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和平所以落后

这是一本美国史学家欧阳泰的著述，主要讲述中国在军事方面对火器的使用发展，以及为什么作为最早发明并使用火药的国家，最后在军事上却落后于西方文明。

传统观念认为火药最初是中国人的发明，这的确不假。道士们在漫长的修仙炼丹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火药的配方。但是传统观念中认为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之后对于军事化的使用并不感兴趣却是错误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在火器的使用上都领先世界，至少并不落后。

火药最早可能是在唐朝就被用在战争上。而大规模的使用则在宋朝，这段历史被作者称为宋朝的“战国时代”。也的确，宋朝统治疆域从来没有涵盖整个传统华夏文明的区域，一直在与周边的辽，金，西夏以及蒙古进行断断续续的战争。

最早在南宋，就在中国的史书上出现了第一个关于火枪的使用的记载。而在1132年金军针对宋朝城市的德安之围第一次详细描述火枪的使用，并且提到了火枪的发明人陈规。在这之后，周边各国都向宋朝学习火枪的使用，宋朝自身也在不断进化火枪的使用。在南宋偏安一隅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抵挡蒙古大军四五十年，火器的使用居功至伟。朱元璋击败元朝，把蒙古人赶走，重新建立了汉人政权的王朝，这其中就很大程度上使用了火器。

可见，中国古代就开始使用火器用于战争，并不断提高使用的比例。并非是传统观念中中国直到洋务运动之前还停留在完全依赖冷兵器的时代。

而欧洲人最早使用枪炮还是在14世纪20年代中期。欧洲和中国都发展出了火炮，但是发展的方向却产生了明显的不同。欧洲的发展出了巨炮，从几十公斤逐渐发展出几百甚至上千公斤的巨炮。奥斯曼土耳其人在1453年击败拜占庭帝国的时候，制造了一批巨大的乌尔班大炮，每发炮弹达到了550到800公斤。而中国的火炮从诞生之初就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很长时间里都非常迷你，大约只有十几到几十公斤的大小。

为什么诞生于中国的火炮发展却不如欧洲？作者给出了最为可能的答案：东西方的城墙完全不同。中国城墙厚度大约在10-20米之间，高度也达到了十几米，横截面呈梯形，底部更厚底部稍薄，这让城墙对外力的承受比垂直方式的更稳定一些。而欧洲的城墙大部分厚度只有一两米，高度也与中国城墙相去甚远。即使以拥有雄伟城墙著称的君士坦丁堡也无法与中国的城墙相比。而且欧洲城墙都是垂直的设计，这让城墙与梯形设计的中国城墙相比，在稳定性上要逊色不少。

因此，更弱的城墙让使用火炮攻城成为了可能，于是欧洲人开始将火炮越造越大，使攻城更容易。而作为对比，即使使用奥斯曼土耳其人攻打拜占庭帝国所使用的乌尔班大炮对付中国城墙也收效甚微。因此在火炮的发展上，中国与欧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欧洲人更注重攻城，而中国人更注重对人的攻击。

传统观念认为中国落后世界是因为闭关锁国，儒家文化自持清高，蔑视外来先进文化。但其实在历史上并不是这样。明朝的儒家集大成者王阳明就对佛郎机铳高度重视，学习洋人的制造技术，并在明朝军队中装备。此时，中国在军事上火器的使用并不落后世界，甚至与欧洲交手的时候鲜有败仗。

明朝的戚继光继续注重火器的使用，并且发明了轮射队法，大大提升了战场上持火器的士兵的攻击效率。而欧洲采用轮射队法则要晚上许多。

而到了鸦片战争时期，面对洋人的进攻，大清毫无招架之力。那么为什么作为最早发明火药，最早在战争中使用火器的中国最终落后于西方对手？

作者给出了一个较为信服的答案，那就是战争的频率。中国从宋朝开始使用火器之后，一直处于大小不断的战争中，这客观的促进了火器在军事上的使用。而当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仍然面对各地的军事叛乱，火器仍然在快速的发展。而到了15世纪中叶，明朝经历了较长的和平时期，没有了战争的压力，火器的发展放缓。而清朝自18世纪开始也经历了较长的和平时期，再一次放缓了火器的发展。可以说因为和平，反而让中国在火器上落后。

欧洲自文艺复兴后科技领域快速发展。18世纪英国人罗宾斯出版了《火炮技术新原理》，将弹道学带入火器中，使得枪炮的射击准度大大提升。伟大的数学家莱恩哈特·欧拉在罗宾斯的基础上结合数学再一次提升了弹道学的准确度。

洋务运动中，中国也开始生产先进的火器，可以说质量并不比欧洲列强差，但是中国人看不懂图纸，也缺乏“制器之器”，即生产火器的机床都设备。可以说中国落后是因为长时间的和平导致缺少了因战争需要而提升火器的压力，而同时欧洲则发展完善的科学用于火器的制造。

这的确是一本很不错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