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手段与目的

综述

《寡头统治铁律》是罗伯特*米歇尔斯所著的一本政党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经典性著作，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寡头统治铁律的论断。

作者开头便指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根本上发端于人的心理，但这些问题得到的研究并不足够。本书关注的是这些重大问题中的民主问题，尤其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民主问题，作者认为，当今民主发展（尤其是社会）遭遇种种阻力，不仅来自外部条件，也受到民主本身内在局限。作者把对政党性质的分析研究作为主要的研究工具，探讨后者，而这一局限就是组织与民主的不相容性，这一阻碍民主发展的复杂趋势，也就是寡头统治铁律，其核心内容是：“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被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

作者对这一阻碍民主的趋势的阐述建立在人的本性、政治斗争的性质和组织的性质这三个基础上。作者毫不讳言地指出民主的这一堕落在于其本身就包含某种寡头统治的内核。应该说，作者无意从道德伦理上批判这一普遍存在于各大组织中的趋势，也无意提出一种新的体系，他只是通过实证研究暴露这一民主发展的问题，从而使问题解决成为可能，即使得这一民主本身可能无法克服的趋势得到抑制。尽管这一研究的结果是悲观的，但作者仍然秉持民主的理念，呼吁人们为促进民主而努力。

文章的分析基于许多前提，例如民主制度运行下的寡头统治并非是社会发展不充分的结果，所以并不能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在不久的将来因为政治、经济发展而消失（尽管这种发展当然会一定程度上促进领导层的更替、抑制这种趋势），它是所有组织的共同特点，是官僚组织或大规模组织的组成部分。再如，作者认定了随着政党组织的稳定，领袖的社会地位提高，领导阶层必然形成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阶层，这一阶层的统治即为寡头制；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阶级对应一定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的领袖没有其对应的新的经济基础，所以这种寡头制从理论上是不存在的，但这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罢了。我们应该同意，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作者的观点，也就是与作者在文字上达成共识，我们首先就应该排除主观偏见，不管这种偏见正确与否，认同作者行文中所作的一切假设，这是我们与作者达成共识的前提，这之后才是所谓批判性思考。

同时，对于组织与民主这种作者看来结构上不相容的关系的理解中，我想我们应该始终谨记一句话——在人类政治中，不是目的决定手段，而是手段决定目的。

概念的设定很多时候成为阐释与推论的前提。本书最为重要的概念便是民主、寡头——即是大众或者领导集团的统治（当然还有组织）。民主与寡头的关系对理解有着重要意义。首先民主本身倾向于以威权方式解决问题，全民完全积极的政治参与是一种幻想，这就使权力委托成为必要，社会领导集团有其绝对必要性，这是无法被否认的，也就是说民生本身是具有产生寡头的倾向的。领导集团在获得权力后，逐渐与大众分离，凭借权力形成统治集团，行使权力以执行阶层意志，获取阶级利益，从而形成寡头统治。

内容梳理

民主的进一步实践，被假定为是由无产阶级为主导的阶级斗争，但基于无产阶级本身阶级局限性——缺乏政治参与的时间、精力和文化程度，缺乏对自身权利正当性与阶级斗争的意识，以及阶级斗争以阶级意识觉醒为前提这一事实，尽管无产阶级本身可能具有通过阶级斗争完成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继而消灭阶级差别的力量与历史任务，但其阶级本身并不具有开展这种民主斗争的内在动力，其内部也不能产生指导这种斗争的民主理论。

这时，因为各种原因，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愿脱离原有阶级阵营，加入推进无产阶级阶级解放的斗争中，他们在提供理论指导同时，往往凭借先天的优势成为工人运动的领袖。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壮大，运动需要一个管理、运营的组织（通常是无产阶级政党），这种组织由临时变为长期存在，随着组织的壮大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组织面临不可避免的官僚化与专业化，，这种趋势加大了领袖与大众的距离，最终使得领袖脱离大众，成为该阶级阵营中的特殊的领导阶级，民意的执行者成为大众的领导者，并形成其特殊的阶级利益，这一领导群体本身与组织形成既得利益，这种利益的维护与扩张必然是反革命的、保守的，由此他们的阶级利益注定与大众利益是相悖的，最终由于他们的领导地位与威权，尽管他们会为了民意支持而一定程度上顾及民意，他们的政治行为越来越表现出寡头和维护领导阶级利益的倾向。这种寡头统治，也越来越也大众利益和民主的初衷相背离。

那么这种趋势产生的原因呢？

从大众来说，首先是上文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局限，首先是作为被剥削者，他们常常客观上在被限制在固定的时空从事劳动，缺乏政治参与的时间与精力以及资本；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政党组织机构的繁杂使他们对政治的理解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外在因素导致的无奈常常引发他们内在动力的进一步流逝，他们自认无能，无力也无意政治斗争，因此对政治保持一种心安理得的漠视，但是他们同时又由于这种无能和天生的安全感缺乏而期望被领导；以上外在与内在的因素塑造 “无能的大众”，这种无能的特性在文中被认为是大众这一群体本身不可克服的特质，这是本文理论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同时成为铁律难以打破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领袖来说，首先与大众的无能相对，领袖的职业技能构成权力优势——文化程度；对舆论的控制；政治专业技能。无产阶级的启蒙者脱离资产阶级阵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疑具有这些优势，他们也因此往往成为无产阶级活动早期的领袖；出身无产阶级的领袖往往会主动或被动在专业机构或政治活动受到专业的培训，从而培养这种优势，从而形成他们的不可或缺的政治影响力与政治参与的稳定性。随着组织发展壮大，组织不可避免的官僚化与专业化，使得领袖与大众的距离进一步加大，领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他们逐渐脱离大众，往往形成一个领导阶层，逐渐形成该阶层特有的经济政治利益，且该阶层的利益不可避免地与其代表的大众利益相悖。由此，他们逐渐由大众权力与民意的执行者变为大众的统治者，完成了对大众权力的剥夺。

在完成权力的剥夺后，这些领袖往往凭借权力，在权力巩固与扩张的欲望引诱下，进一步加强集权，从而使得整个以民主为目标的组织日益寡头化，日益偏离原有的组织建立的民主目标，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阶级利益，此时，政党的生存发展利益已经高于政党的原则与理想，政党这一组织形式与权力由政治斗争的手段变为目的，政党演变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权力满足领袖的个人私欲与政党发展的需要。以此为基础，他们领导政治斗争，即使胜利，也只是一个领导阶层对另一个领导阶层权力的剥夺，是一种剥削权力的主体的更替，寡头政治事实上得到一种隐形延续。

再次，领袖本身因为一系列原因而具有专断倾向。

首先，领袖集团的稳定性是领袖专断的基础。这种稳定性是大众需要、领袖要求、政党利益维护需要的必然结果。对内领导集团的稳定是政治动员和政党稳定的保障，因为一种群体的惰性和对习惯的盲从，大众坚信过去的力量，他们盲从，同时对过去的领导怀抱知恩图报的心情，他们更加信任党内元老；党内团结统一往往需要稳定的领导集团的持久影响力来保持。对外领导集团的稳定性能够增强抵抗国家、其他政治势力压迫的能力，毕竟阶级斗争以推翻现有统治阶级和最终消灭阶级统治工具——国家为目的。任期制与轮官制似乎可以破坏这一稳定性，却但其对政党利益是有损的，同时大众事实上的选举权力往往被限制，因此这种尝试常常流于形式，。

然后，领袖和政党的财力支配地位加强了这一倾向。为了政党组织的发展，通过薪给制扩张党的组织与力量成为必然。领袖把持财政分配的权力，使得党员对他形成一种依附。

接着，领袖舆论控制的优势同时加强这一点。他们控制组织出版机构；以其高度的政治影响力宣传符合本领导集团利益而牺牲集体目标的主张，而这些主张因其民意代表的身份和权力垄断的地位而合法化。

最后，这种寡头化倾向最终表现在组织内部的斗争中。

在政党组织的领袖与大众斗争中，议会党团因其直接诉求民意而获得的权力而往往凌驾政党之上，使得普通党员几乎无法约束他们；工会中由于领袖对财力的支配而呈现寡头化倾向；生产性合作协会由于能力差异小为民主参与提供良好土壤，但随着协会发展，它要么因组织涣散解体，要么走向少数人的统治。而领袖之间斗争则是部分领袖在大众支持下向另一领袖夺权的一个领导集团取代另一个领导集团的过程。在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斗争中，呈现官僚机构的集权化与被集权化。集权化往往是共产国际或党中央的要求，是一种寡头化的倾向；各国与地方对去集权化的要求表面上促进了民主，实则是造就更小范围的寡头体制。

同时作者注意到，领袖的专断倾向在权力对领袖心理影响下得到加强。

领袖行使权力而产生的权力意识使他产生无法避免的对权力的欲望与贪念；政治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使领袖对原有目标产生质疑与幻灭感，从而使他由理想主义者沦为权力垄断的追求者，而职业政治家往往除了政治工作在外别无出路。

同时，领袖因为权力来源大众而以此合法化自己的一切政治行动，从而为自己的统治找到合法依据，在这里，他将自己与集体意志的边界模糊化，以个人意志代替集体意志，从而走向民主外衣下的专制。

当然，人们为了民主的追求，做了一系列抑制寡头倾向的努力与尝试。从领袖内部因素入手，他们要求领袖以放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前提参与政治活动，但这往往不过是一种幻想，因为领袖与大众的脱离是组织官僚化与专业化的必然结果，领袖势必出入上流社会，专注于专业工作而较少与大众接触，他的社会地位不可避免的提高，并获得与他的地位相匹配的社会方式，这种要求同样必然流于形式。从外部因素入手，有权力运行机制上的复决投票，但这种类似直接民主的东西在现代政治中越来越不具有可行性，其效果也因为无能的大众与时间、资金、组织成本巨大而不尽如人意。另一种作为预防措施的工团主义要求将无产阶级革命重心从政党转到政治中立的工会，他们认为自己能直接维护工人利益，却又逃不掉作为组织的寡头化倾向。类似的无政府主义虽然从根本上认识到组织与民主的不相容性，他们在政治上反对建立政党，在经济上仍坚持组织原则，希望以此限制领袖于纯粹的管理工作。但问题在与，这一秩序建立的目标与如何建立的手段之间逻辑基础似乎是无法解决的——这种秩序的建立必然要推翻原有秩序——资产阶级以国家为工具的统治秩序，这似乎必然凭借武力，而武装力量建立必须凭借组织与权威；即使是通过选举的和平夺权，也需要政党组织的运行，综上所述，政治上政党的建立是不可避免的。

这里，我们集中讨论这种寡头化倾向的理论基础，组织的保守性。反对专制、追求民主的组织通过政治斗争要求推翻专制政府，政府迫于压力将这些革命势力纳入政府轨道，这种民主化进程往往因妥协停止；同时在组织扩张同时权力的维持与扩张使组织（尤其领袖）表现出保守倾向，其革命倾向因为威胁权力而削弱；组织内部的保守性不仅是上层与整体的，下层普通成员在与政府的妥协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影响下也表现出对革命的冷漠，对保守的钟爱。这种进程呈现出两种状态，一方面革命的要求在政党与政府的妥协中消解，另一方面政党在发展过程中演变成官僚组织，呈现专制的寡头化倾向，它极力维护和扩张自己的权力，政党的生存发展取代政党的政治理想成为政党的目的，政党这一政治斗争的手段变为目的，最终是民主变为选举的口号。

作者最后从伦理角度关照了这一铁律，表现出一种悲观主义以及深沉的期望。既然民主与大型组织在结构上不相容，那我们并不讨论理想的民主（大众的统治）能否实现，而是民主在何种程度上是可欲的、可能的，则才是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任何组织的寡头统治倾向，同时看到民主的推进。民主应当将道德价值作为自身唯一的评判标准，从而辨别一切普遍存在的寡头统治。民主或许应该致力于这种倾向的抑制，通过大众教育的提升，推动大众的政治参与与领导层的更替与监督，这或许就是作者的文末的原理之一——“民主在意识形态上趋向于批评与控制”的题中之义。原理二是，与民主相反的寡头化趋势倾向于形成复杂与高度分化的官僚组织，这种组织日益建立在少数人统治基础上。而这种官僚化组织是民主发展必须凭借的手段与必然呈现的状态。

在人类政治中，不是目的决定手段，而是手段决定目的。这句话在这里是如此的有趣。民主的目的必须凭借带有寡头化倾向的组织这一手段，最终组织的这一倾向决定了这种统治本身呈现寡头化而非民主化的倾向，权力、组织的地位发生异变，取代民主成为人们（政党，尤其领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