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笔下的“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
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笔下十九世纪的巴黎》一书中将波西米亚人和如波德莱尔一类的知识分子放在一起书写和审视，这种做法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和波西米亚人及其相似的处境和特质。
我想以本雅明的这篇文章为主，结合有关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几部著作，稍稍讨论下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的来源及生存状态。 一、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的来源
波西米亚人（Bohemian）最初是一个民族概念，指居住在以前波西米亚王国（1198-1918）的居民。在十五世纪，波西米亚的兹克姆德国王将所有波西米亚境内的拉玛人（Roma）驱逐出境，他们逃到了法国，法国人称这些流浪者们为“波西米亚人”。 直到十九世纪，“波西米亚人”逐渐衍生出了第二涵义，与文学艺术联系在一起，用来指称那些不受正统束缚，在精神和文艺方面极度向往自由，与布尔乔亚相对抗的边缘艺术家和文人们。 第一次将“波西米亚人”和文学艺术联系在一起，促使这个词语真正脱离人种学名词走向文学和艺术精神的形容词的是19世纪亨利·缪尔热的小说《波西米亚人的生活情景》。作者在序言中就写道“本书描绘的波西米亚人不同于今天存在的任何一个民族，他们存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地区”，并概括为“每一个以艺术为职业并全身心投入其中的人”。在这本书出版以后，作者“被当时的人奉为‘拉丁区的哥伦布’和‘拉丁区的荷马’，因为他的作品让波西米亚人的浪漫生活深深留驻在人们的脑海”。可以说，正是亨利·缪尔热开启了“波西米亚人”的新定义，“波西米亚人”开始指称那些居于社会边缘，不被主流社会接纳，充满艺术创造力和艺术追求的人物，他们有着特立独行、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他们彼此联系在“拉丁区”这样一个独特的聚居地，过着混乱无序却自由激情的生活。就这样，“波西米亚人”的涵义开始与知识分子相联系。 二、本雅明笔下的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 在《波德莱尔笔下十九世纪的巴黎》中，本雅明提到了两种知识分子，一种像雨果，是人群中的英雄；一种就像波德莱尔，是人群中的“闲逛者”，这些拒绝了商业化和政治橄榄枝的知识分子常常沦落到一种与波西米亚人极其相似的状态。
1、知识分子和“波西米亚人”
（1）知识分子与“职业密谋家们”：自由、反抗与暴怒 知识分子与“职业密谋家们”的相似性除了表面上生活状况的“飘忽不定”“无序可循”，经常歇脚在烟雾弥漫的小酒馆外，他们在性格气质上也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自由地表达观点，哪怕朝令夕改；心中充满了反抗的愿望，“在任何情况下他应该都会接受福楼拜的名言‘在所有政治事件中，我只懂得一件事——反抗’”，嘴里叫嚣着“大话崇拜（culte de la blague）”,积压着类似于巴黎街垒战职业密谋者身上的怨愤、暴怒与激情。 提到朝令夕改的观点，我们可以参考下《知识分子论》中爱德华·萨伊德以自我为例子提及的知识分子所渴望的独立性，“要维持知识分子相对的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者更好……业余意味着选择公共空间——在广泛、无限流通的演讲、书本、文章——中的风险和不确定的结果，而不是由专家和职业人士所控制的内行空间。过去两年来，几度有媒体邀请我担任有职位的顾问，我都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意味着受限于一家电视台或杂志，也受制于那个渠道通行的政治语言和观念框架”。于是我们就很能理解了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比如波德莱尔——为什么以一种游戏的姿态毫不掩饰地对自己观点颠覆，他们是在炫耀自己不受市场和政府雇佣而享有的自由和独立性。 另一方面，这种炫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追求实干的布尔乔亚生活方式的反抗。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一书中将其称为“戏谑（playfulness）”，“当认真的实干家集中精力于眼前的事务时，知识分子们却醉心于精神娱乐，而且统粹是为了玩味”，实干家或者技术专家们把智力活动看作“为达到特定的结果严格寻找规范的手段”，他们却“喜欢在纯粹的知识活动中得到乐趣”，每一次颠覆自己原有的理念旗帜，都是在醉心于这种智力活动过程中本身的美感和乐趣。此外，“知识分子有两个世界，他们受现实世界的影响，还受知识世界的影响。对于某些知识分子来说，书本知识的影响力可能比现实的影响力还要大、还要快。如果一个知识分子没有被某一理论完全征服，或通过自己探讨坚信某一理论为唯一的真理，那么他很有可能在各种理论和思想之间周旋”，显然，波德莱尔在某种程度上就呈现出这种在理论之间周旋的过程，尽管这样的结果是当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一再颠覆自己原有的理论时，官方批评家们往往“很少感受到潜藏在波德莱尔散文中的理论能量”。 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的激情和暴怒与筑起街垒的革命分子如出一辙，这其实是与他们对于社会强烈的异议与不适感是紧密相连的，他们在政治上与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疏离和反叛，也的确受到了书包审查制度的激怒。萨伊德认为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他选用“流亡者”，取其隐喻意义包括了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内涵）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心理状态—— “作为流亡者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以不乐为荣，因而有一种近似消化不良的不满意，别别扭扭难以相处， 这种心态不但成为思考的方式，而且成为一种新的，也许是暂时的，安身立命的方式(我在表示这种看法时，甚至自己多少也吃了一惊)。知识分子也许类似怒气冲冲、最会骂人的瑟赛蒂斯( Thersites,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一位丑陋的希腊土兵，在特洛伊战争中嘲笑阿喀琉斯被杀)。”
（2）知识分子和“拾垃圾者”：束缚与反抗 科塞在《理念人》一书中表示，书包审查制度对于知识分子的影响是重大的，“政治或道德方面的书报审查制度……常对知识分子的活动造成严重的困扰……对知识分子疏远他们的社会要负有很大责任，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受到当权者的严重限制，这使他们只有与受到类似磨难的另一些人结成联盟，才有可能得到他们所渴望的不受外界干涉的自由。”这种不自由的处境和酒税对于“拾垃圾者”的限制是相似的，并且“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躁动中，并或多或少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 “拾垃圾者”不满酒税，选择“城门口的酒”，在酒醉中实现自己的光荣反抗的梦；诗人不满政治的限制而要做出反抗，他的反抗也是梦中的，因为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弗洛伊德所讲的“白日梦”，作家的欲望在梦中得到满足，但在现实中的影响力却值得商榷。 波德莱尔曾在散文中暗示了诗人和拾垃圾者工作时间、姿势和性质的相似性：“两者都与垃圾有关，都是在城市居民酣睡时孤寂地操着自己的行当，就连两者的姿势都是一样的”，这指出了知识分子对人群的疏离，“拾垃圾者”也往往是在夜间孤独工作；知识分子和“拾垃圾者”都依赖于现代都市和市场的发展，现代都市的发展使得他们可以选择付很低的租金在城市的边缘维持生存，却又不至于远离都市和大众；就像知识分子完全依赖于文化市场才得以生存，“拾垃圾者”也是依赖于城市工业才得以产生。
（3）知识分子和“闲逛者”：人群、观望、商品处境 随着巴黎拱廊街的出现，闲逛者喜欢在这里驻足，作家们喜欢在这里观察人群来创作。一方面，他们在人群中摆脱空虚，寻找安慰；另一方面，他们也的确始终饱含着观望的兴致。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观望里，暗示着他们都是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商品的处境，“似乎只是随意瞧瞧，实际上却是想找一个买主”。 随着城市的发展，闲逛者也逐渐消失，从无所事事永远保持着观望兴致而走进了市场，变成了出卖劳动力的人群中的一员，他们不再是观望者，他们成为了商品，“闲逛者，这些我们曾在路边和商店橱窗前遇到的人，这类似在非在、无足轻重而永远具有观望兴致的人，这类总是在期盼抽到大奖而除了碎石、马车、煤气灯外一无所知的人……现在变成了农夫、酒商、纺织工、制糖工、钢铁大王”。这其实也在暗示着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的处境和结局，尽管他们并不愿意把自己认同为商品，但事实就是如此。 2、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生存状态 （1）边缘化与“流亡” 知识分子其实一直有着批判精神的传统和反叛的气质，现代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的本质就是知识分子具有批判现实秩序的倾向，“韦尔德认为，从希腊智者学派晚期开始，知识分子就习惯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中那些被认为天经地义的说法与价值提出疑义和挑战……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对法国大革命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法国知识分子脱离权威，他们所宜传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思想却主宰了人们的精神世界。革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前言就指出知识分子“倾向于培养一种批判态度，对于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他们经常详加审查，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这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常常呈现出一种与当前政治和社会主流离心离德的倾向，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主动或被动中走向了政治的边缘化，这种政治的边缘化使得他们在社会阶级上不能和统治阶级站在一起，他们“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平民的”。也就是说，波西米亚式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资产阶级背景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中的生产地位又靠近无产阶级，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既属于某类又不完全属于某类，或者同时属于对立阶级的一部分。 波西米亚式文人在商业上的边缘化的原因，一方面与他的政治思想有关，他们没有被政府雇佣成为职业的政府口舌，而市场与政府的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他们自己不愿对于大众抛弃自我的独立性，在《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中，本雅明就表达过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由市场控制下的文人写作会呈现出来某种标准化的性质，比如本雅明所提到的“生理学式”的写作，这其实是对对文人个性和创造性的扼杀，而个性和创造性恰恰是波西米亚式文人十分在意的称赞的英雄气质。“法国政治学家伯特兰·德·儒韦纳尔认为:商人阶级与创造性的艺术家之间在价值观念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商人的一成不变的原则就是满足顾客的需要，顾客总是正确的。与此相反，创造性的艺术家不按目前的市场价值来看待自己的作品。”本雅明也提到波德莱尔早已对文化市场并不抱有期待。“波西米亚式”的知识分子他们拒绝商品规则在文化领域的滥用，反对金钱和政治对文化领域的渗透，因此他们在拒绝政治和市场的过程中，既是主动走向也是被动放逐而最终步入边缘化。 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曾经将知识分子分为“圈内人（insiders）”和“圈外人(outsiders)”，“圈内人”是完全属于那个社会的人，在其中飞黄腾达而没有感觉到强烈的不合或异议，而“圈外人”则与社会不合，在特权、权势、荣耀等上都是流亡者或者边缘者，显然，“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就是属于后者。这种边缘状态与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始终处于被排斥和流亡状态的“波西米亚人”十分相似。
（2）“圈外人”的创作方式 正如阿多诺所说的“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作为被流放的“圈外人”的知识分子也在写作中痛并快乐着，他们获得了某种乐趣，这种乐趣在本雅明笔下是“震惊”，正如在萨伊德笔下的“惊奇”——“任何事情都不视为理所当然、学习凑合着应付让大多数人迷惑或恐惧的不安稳状况……知识分子有如遭遇海难的人，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鲁滨逊( Robinson Crusoe )那样把殖民自己所在的小岛当成目标，而像马可，波罗( Marco Polo, 1254-1324)那样一直怀有惊奇感， 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夺者”，就像波德莱尔一边被人群吸引，却一边拒绝着和人群融为一体，“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对社会存在着一种疏离，他们在边缘感和不适感中震惊地观察着社会，也正是因为他们处于边缘和被流放的状态，他们才得以真正保持自己的观看。 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和底层民众抱有同情，他们并不同意布尔乔亚的资产阶级试图将波西米亚人的悲惨生活合理化，正如本雅明所提到的那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历史》的书，书中表达了“将无产阶级看成是一个下等人的阶级，是由盗贼与妓女交配而产生的”，然而波西米亚知识分子更倾向于为底层民众平反甚至赋予他们英雄的气质。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边缘状态带来的，因为知识分子处于流亡或边缘状态，这有助于他们的创作能保持一种“双重视角（double perspective）”，使得他们既看得到现存主流社会状态，也看得到与现存主流社会状态矛盾或对立的另一种观念和经验；他们的立足点也使得他们并不把主流合理化，“视情境为因偶发的机缘而生成的( contingent),而不是不可避免的;视情境为人们一-连串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人类造成的社会事实，而不是自然的或神赋予的(因而是不能改变的、永恒的、不可逆转的)。” （3）对个性的推崇 “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往往表现出对系统化和标准化的社会秩序的痛恨与厌恶，正如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曾转述阿多诺的话，他说阿多诺认为整体总是虚假的，这种情况下更增加了下列事物的重要性：主观、个人意识、在全面受到掌理的社会中无法严密管制的事物。雨果一样的“人群中的文化英雄”，他们“遮蔽了将个人与人群分开的门槛”，“并人群颂扬为现代史诗中的英雄”，而波德莱尔一样的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则在守护住那条门槛，并企图赋予英雄的形象把英雄从人群的背景中凸显出来。正如在被波德莱尔包括到英雄中去的小流氓的身上，本雅明认为“这些小流氓的身上具有着布努尔用以描述波德莱尔之孤独的特质——‘顽固地禁止接触，一种个体坚守其特异性的固执’”。
（4）“梦中的反抗” 正如在前面所讲的，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的反抗就像喝着城门口的酒的“拾垃圾者”是梦中的幻想中的反抗。他们试图隔断自己和政府与商业的努力是徒劳的。尽管本雅明提及波德莱尔在断然批驳“为艺术而艺术”和将艺术与道德功利分开的可能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作者有选择的自由，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往往可以选择拒绝为大众降低自己的艺术准则。但结果是他们始终处于市场上在不断寻找买主的商品的处境，他们“像妓女一样”出卖自己的思想在寻找买主。但尽管他们意识到自己处在这样的处境，但他们仍不会放弃自己反抗的努力，正如同波德莱尔要为现代主义寻找和塑造英雄，他们实现着自己的英雄的反抗的梦。 三、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的重要性
在《波德莱尔笔下十九世纪的巴黎》一文中，本雅明将波德莱尔这类文人与波西米亚人联系起来的描述，生动而深刻地展现了生活在十九世纪巴黎城市边缘的一群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他们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圈外人”，既不肯被政府收买也不肯迎合市场降低自己的艺术追求，他们唯一坚持的就是对社会现存秩序的反思和批判精神，正如科塞在《理念人》中所谈到的，“没有知识分子对永恒的往昔形成的陈规陋习和传统发起挑战——甚至当他们维护标准和表达新的要求时——我们的文化不久就会成为一种死文化。”尽管十九世纪已经过去，当年聚集在巴黎拉丁区的波西米亚群落已经不复存在，但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仍在延续着他们的反抗传统，活跃在不同社会背景和历史时期中，比如上世纪初美国的格林威治村就是类似存在。尽管后来这些群落都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一点一点从都市消失，但具有波西米亚气质的文人其实还仍存在着，他们在社会上仍在承担着对主流话语的批判与反思的责任和使命，发挥着保持文化活力、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涌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美】爱德华·萨伊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6. 【美】刘易斯·科塞著,郭方等译.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陶文昭.精英化世纪——现代知识阶层与社会发展.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