和恭顺作为抵抗策略，但仍然是囿于客体/主体二元律的。
哈贝马斯与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的论争
* 共同点：同意社会理论必须优先讨论语言。对社会的早期取向是将之作为一个行动领域和一种制度结构，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符号层面的集中关注。
* 主要分歧：法国后结构主义者们认为西方思想传统是一种主导性的话语结构，是批判的对象；哈贝马斯则认为这是新批判的立足点，力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和完成启蒙主义的解放规划。前者呼吁西方哲学传统的结构、人本主义崩溃，不信任元叙事；后者则力求修正与维护。
* 哈贝马斯：接受韦伯、卢卡契的观点，批判工具理性，认为交往行动所在的日常生活领域独立于体制之外，符号的交换无需满足体制对利润、控制、效益的强制要求，因此有可能在交流中批判性使用理性。假定了“真、正义、美”三种有效性宣称（validity claims），认为交往行动包含的理性表现为言说者表述指向上述三者，这是“理想化的言语情境”，而交往理性的根本法则是各方试图达到“共识”。此观点的优点是对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延续性做了辩护，只要求对民主加以延伸，以便为制定交往理性、为批判社会体制侵入生活世界构建一个公共领域。缺点：感到电子媒介交流中缺少它所说的“理性”，却不能阐发其中语言差异，发现新的可能。
* 后结构主义者们：应当寻求对自律理性个体的特权加以质疑的构型。而德里达的书写、拉康的想象界、福柯的话语/实践、利奥塔的歧见、鲍德里亚的超现实，这些理论都旨在颠覆主体的旧范式及主体和语言的传统关系。
* 哈贝马斯仍是理性主义者立场，没能阐发语言以不同模式构建主体的方式；哈贝马斯的主体观仍是先于语言的，所呼唤的“共识”的目的本身就是主导性的一种形式：所有参与者都必须服从更佳论点的权威，该权威必然抹除主体立场差异性，并使某种主体立场稳定化或本质化——因此它就是一种高压统治形式。
* 后结构主义者对主体的批判并未导致一种新政治的产生，被哈贝马斯批为“后现代非理性主义者”，认为他们没有政治议题，没有坚持用以指导实践的明确规范，没有考察社会的通用视角。
福柯的话语观：
* 话语：从福柯《物的秩序》、《知识考古学》开始被提出，首先是作为一种反论断被提出，针对那些把书写理解为某一主体的表述，在寻求阅读与倾听行为中的意义时又从词语回到意识的人。“当主体制造某一种话语时，这些各不相同的形态则归结为不同的身份、地点、主体能被占据或被给予的立场，归结为主体言说所在领域的不连续性”……“它并不是一个思考、认识并言说的主体庄严地进行的展示；相反，它是该主体的消散以及该主体与自身的不连续性可能得以确定的总体性”。福柯并未给予足够详细明晰的定义，而是多重化了它：“有时用它意指所有陈述的一般领域，有时意指可个体化的一组陈述，有时则意指一种考虑到一定数量陈述的有序实践”。“话语/实践”这个双词组合常被福柯共同使用，也表明他拒绝将话语从“非话语”中分离。话语作为语言被构型为一种权力形式，而权力的运作有一部分是通过语言实现的。话语的权力作用就是对主体与支配结构的关系作如此定位，使那些结构因此能够对他或她发生作用；其主要特点是隐藏了它对主体的构建功能，只在主体已经成为权力受话人（被“质询”）时才显露出来。
第二媒介时代（The Second Media Age）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著，范静哗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237页。英文原书出版于1995年。
读《第二媒介时代》后，对几个议题所做的一些摘要与整理：
一些有意思的零散观点：
* 马克思主义理论曾赋予工人阶级很大希望，作为对现状进行挑战的政治力量。但目前，“工人阶级运动已经萎缩、减弱或彻底消失，这便暂时或永远悬置了阶级斗争的论辩”。在大多数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看来，工人阶级已变成一群毫无生气的凡夫俗子，普遍受到媒介和通俗文化的操纵；对典型的法国文化研究者及德• 塞尔托等人而言，主导力量已经能确立一种现状，抵抗却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继续发生。
* 自由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个体都具有真实的需要，承认个体是健全的中心化主体，主导性结构施加的对象正是他们。解放就是指消除不应该和不必要的施加成分。他们把媒介理解为以“非理性的”广告、暴力和性对个体进行压迫和操纵的外加形式。
* 新媒介对现代性的抵抗主要特性在于它们对主体状态（subjecthood）的复杂化，在于它们对主体形成过程的非自然化，在于它们对主体内在性及其一致性的质疑。
波斯特眼中一些经典的媒介批判：
* 杜亚美：未加深入研究便先入为主地否定媒介，是深层的心理需求，媒介的某个方面威胁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媒介的判断毫无锐气，沦落为攻击和谩骂。
* 阿多诺：这些人类彻底解放的鼓吹者竟然以技术决定论者的面目出现，工人阶级或民众群体被构型为消极被动且毫无生机，其批判逻辑：1、自一战以来工人阶级就一直未能成为一种政治上有效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力量；2、“文化工业”介于生产关系与政治之间，使辩证法丧失了理论锐气；3、资本主义文化之所以成功，一个主要原因是电子媒介，它们将权威声音引入了日常生活。他深陷自律/他律的二元律中，发现现代型主体：要么主体存在；要么主体被“消解”，只剩下一件物体，一群毫无生气的大众。“零度主体”是20世纪文化工业和法西斯主义双重灾难的产物。
* 哈贝马斯：早期认为，18世纪以来逐渐出现的公共领域最终还是受到电子媒介威胁，其民主化潜能因之失去效力。后来发展了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认为媒介将施加于可能交流的视域上的种种限制等级化，同时也消除了这些限制，存在“令人矛盾的潜力”；大众媒介只要单方面规定交流的流向，就会很大程度上增强社会控制的校验，但交往结构本身就内置了解放潜能的抗衡力量。他有限度地承认媒介的“解放潜能”。
* 本雅明：媒介的平等主义推动力，如把艺术品带给人民。但媒介潜在的民主化进展，按其实现方式完全可以逆转。并不存在任何能确保媒介特定政治方向的自动保证。
* 鲍德里亚：媒介从根本上瓦解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体，贬斥着表征的逻辑和自由主义/决定主义二元律，贬斥自由主体的型像。媒介的关键特征是引入一种不符合现代的任何形体的文化原则，还给现代政治的实践和观念造成极大破坏。人们渴望作秀表演和拟仿（simulation）。他认为“沉默的大多数”以客体政治中的极度服从和恭顺作为抵抗策略，但仍然是囿于客体/主体二元律的。
哈贝马斯与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的论争
* 共同点：同意社会理论必须优先讨论语言。对社会的早期取向是将之作为一个行动领域和一种制度结构，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符号层面的集中关注。
* 主要分歧：法国后结构主义者们认为西方思想传统是一种主导性的话语结构，是批判的对象；哈贝马斯则认为这是新批判的立足点，力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和完成启蒙主义的解放规划。前者呼吁西方哲学传统的结构、人本主义崩溃，不信任元叙事；后者则力求修正与维护。
* 哈贝马斯：接受韦伯、卢卡契的观点，批判工具理性，认为交往行动所在的日常生活领域独立于体制之外，符号的交换无需满足体制对利润、控制、效益的强制要求，因此有可能在交流中批判性使用理性。假定了“真、正义、美”三种有效性宣称（validity claims），认为交往行动包含的理性表现为言说者表述指向上述三者，这是“理想化的言语情境”，而交往理性的根本法则是各方试图达到“共识”。此观点的优点是对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延续性做了辩护，只要求对民主加以延伸，以便为制定交往理性、为批判社会体制侵入生活世界构建一个公共领域。缺点：感到电子媒介交流中缺少它所说的“理性”，却不能阐发其中语言差异，发现新的可能。
* 后结构主义者们：应当寻求对自律理性个体的特权加以质疑的构型。而德里达的书写、拉康的想象界、福柯的话语/实践、利奥塔的歧见、鲍德里亚的超现实，这些理论都旨在颠覆主体的旧范式及主体和语言的传统关系。
* 哈贝马斯仍是理性主义者立场，没能阐发语言以不同模式构建主体的方式；哈贝马斯的主体观仍是先于语言的，所呼唤的“共识”的目的本身就是主导性的一种形式：所有参与者都必须服从更佳论点的权威，该权威必然抹除主体立场差异性，并使某种主体立场稳定化或本质化——因此它就是一种高压统治形式。
* 后结构主义者对主体的批判并未导致一种新政治的产生，被哈贝马斯批为“后现代非理性主义者”，认为他们没有政治议题，没有坚持用以指导实践的明确规范，没有考察社会的通用视角。
福柯的话语观：
* 话语：从福柯《物的秩序》、《知识考古学》开始被提出，首先是作为一种反论断被提出，针对那些把书写理解为某一主体的表述，在寻求阅读与倾听行为中的意义时又从词语回到意识的人。“当主体制造某一种话语时，这些各不相同的形态则归结为不同的身份、地点、主体能被占据或被给予的立场，归结为主体言说所在领域的不连续性”……“它并不是一个思考、认识并言说的主体庄严地进行的展示；相反，它是该主体的消散以及该主体与自身的不连续性可能得以确定的总体性”。福柯并未给予足够详细明晰的定义，而是多重化了它：“有时用它意指所有陈述的一般领域，有时意指可个体化的一组陈述，有时则意指一种考虑到一定数量陈述的有序实践”。“话语/实践”这个双词组合常被福柯共同使用，也表明他拒绝将话语从“非话语”中分离。话语作为语言被构型为一种权力形式，而权力的运作有一部分是通过语言实现的。话语的权力作用就是对主体与支配结构的关系作如此定位，使那些结构因此能够对他或她发生作用；其主要特点是隐藏了它对主体的构建功能，只在主体已经成为权力受话人（被“质询”）时才显露出来。
第二媒介时代（The Second Media Age）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著，范静哗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237页。英文原书出版于1995年。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