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记

Introduction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并不像很多人说的是由于美元过于充裕引发的，而是由于部分国家的金融机构出现美元短缺。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将每一个国家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内部是许多独立的企业，然后各个国家之间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贸易。1970年代金本位取消后，全球贸易带来的全球金融体系不断融合，宏观经济分析的底层框架应该着眼于货币信贷的流动，而在新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占重要地位的是一些互相之间联系紧密的寡头跨国企业。

欧洲大陆各国政治层面是不愿意承认2008年金融危机与其有关的，而是将后来发生的危机定义为主权债务危机。

尽管在学术界普遍认可美联储在2008年危机后采取的例如大量注入美元、作为最后贷款人等一系列措施，政治界以及普通民众对此的反应通常非常负面，前者主要是出于一种幸灾乐祸，认为美国过去长期标榜自己小政府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涉，此次却大张旗鼓进行国家主导的求助，非常打脸，民众则是对求助那些被认为引发此次危机的原凶表示愤怒。

相对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0年开始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其实程度上要小一些，但应对不够果断，与前者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前者的危机看起来是债权机构危机（银行等出借资金的金融机构），后者却是一次债务人危机（主权债务国）。

作者认为欧洲（尤其是欧洲大陆）在此次金融危机后基本上让出了世界主导权的争夺，未来世界主导权将在亚洲新兴势力和美国之间展开（列举的城市是纽约、香港和上海，但香港我觉得在近期事件后未来前景堪忧），而欧洲没落的原因之一就是各方势力之间虽然各自作出了理性决策，但在协调上面临欧盟这一政治体系的制约，而德国虽然看似有着不错的贸易顺差数据，但这主要由于压抑进口带来的。

有意思的对比：2008年危机时，欧洲领导人抨击布什政府的无为，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奥巴马政府抨击欧元区的保守派（德国）的无为。

最终，在欧洲央行决定采取像美联储过去一样的无限注入承诺后，基本上2008-2012这一波危机宣告结束，尽管许多人认为由于货币刺激导致许多底层缺陷没有动力去改进，未来此类危机大概率还会重演，但这种说法也隐含了此次危机已经结束，本书在第四部分提出一个悲观的假设：过去的危机没有结束，而是出现了变异，变成了一个危及战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危机。

前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曾经说过：When it becomes serious, you have to lie.

Part I : Gathering Storm

当克林顿政府治下实现了美国财政盈余后，出于对大政府的担忧，美国共和党在小布什任内采取减税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危机的方式来限制政府开支。

其实大部分国家的货币汇率或多或少都与美元或者欧元锚定，在发展阶段有的国家为了减少进口成本会高估本币币值，而像日本（1950年代）、西德（1960年代）以及后来的中国这类外贸出口比重较大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会将本货汇率定得低一些，以促进出口。

2004年美联储就曾经试图通过加息来应对国内投资增速过快的风险，但受制于以中国为主的出口国将大量外汇购买为美国长期国债，美联储对于短期利率的调整已经失去了政策效力（但这一效应现在可能有所改观，一方面中国对于汇率波动容忍度有所提高，而且中国贸易顺差幅度也有所收窄）。

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美国经济学家对于未来可能存在的危机预测包括了公共债务过高、教育水平不足以支撑实际生产力以及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就是没有想到最后会是看起来不起眼的房贷市场引发了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

相对于次数较少的公司（政府）债券发行评级业务，房贷资产支持证券业务由于次数多、数量大而使得评级机构比较容易受到发行方的一定影响而给出有利评级。

MBS→CMO→CDS

在次贷危机演变过程中，惠誉是几大评级机构里相对风控较为严格的一家，因此在泡沫进程里业务被挤压的很厉害。

2005年的Jackson Hole美联储夏季例会上，各大经济学家最关心的倒不是眼下正在不断演进的次贷危机，而是为当年退休的前主席格林斯潘唱颂歌。时任美国财长的萨默斯甚至还批评了会上Raghuram G.Rajan（芝大商学院教授，时任IMF首席经济学家）提出需要警惕金融工具复杂化带来的风险一说。

鲁宾在卸任财长一职后很快加入花旗银行，萨默斯在卸任财长后加入了D.E.Shaw的对冲基金。

2004年美国政府将商业银行SIV资产保证金比例降为10%，这使其能够与监管较松的投资银行们进行竞争，导致美国影子银行大幅增长。

美联储是否能够通过加息来抑制次贷危机的形成？似乎是不能。因为虽然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和911使格林斯潘下决心降息来刺激经济，但引发次贷危机的根源还是在次贷资产形成过程中的机制问题。因此尽管美联储将基准利息慢慢从2004年6月的1%加至2006年6月的5.25%，但依然无法阻止房地产市场的疯狂扩张。此期间，2006年春季，美国长短期限利率出现倒挂，意味着借短放长的套路已无利可图。

实际上次贷泡沫的终结并非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导致的，其本身的机制就注定了最终的命运。当2007年大量最低评级按揭的年化利率从7-8%上升到10-10.5%时，大量违约开始出现。德意志银行的Greg Lippmann在给公司的报告中推荐做空MBS，也是从MBS本身的问题考虑，丝毫没有提到美联储的紧缩。最终有部分逆向投资者开始建立对MBS的空头头寸，包括前面这位德意志银行的Greg Lippmann以及JP摩根还有高盛，同时也有其他一些对冲基金（最有名的应该是John Paulson）。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欧洲国家最初的反应是幸灾乐祸，认为这是一场美国自身放任市场导致的危机，但实际上美国次贷资产中评级较低风险较高的大量资产买家都来自欧洲（让人意外的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居然是德国的银行，尤其是区域性银行），而中国等亚洲国家虽然也持有大量相关资产，却是风险较低的部分。

尽管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通过出口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以此为基础大量购入美国资产（国债以及高等级不动产相关证券等），欧洲整体看贸易体现的是逆差，与美国的贸易虽然是顺差但金额远小于中国，因此欧洲银行通过大量借入美元负债的方式支持其对美国市场的投资。这一现象可以通过观察资本帐户的流入流出而非净流入来发现，例如2007年英国向美国的资产总流出是中国的两倍。对比之下，中国与美国资本净额基本上与贸易净额对应，而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资本循环却是独立与贸易之外的一个世界。

欧洲金融体系同时还作为一个中介，为亚洲和中东国家投资者提供一个中转最终投向美国资本市场的通道。这一作用的起源大致是在二战后金本位限制下，大量美元计价的投资绕道伦敦，其中还包含了一部分不愿意冒政治风险的共产主义国家，后来则是受911反恐影响只能绕至伦敦的中东国家。后来为了促进伦敦金融业竞争力，布莱尔政府（戈登布朗财长）将多个金融监管机构合并成一个金管局，并将其职能进行限制，导向是服务于英国的竞争力（相对于美联储权限小太多，因此人数也很少），这反过来也进一步倒逼美国等国家进一步放宽金融管制（克林顿任内）。

1986年英格兰央行和美联储艰难达成巴塞尔I相关协议，但允许大量不需要资本金的表外资产的存在，而2004年的巴塞尔II中，尽管强制要求表外资产回表，但也作了妥协，允许银行自己确定相关的风险权重，更强调自治，反而使银行更容易扩张。

美国储蓄保险机构FDIC的主席对于巴塞尔II协议中让银行自身设置保证金的做法非常警惕，因此努力游说将该协议的实施进行了限制，因此美国银行在金融危机时整体的杠杆率比欧洲同行要小很多（可能正是这一举措导致目前欧洲银行的衰弱，美国银行业却从金融危机中复苏并再次主导全球金融业）。

2003年法国和德国都出现了政府财政赤字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3%限制，但欧盟并不敢对于这两个巨头国家作出惩罚（这也导致了当下意大利出现超限时欧盟也很难再敢有所作为）。

尽管目前德国似乎是经济上的模范（除了对于一些财政约束过于保守），但欧元区刚成立时，由于其他各国货币都将汇率制订在与德国马克相比有竞争力的水平，德国出口受到冲击，2005年失业率高达10.6%（但这个峰值其实是处在改革中后期的，2003年开始德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Agenda 2010）。

德国时任总理施罗德实施的2010改革计划被很多人认为提升了德国制造的竞争力，但实际上该计划的经济重要性被夸大了。德国竞争力的提升一方面受益于将部分低端制造业外包给东欧国家，另外一方面也受益于21世纪初期全球经济的复苏。但该计划对于德国政界影响深远，由于该计划刺激就业，压低了低端职业的工资，加剧了贫富分化，因此蓝领工人群体对施罗德及其政党SPD抱有怨念。

目前欧盟区内财政状况较好的国家对于是否要求助财政较为宽松国家的矛盾其实在东西德合并之后的德国内部就已经上演过了。

不同于美联储需要兼顾通胀和就业两个目标，欧洲央行只需要考虑通胀这一个目标。此外，欧洲央行也与传统央行通过购买大量政府债务来投放货币不同，只持有一小部分欧洲各国政府债务，其余的则通过在公开市场操作多种多样的债券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这种区别好像是在欧元区设立时同时也对可购买各国政府债券进行了限制）。

现在回头看似乎正是欧洲央行对于欧元区所有政府债务在回购市场一视同仁导致原来质地较差国家国债与最优质的德国国债利差迅速收窄，引发了以希腊为代表的国家过度举债继而引发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但实际上，在欧元区设立初始，由于受到欧盟条约对于政府财政赤字3%的限制，各国对于举债还是相对保守的。而且由于21世纪初全球经济复苏，欧元区整体债务GDP比例还下降了7%。

当时欧洲央行工作重心是通过降低利率刺激德国经济，因为相对于希腊等边缘小国的经济体量，德国经济增长比小国债务风险优先级要高多了。而且，一方面欧洲央行即使加息也无法抑制对于希腊和西班牙等国的投资需求，因为当时这些热点区域的投资回报率高达30%，另外一方面大量资本通过借道伦敦这个坐落于欧元区外的通道来投资，不受欧洲央行的管控。

欧洲国家在入侵伊拉克问题以及对中国贸易威胁问题上与美国产生的政治文化分歧，掩盖了欧洲金融体系日益美国化的趋势。

东欧国家在苏联解体后进入欧盟和北约的过程中面临着西欧国家与美国两派势力的争夺，在对伊拉克宣战的立场上，东欧国家站在了美国及意大利、西班牙一边支持作战，而法国和德国反对，在此之后东欧国家对于美国的依赖进一步增强。融入西欧的这批东欧国家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而相邻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却远远落后，这也引发了后来的颜色革命，其中乌克兰对于地缘政治相对敏感，而格鲁吉亚就激进得多，甚至直接派兵加入伊拉克战争（这可能也直接导至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

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进程中带来的热钱流入引发IMF的担忧，其中拉脱维亚的经常帐户赤字高达GDP的20%。IMF曾经想对其进行警告，但受到内部欧盟人士的阻挠，以免破坏那些国家加入欧元区的进程。

普京上台初期对于美国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因此在911事件后，普京不顾国内部分民意反对，公开表态支持美国出兵阿富汗打击恐怖主义。但普京的友善似乎是一厢情愿，美国（小布什政府）从未改变对于俄罗斯是战略对手这一看法。

罗马尼亚2004年加入北约，2007年加入欧盟，由此带来近200亿欧元的援助对于只有210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红利。同时，加入欧盟允许该国人口自由流动，大量移民涌入西欧国家，其中意大利高峰时期有100万罗马尼亚人，也激发了该国反东欧移民的情绪。

Part II : The Global Crisis

次贷危机爆发时，相对于AIG的大量保险衍生品合约风险，美联储优先级最高的事项却是欧洲各大金融机构的美元融资问题。由于持有资产流动性不足，而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大量资金撤出货币基金等短期流动性市场，欧洲金融机构无法获得美元融资支持，面临流动性危机。

次贷危机中，受到美国冲击的墨西哥GDP衰退达7%，甚至比1995年其自身的龙舌兰危机冲击还要大。

在次贷危机中果断决绝使用一系列手段拯救美国金融体系获得了经济上的收益（政府救助资金在帐面上甚至是盈利的，而且也避免了20世纪30年代类似的大萧条），但在政治上却导致了共和党原来相对温和的保守派（包括伯南克、保尔森等）代表被大量草根反精英共和党选民及议员抛弃（这可能也是目前美国政治困局的起源之一）。It was not they who left the part, but the party that left them.当时布什政府的大量求市措施是在议会民主党多数的支持下实施的，这一矛盾局面随着奥巴马的当选而结束。

正当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努力向国会游说使用美国政府债务上限作为两房背后的财政支持时，他同时还不断与美国第一大债权国：中国央行的官员们沟通，尽可能安抚他们以避免其抛弃美国债务，恶化美国危机。

尽管当事人（伯南克、保尔森）事后都认为在雷曼兄弟求助一事上他们已经无能为力，并非主动选择让其倒下，但根据相关分析显示有可能当时他们低估了这一事件的连锁反应，尤其是保尔森财长还受制于其共和党派的政治限制。这一限制导致保尔森无法再对雷曼兄弟作出像之前贝尔斯登得到的支援承诺，这也直接导致了许多潜在收购方望而却步。具有说明意义的是，在雷曼兄弟救援计划失败的当天，美国政坛以及金融界整体的情绪还是积极的，甚至认为这是让市场自己来调整恢复的积极象征。

就在雷曼兄弟倒下之后，AIG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当时保尔森和伯南克等人的理想方式依然是希望寻求市场求助而非国家干预，但潜在买家可能同样是由于没有美国政府出面担保而兴趣不大。由于AIG业务更为庞大且复杂（大量衍生品业务），最终还是由美国政府出手完成了求助。

次贷危机中，英国央行召集了本国最大的八家银行商讨求助计划，其中汇丰与巴克莱最终选择自行解决困境，前者由于在亚洲业务发展较好，可以通过目前受影响较小的亚洲市场筹集资金，而后者则是与卡塔尔的酋长达成了灰色协议（近期巴克莱就因为这项协议而被处以巨额罚款）。

法国的大银行在次贷危机初期运气不错，其中法国兴业银行在2008年初经历的Kerviel丑闻导致50亿欧元损失时危机尚未爆发，而法兴银行与美国高盛是战略合作关系（高盛在次贷中持有大量空头头寸因此危机对其影响较小），此外美国对于AIG的大力援助也有益于持有大量AIG发行衍生品的法兴银行。最终，法国兴业银行没有依靠政府救助而实现了初期的资本补充。后来，随着流动性危机的加剧，法国以法巴银行为首的各大银行还是接受了来自法国政府的援助。整体看来法国救助机制效果比较好，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各大银行随的压力相对较小，另外法国政坛与商界精英之间联系紧密，容易达成共识也是有利条件之一。

与英国巴克莱银行类似，德国德意志银行也出于各种考虑不愿意接受政府援助，而选择向中东地区财团寻求资金。这一行为导致了后来美国司法机构对其进行调查和处罚。

与欧洲大陆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对于金融机构救助手段的差异相比，美国通过行政手段将九家大金融机构按事先计算好的比例强制输入流动性（九家机构包括像JP摩根这样其实并不是很迫切需要政府支持，但出于整体考量还是接受了注资，而加州的富国银行一开始不愿意接受，最后受到压力还是妥协），这种协调后的效果比欧洲的措施好很多，这也导致后来美国金融业复苏的速度要比欧洲同行快很多。

美联储出台的一系列流动性注入措施里，相当大一部分资金的接受方都是欧洲大型金融机构，因此尽管受限于欧洲政治的欧洲央行无法有力救市，欧洲金融机构还是从美国人手里获得了急需的美元流动性。美联储提供流动性要求对方具有高等级资产抵押，否则存在极大的风险，因此在首批欧洲大型金融机构之后，许多无法提供足额高等级资产抵押的金融机构通过另外一种方式间接从美联储获得流动性：美联储通过一项互换协议为欧洲央行（ECB、英格兰银行以及瑞士央行等）提供美元流动性支持，后者再将以此为基础向自己管辖下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此时的抵押等级要求可能会宽松一些）。这一互换计划的基础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建立的，在911事件中也曾经使用过。此后，这一计划的美元接收方不断扩大，包括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大陆国家的央行（墨西哥、韩国、巴西、日本及新加坡等）。

2007年起任中投总经理的高西庆曾经评价美国监管机构的救市行动：如今当我们看向美国时，看到的不是资本主义民主而是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在中美互相沟通下并获得美国政府对于两房资产的保障承诺后，与俄罗斯的大量抛售不同，中国仅仅是逐步降低至危机前的水平（当时出于对外汇资产投资多元化的考虑而配置两房资产）。与此同时，中国还将变现的美元购入美国国债。

在1990年代至2008年，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财政支出仅占GDP的4-5%，与想象中的中央集权不匹配，远逊于欧美国家。

2008年四万亿刺激以及配套的信贷放松加大了整体的刺激力度，综合看来整个刺激计划包括了9500亿的财政赤字、4670亿的新发债券以及最重要的5万亿银行新增（超过历史一般水平的）信贷，合计达到64870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例高达19.30%。当时中国经济拉动中投资占比高达50%，足以将中国经济从任何程度的衰退泥沼中拉出来。

中国军费开始在金融危机其间稳定在GDP的2%左右，是美国的一半水平，而在2008-2009的经济刺激中，由于主要投向是民用行业，军费开支占公共支出的比例从12%下降到6%。

韩国当时持有的美国次贷相关资产金额并不大，只有8.5亿美元左右。韩国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其国内财团大量的美元债务。投资者从国际市场借入短期美元资金（低成本）投入到韩国本地长期项目中，依靠拆借市场的不断续作实现流动性支持，2008年六月总的短期美元借贷规模高达1760亿美元。（这种策略在市场平稳韩元升值时简直就是印钞机，而且和过去几年中国市场有些类似）。

G20在小布什政府后期成立，第一次峰会（华盛顿）召开于2008年11月15日，当时仅占联合国成员国的10%，却占全球人口的60%、全球贸易的80%以及全球GDP的85%。

从西方（尤其是美国）角度看中国自1994年起将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的政策似乎是人为将本币低估从而获得外贸出口优势，以此来积累大量贸易顺差。但其实中国决策层人士并不乐于此现象的发生。此政策实施初期，美国的财政政策是相对稳健的，因此选择美元盯住汇率制度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甚至被不少人称为布顿体系2.0。后来，是美国自身政治导致的财政不谨慎造成了一系列后果，这也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结构的失衡，过于依赖投资而忽略了内消的促进。

尽管由于以法德为首的国家反对，2009年在伦敦召开的G20峰会未能作出应对经济危机的刺激政策，但在官方的通告（final communique）里却提到各国合计将提供5万亿美元财政刺激来挽救就业以及向绿色经济转型。这个数据的来源是个迷团，但根据后来IMF统计汇总的各个国家制订的经济刺激政策，2008至2010年合计达1.87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合2.4万亿美元）。这部分资金中，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力度很弱，美国略好，而主力是俄罗斯、印尼、韩国、土耳其、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而中国的数据没有包含信贷部分的增长，因此相当程度上低估了力度。

与美国和英国政府将流动性注入银行业不同，欧元区由于ECB受限于政策不允许直接购买国债，采用了为各国银行提供低息资金的方式注入流动性。这种措施产生了一个结果：各大银行追求高收益而倾向于购买像希腊和葡萄牙这样高收益国债，与美英由国家支持银行相反，形成了银行支持国家债务的局面，大量欧元区边缘国家的债务风险积累在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2008年当美国几家大金融机构不顾巨额亏损依旧执意发放大额奖金时，美国国内民愤达到高潮，因此奥巴马政府考虑是否尝试像瑞典在90年代面临危机时一样将大型金融机构国有化，而非像日本一样只是求助（瑞典复苏较快，而日本则经历了长期的痛苦）。当时政府财政部长加特纳强烈反对国有化，奥巴马本人也倾向于不支持国有化，但萨默斯、沃尔克等人却支持国有化。

德拉吉和伯南克在70年代一同在MIT学习。

根据SIFI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要求，占全球22%金融资产的金融机构需要在资产端维持不低于能支持30天净资本流出的高等级高流动性资产。在这一波救市行动中，美国的金融机构在FED和财政部大力推动下注入了巨额资本，资产表比危机前扩大了30%以上，但欧洲的金融机构相对保守，虽然ECB和各国监管机构也提供了注资方案，但由于不是强制性的，各金融机构均不愿意扩大资本，这也多少导致了后来美欧金融机构发展的差异。

Part III : Eurozone

希腊在21世纪债务危机的根源来自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执政党为了获取选票而作出的政治承认，导致了希腊政府债务比重过大。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21世纪金融危机时，由于外部冲击导致该国的出口和旅游业受到重创影响财政收入而爆发债务危机。其实在21世纪希腊的金融机构与全球金融体系联系并不紧密，主要服务于当地机构，而且在2006年时希腊债务GDP比值比当初2001年加入欧元区时还要低，这与爱尔兰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But Greece’s problems were not due to illiquidity. It was insolvent.

希腊出现债务危机后，法国政府一直对于欧元区出手求助危机国持欢迎态度（这一态度在整个金融危机中都基本保持不变），与德国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反差，虽然潜在求助计划中两国人均贡献相同，总量上德国仅多一些。法国的这一态度可能和政治上对于英美金融体系的鄙视有一定关系，另外一方面法国金融机构（以法巴银行为代表）也是在希腊持有风险头寸最多的机构。

当时欧元区的整个债务风险层次大致分为三类：最底层的称为边缘国家，包括欧元五猪；中间层是意大利，该国体量大而且债务GDP比高，虽然勉强维持但在贝鲁斯科尼上台后增加了政治风险；其后是法国和比利时，由于两国金融机构（主要是Dexia银行）对于前述国家的市场有风险暴露而被牵连。

希腊债务危机起初，德国对于援助的态度相对和法国还是比较接近的，因为德国的几大银行和法国同行类似，也对边缘市场有风险敞口。但2010年春季德国大大选导致德国政台变动，新任财长相对保守，自此开始德国对于危机国家求助的承诺开始转向（原则上不会袖手旁观，但排除任何明确对于希腊的救助计划）。

欧盟原则上就是反对各国债务共担的，最初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后来的《里斯本协定》都反对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债务共担。

德国时任财长是欧盟财政一体化的支持者，建议建立一个类似于EMF的机构来应对危机。但总理默克尔却是保守派，而且她支持的里斯本协定刚生效不久，因此德国时任财长的相关计划被否决了，转向由IMF出面实施。但IMF由于在21世纪初的阿根廷债务危机中受到冲击，因此对于是否实施求助确定了几个先决条件，其中一条就是只求助具备偿债能力的国家（即如果只是流动性问题可直接求助，如果有财政问题就必须先推进财政改革保证有能力偿还再求助），另外一条就是必须在危机发酵前尽早介入，因为当危机演化深入后，面临全球金融市场高杠杆投机大鳄的资金，IMF可能无力抵抗。这两条原则当时对于希腊危机都不满足。

当欧盟内部分歧导致对希腊的援助陷入僵局时，希腊曾经试图向美国寻求帮助。而1947年，正是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英国宣布无法击败希腊共产党游击队后宣布的对于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揭开了冷战的序幕。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对总统的政策提出了大名鼎鼎的马歇尔计划。

由于美国关注的只是金融系统的问题，而不在意希腊长期财政稳定性，因此支持IMF介入救助但坚决反对债务减计（这会诱发金融风险的传染）。在美德大力支持下，不顾法国和ECB反对，针对希腊危机成了救援三人组：EU/ECB/IMF。

最终导致爱尔兰债务实质违约的事件来自于默克尔和萨尔科奇在海边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的一次会谈。会谈中法德两国私自确定了决定欧洲未来走向的一系列政策，决定将财政约束纳入各国宪法（比之前2%赤字率相比放宽到3%），以此为前提德国原则对欧洲的困境作出援助。这次会议的共识在没有与美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沟通的情况下就公布与众，引发了同行的强烈抗议（ECO强烈反对允许成员国债务违约）。但萨尔科奇在反驳ECB行长时提到他们需要面对的国内政治压力，而央行们考虑更多的是金融体系的稳定。

【这不是段子】美国财政预算僵局之际，市场第二次出现了针对美国国债的CDS（之前是在两房危机），而在大公国际将美国国家评级下调后，标普等西方评级机构也将美国评级下调。有意思的是，标普评级报告中引用的数据出现了严重错误，但被发现后仅仅是删去了相关数据，其他结论均保持不变！

2011年，在法国戛纳的G20峰会上，除了讨论关于希腊债务问题外，法国和德国暗中还计划将贝鲁斯科尼替换，并且还通过美国财长盖特纳邀请美国加入这一计划。最终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贝鲁斯科尼的执政在国内政治的压力下还是失败了，换上了蒙蒂（通过意大利总统的介入）。蒙蒂和德拉基以及默克尔最信任的经济助理 Issing都曾经在高盛工作过。

尽管后来德拉基治下的ECB承诺尽一切可能保证欧元区金融稳定，最终阻止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但他刚上台时还是比较保守的。德拉基曾在MIT接受教育，与后来多位欧美央行重量人物作过同学，而且其实对于欧洲未来竞争力提升的改革思路与默克尔是相似的，因为他本人在意大利从政时就经历过类似的改革。这种政治上的亲近，以及默克尔对于ECB实现其欧洲政治蓝图的价值认识，可能最终导致了ECB对于欧元区危机的出手。

对希腊的第一轮救助计划并没有能够使希腊状况好转，由于该国GDP收缩幅度超预期，即使债务重组按计划进行也无法保证债务GDP比满足要求。而此时的政治环境已无法满足再次出资援助，因此2012年初相关机构已经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考虑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

德拉吉的“不惜一切代价”讲话其实是一次临场（无奈）发挥，主要是因为面对现场大量对冲基金经理的悲观情绪。虽然回头看把他当时的表态作为欧债危机分水岭，而意大利和西班牙收益率也确实在当时见顶，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认为直到默克尔与温家宝会面后转变态度支持ECB才是实质转折。

Part IV : Aftershocks

拉里萨默斯提出，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由于美国资金宽松，房地产市场火热，大家财富感强烈，似乎美国经济应该势头很好，但数据显示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当时美国的经济增长水平只是历史平均水平，而且显著低于五六十年代。因此，假如当时没有量化宽松带来的货币财富幻觉，真实的经济感受会差很多。（我觉得这种现象与中国近些年的情况非常类似，主要的财富增长来自于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上涨，真正的经济增长动力其实不足，尽管相比于美国，中国的财政刺激规模还是大很多）。

尽管拉里萨默斯的经济场景似乎只是一个经济学场景假设，但根据皮凯蒂那为世人所熟知的理论，其实该场景是99%的普通人在经历的，1%持有资本的人财富水平却获得了暴发性增长。

极右翼派别的活跃分子（后来特朗普的顾问）斯蒂夫班农在2014年美国政府停摆期间非常兴奋的宣称自己是列宁主义者，要打破国家机器。

乌克兰在欧洲与俄罗斯之间摇摆之际，欧盟提出的一系列支援计划以及相应的要求显然毫无吸引力，甚至在不考虑俄罗斯可能的制裁时，该计划在国内政治上就是自杀。因此，尽管可能面临着俄罗斯的威胁，但即使不考虑那些政治阴谋论，亚努科维奇作出倒向俄罗斯的决定其实是符合逻辑的。

乌克兰冲突背景下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时也伤及其周边的国家，中亚各国的货币也大幅度贬值，高度依赖前往俄罗斯工作工人工资汇款的国家受伤尤甚。其中，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全球最依赖海外汇款收入的国家。

与大家印象中的不同，希腊债务危机发生时国家福利体系并不算慷慨，而且国家医疗体系也一直面临着预算削减的压力。

希腊为了能够在与欧盟的相关谈判中取得一定的优势，决定采用威胁主动宣布对ECB持有的希腊国家债务违约，以此破坏ECB实施QE的政治基础，从而再次将欧元区金融风险蔓延的可能性摆到政治家面前。

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美国一些左派经济学家都支持希腊的债务重组以恢复其经济增长来维持其偿债能力，但是美国高层对于此时希腊债务危机的重要性评估只有6分（相对于雷曼兄弟的10分），因此不愿意为此在政治上得罪德国。此外，在希腊考虑向中国求援并且将一个港口私有化后卖给中国，但中国方面对于注资的承诺却一直没有兑现，追问之下才得知是德国向中方提出了反对意见，而相同的境遇也发生在向普京寻求帮助时，对方的回答永远是希腊需要首先解决德国的反对。

卡梅伦作出脱欧公投的决定时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想利用金融危机后欧盟可能进行的一系列涉及欧盟条约的修订谈判作为筹码，进一步巩固以伦敦为核心的英国金融自由港地位。但是由于政治环境不成熟，欧盟各国都推延了推进欧盟一体化的议程，导致最终英国无法获得足够的政治筹码。

奥巴马任内将白宫里的丘吉尔的半身铜像归还给英国，有人怀疑这是因为奥巴马有肯尼亚血统，而丘吉尔是英国对非洲殖民主义的强烈支持者（查了一下相关报道，真相比较复杂，该铜像实际上有两座，1965年就曾经有一座丘吉尔铜像由英国送给美国，一直在白宫，传说中退回英国的那座铜像是布什在911事件后向英国借的，并在任满后归还）。

2008年之前，美国左右派别在全球化进程的方向上基本上还是保持一致的，而且全球化的内容不仅包括商品贸易，也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这一理念是当时少数能将基层劳动人民与高层精英人士利益保持一致的领域。期间尽管面临来自以布坎南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冲击，但整体稳定还是保持了下来，直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破了平衡。

2014年左右，中国企业美元债务比重高达25%，而美元收入只占8%，这是由外资进入中国进行carry trade导致的，在环境有利时有可能从三方获益：中美收益率差、人民币升值以及基础资产升值。但这种不平衡是一种很大的潜在金融风险。

2015年全球经济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增长停滞的风险冲击，中国股市暴跌，汇改后大量资本外流引发人民币贬值压力。此时中国已经很大程度上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大家关心的问题不再像2008年那样，担忧中国抛售美元资产，而是担忧美国是否能协助中国应对人民币大幅贬值的风险。本来2015年中美联储计划开始加息，以将利率水平提高到足够给予未来应对危机的空间，但中国股市暴跌以及人民币贬值的压力迫使美联储保持利率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