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圃与卡尔维诺的树男
在某个时候，我们不理智地企图进入一本书，幻想从中找到被周围世界的困扰包围的解决之道。往往是一些小说，被我这样强求过，这似乎表明，比喻式的讲解更容易被人接受；面对问题时，我们需要现场感。当然，这也表明，我们正处在最虚弱的时刻，已经丧失了阅读哲学、伦理类作品所需的能力。
但任何一本书，都将带你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就像《黑客帝国》里惊慌的人们推开一扇门后发现的：那是一处，与你脚下所在完全不同的隐秘天地，流云怒转，树高风飘。这个严重不同的世界与你的当下能否成为彼此映衬的互文，在书中或者发现相似的体会，或者找到对立的情况，你都会觉得愉快。于是在并不成功地解决了现实问题之后，我们终于醒悟自己把关系整个地搞“倒颠”了，并非小说为生活提供帮助，反而是生活阅历帮助我们体贴而跳脱地享受阅读之乐。
年青的柯西谟男爵在18岁时体会到讲故事的虚构之乐，“对柯西谟那般年纪的少年来说，说故事的欲望仍然为生活带来冲劲；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仍然不够丰富，尚不足以成为故事的材料。为了说出更多更妙的故事，柯西谟会离群远行好几个星期……”生活曾经是为了讲述，在精彩的讲述已足够多的如今，生活似乎是为了阅读。
小说当然也能帮助我们，同在《树上的男爵》中，就像被阅读改变了性情的土匪吉安一样，临刑前，这个曾经心狠手辣的大盗竟然就他还没有读完的一部小说向我们的男爵提问：
“告诉我故事的结局吧”；
“我很难过”，他“最后是被吊死的”；
“谢谢你。所以他和我一样。再见”。吉安踢开脚下的梯子，绳圈将他的脖子紧紧勒住。
这是一部好小说，比如我想将上面的片段概括成“阅读可以抚慰人”、“书是精神鸦片”、“阅读对人的塑造力量仅次于遗传基因”、“腹有诗书气自华”等中心思想，但这种概括明显是对原文的伤害。好的小说是诗，散文类小说缺乏拒绝概括的底气，被概括表明在与读者的智力对抗中，作者落败。
在对卡尔维诺断断续续两年的阅读之后，在这个十一之前，我感觉很不舒服，不把读后感写出来就不舒服。如果劣人在侧，我们不置一词至少还能显示自得的不屑，可如果对美好的东西不加赞扬简直就是罪过。所以要向大师致敬。所以长假首次不出游，只上树。
决定“上树”是因为在兰圃，没有哪一本书比《树上的男爵》最适合被阅读。当我发现这一点后，就决定把老卡的其他东西暂放一旁，在兰圃高高低低的树间，就着层层蔓蔓的叶缝里漏下的天光，第3次跟随翁勃萨的柯西谟男爵，重温他从12岁到65岁的树上生涯。
兰圃的橡树高大粗壮，我掩书幻想着男爵怎样一枝一枝爬上树颠，保持平衡，在郁闷不堪时随风远眺。但橡树上垂下的藤萝却是书中没有提及的，想必与华南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不同，地中海滨的森林里少见野生藤类，那里只有作为主要经济作物的葡萄园。否则，男爵在树间的移动就可以更自由，而不必在无法攀缘时借助绳索荡来荡去。如果在兰圃，男爵的生活一定会更舒适一些，这也是广州这所城市的特点。
只是东边就立着环城高速的高架桥，在车马声闻的浓荫里，兰圃就如时光中幽秘的隧道。如果一旦妥协，走下树梢，男爵将拥有最便捷的交通条件，直达马可波罗时代就已是中国大港的广州最繁华的闹市街区。北京路上，两处古道与城门遗址在明亮耀眼的玻璃罩反光下，吹去宋元明三朝至今的千载积尘，铺展它依旧青幽内敛的条石纹路。毫无疑问，它们与兰圃曲径相通。真的吗，在这里，在广州，下树也不意味着放弃抵抗？——
“……你们离开之后，我仍然要留在树上！”
“所以你想退出了？”伯爵惊呼。
“不，我想要抵抗。”男爵答道。
遍搜网上，大陆对卡尔维诺的研究评述简直太少。仅有中大的艾晓明老师几年前在一篇长文里，毫不掩饰对卡氏的偏爱与用心。或许这就是广州与卡尔维诺的缘分，这里的读者似乎并不认为书与其他商品有何区别，生产者应该签署质量保证书——承诺开卷有趣。
北京城以前爱读《约翰•克里斯多夫》的人多，上海读什么呢？《围城》还是张爱玲？南京有个译林出版社，出了一套大陆最全的卡尔维诺作品集。在前辈作家诗人失去创作自由被迫转做翻译的时代结束后，大陆的译品乏善可陈，所以就不必对照台湾版的译文来寒碜大陆的翻译人对语言美的不解风情，像个青涩的少年。只是在收录《树上的男爵》的册子里，竟然漏掉了作者亲笔的总序！看过这篇序言的人，如我，很难原谅这种漏失。
在遗失的序言中，关于《树上的男爵》，老卡是这样自述的：“《树上的男爵》的题旨则包括孤立、疏远、人际关系的困顿……探讨了知识份子在理想幻灭的时候，该如何在政治洪流中知所进退。”而该篇与同为《我们的祖先》的另外两部作品一样，“故事的起点都是非常简单、非常鲜明的意象或情境：劈成两半的男子……爬到树上的男孩不愿意下來……一具中空的甲胃自认为是一名男子……这些故事由意象滋长出來，而不是来自我想要阐述的理念；意象在故事之中的发展，也全凭故事的内在逻辑。这些故事的意义——准确地说，这些故事以意象为基础而衍生的意义网络——总是有点不确定的；我们无法坚持一种毫无疑义的、强制认可的诠释。”
在序言的末尾，卡尔维诺说，“此三部曲可以为当代人类描画出一幅家谱。所以，我把这3本书合并重印于一册，称为《我们的祖先》：如此，可以让我的读者浏览一场肖像画展，从画像中或许可以辨识出自己的特征，奇癖，以及执迷。”几回开卷之后，听到这最末的话音，不禁又沉迷在兰圃的林下风中。
在90年代大陆才注意到卡氏之前，那个两获台湾联合报系中篇小说奖的王小波却秘密地把卡尔维诺视为独享的宝藏，他说：“前不久有位朋友看了我的小说，对我说道：看来小说还能有新的写法——这种评价让我汗颜：我还没有探索无限，比卡尔维诺差得远。我觉得这位朋友的想法有问题——假如他不是学文学的博士而是个一般读者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小波忘不了对文学博士轻讽一下，正如大陆的同时代作家们对他几无所知、毫无兴趣一样。这种情况富有意味。
在供认文学师承的短文里，小波说：“有位意大利朋友告诉我说，卡尔维诺的小说读起来极为悦耳，像一串清脆的珠子洒落于地。”在漏失的序言中，卡氏也自称：“我一读再读某些作家的小说，也不知不觉将他们视为榜样——R. L. 史蒂文生就是其中一位……史蒂文生运用他那准确而几无瑕玼的文体，以及他那舞步一般既激越又节制的韵律，将这看不见的文本其中精华加以翻译。”可见，卡氏重视语感之美素有渊源。而译林本最大的缺陷就是丢失了悦耳的韵律，几乎可以肯定，译者对中文诗歌未曾有过入心的阅读体验。
每一种语言的杰出诗篇都是将该种语言使用到最准确生动精练之极限的典范。卡尔维诺虽然不像博尔赫斯一样也享诗名，但他无疑对诗歌之美淫浸颇深。这从他在1985年去世前未竞的“文学遗嘱”——《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对诗歌的引证分析可见一般，意大利的作家是不会轻易放弃对但丁的传承的。
61岁的卡尔维诺生命最后的备忘录，其实也是对自己毕生创作信条的总结。对照《千年备忘》重读《树上的男爵》，在这部34岁时的作品中，卡氏所重视的文学价值标准诸如：轻逸、迅速、确切、易见、繁复都已经在书中得到完整地实践。而这一过程标志性地始于他29岁时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的运用，而在写于49岁的《看不见的城市》中，文学的轻逸之美近于极至。此后的几部小说主要在叙事技巧上更具创新，例如在《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中所做的后设式探索，其实在《树上的男爵》中已经隐约可见。
卡尔维诺文学转向最关键的年头正是他搜集整理意大利童话期间。在创作《我们的祖先》的同时，他一直在研究民间故事和童话。可以说，未来文学的价值标准我们恰恰可以在最传统的意大利童话中找到。《树上的男爵》明显可见作者取自民间故事的叙事技巧和节奏、童话的夸张和省略。大师的根毕竟扎在自家的土里，而不轻易向“国际标准”靠拢。
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的花开得自信，所以它们美丽。
兰圃的荷塘里，睡莲如睡，洁白地庸懒在圆大如床的莲叶上，轻陈肉欲之美，如另一意大利俊男莫迪里亚尼的裸妇。
一只萤绿的翠鸟，急速掠过水面，擦燃意识边缘一道亮蓝的闪电。
池边的乌桕苍颈探波，让人想起男爵站在溪边枝头取水的情景。鱼木的秀美是男爵所没有接触到的，树体修柔，树纹如眼风，虽静立而若漾动。
父母均为植物学家的卡尔维诺，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地中海畔充满绿色的意大利里维埃拉省长大，借《树上的男爵》，老卡神思悠然，抚今追昔，溯时间而飘远，到他迷恋的18世纪。无怪乎台湾版的译者纪大伟先生感慨，在《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中，以该部最为耐读，老卡未敢忘情也。
在秀美雅致不及兰圃，而阔大粗犷实尤过之的翁勃萨的树上世界，男爵渔猎、阅读、成长、甚至也恋爱、也偷情。在阅读中他初感与周围世界的疏离，继尔重新发觉世界之美，然后渴望运用知识对世界有所助益。16、7岁他既已学会从他人的处世之道中反观诸己，18岁就懂得把握事物的实质，20岁附近因性压抑而第一次提笔写作。
25岁时，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遭遇一生最剧烈的爱情，“他们来到一丛突出于悬崖的橄榄树上。方才他们……只见细碎错杂的枝叶，来到橄榄树顶之后，他们赫然看见海洋，沉静光明，豁然开朗。海平面无垠开阔，海蓝色平整空旷，连一艘船也看不见，甚至他们也数不出有无波浪。只不过偶有一阵轻微骚动扫过滩上圆石，宛如一声叹息。他们看呆了……”爱情就要放弃自己，还是“全心全力作好自己”？如花美眷终成纷飞燕，男爵终成一个与人群互动共存、熟知人类本质局限、乐于贡献却为而不恃的智者。
但任何一本书，都将带你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就像《黑客帝国》里惊慌的人们推开一扇门后发现的：那是一处，与你脚下所在完全不同的隐秘天地，流云怒转，树高风飘。这个严重不同的世界与你的当下能否成为彼此映衬的互文，在书中或者发现相似的体会，或者找到对立的情况，你都会觉得愉快。于是在并不成功地解决了现实问题之后，我们终于醒悟自己把关系整个地搞“倒颠”了，并非小说为生活提供帮助，反而是生活阅历帮助我们体贴而跳脱地享受阅读之乐。
年青的柯西谟男爵在18岁时体会到讲故事的虚构之乐，“对柯西谟那般年纪的少年来说，说故事的欲望仍然为生活带来冲劲；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仍然不够丰富，尚不足以成为故事的材料。为了说出更多更妙的故事，柯西谟会离群远行好几个星期……”生活曾经是为了讲述，在精彩的讲述已足够多的如今，生活似乎是为了阅读。
小说当然也能帮助我们，同在《树上的男爵》中，就像被阅读改变了性情的土匪吉安一样，临刑前，这个曾经心狠手辣的大盗竟然就他还没有读完的一部小说向我们的男爵提问：
“告诉我故事的结局吧”；
“我很难过”，他“最后是被吊死的”；
“谢谢你。所以他和我一样。再见”。吉安踢开脚下的梯子，绳圈将他的脖子紧紧勒住。
这是一部好小说，比如我想将上面的片段概括成“阅读可以抚慰人”、“书是精神鸦片”、“阅读对人的塑造力量仅次于遗传基因”、“腹有诗书气自华”等中心思想，但这种概括明显是对原文的伤害。好的小说是诗，散文类小说缺乏拒绝概括的底气，被概括表明在与读者的智力对抗中，作者落败。
在对卡尔维诺断断续续两年的阅读之后，在这个十一之前，我感觉很不舒服，不把读后感写出来就不舒服。如果劣人在侧，我们不置一词至少还能显示自得的不屑，可如果对美好的东西不加赞扬简直就是罪过。所以要向大师致敬。所以长假首次不出游，只上树。
决定“上树”是因为在兰圃，没有哪一本书比《树上的男爵》最适合被阅读。当我发现这一点后，就决定把老卡的其他东西暂放一旁，在兰圃高高低低的树间，就着层层蔓蔓的叶缝里漏下的天光，第3次跟随翁勃萨的柯西谟男爵，重温他从12岁到65岁的树上生涯。
兰圃的橡树高大粗壮，我掩书幻想着男爵怎样一枝一枝爬上树颠，保持平衡，在郁闷不堪时随风远眺。但橡树上垂下的藤萝却是书中没有提及的，想必与华南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不同，地中海滨的森林里少见野生藤类，那里只有作为主要经济作物的葡萄园。否则，男爵在树间的移动就可以更自由，而不必在无法攀缘时借助绳索荡来荡去。如果在兰圃，男爵的生活一定会更舒适一些，这也是广州这所城市的特点。
只是东边就立着环城高速的高架桥，在车马声闻的浓荫里，兰圃就如时光中幽秘的隧道。如果一旦妥协，走下树梢，男爵将拥有最便捷的交通条件，直达马可波罗时代就已是中国大港的广州最繁华的闹市街区。北京路上，两处古道与城门遗址在明亮耀眼的玻璃罩反光下，吹去宋元明三朝至今的千载积尘，铺展它依旧青幽内敛的条石纹路。毫无疑问，它们与兰圃曲径相通。真的吗，在这里，在广州，下树也不意味着放弃抵抗？——
“……你们离开之后，我仍然要留在树上！”
“所以你想退出了？”伯爵惊呼。
“不，我想要抵抗。”男爵答道。
遍搜网上，大陆对卡尔维诺的研究评述简直太少。仅有中大的艾晓明老师几年前在一篇长文里，毫不掩饰对卡氏的偏爱与用心。或许这就是广州与卡尔维诺的缘分，这里的读者似乎并不认为书与其他商品有何区别，生产者应该签署质量保证书——承诺开卷有趣。
北京城以前爱读《约翰•克里斯多夫》的人多，上海读什么呢？《围城》还是张爱玲？南京有个译林出版社，出了一套大陆最全的卡尔维诺作品集。在前辈作家诗人失去创作自由被迫转做翻译的时代结束后，大陆的译品乏善可陈，所以就不必对照台湾版的译文来寒碜大陆的翻译人对语言美的不解风情，像个青涩的少年。只是在收录《树上的男爵》的册子里，竟然漏掉了作者亲笔的总序！看过这篇序言的人，如我，很难原谅这种漏失。
在遗失的序言中，关于《树上的男爵》，老卡是这样自述的：“《树上的男爵》的题旨则包括孤立、疏远、人际关系的困顿……探讨了知识份子在理想幻灭的时候，该如何在政治洪流中知所进退。”而该篇与同为《我们的祖先》的另外两部作品一样，“故事的起点都是非常简单、非常鲜明的意象或情境：劈成两半的男子……爬到树上的男孩不愿意下來……一具中空的甲胃自认为是一名男子……这些故事由意象滋长出來，而不是来自我想要阐述的理念；意象在故事之中的发展，也全凭故事的内在逻辑。这些故事的意义——准确地说，这些故事以意象为基础而衍生的意义网络——总是有点不确定的；我们无法坚持一种毫无疑义的、强制认可的诠释。”
在序言的末尾，卡尔维诺说，“此三部曲可以为当代人类描画出一幅家谱。所以，我把这3本书合并重印于一册，称为《我们的祖先》：如此，可以让我的读者浏览一场肖像画展，从画像中或许可以辨识出自己的特征，奇癖，以及执迷。”几回开卷之后，听到这最末的话音，不禁又沉迷在兰圃的林下风中。
在90年代大陆才注意到卡氏之前，那个两获台湾联合报系中篇小说奖的王小波却秘密地把卡尔维诺视为独享的宝藏，他说：“前不久有位朋友看了我的小说，对我说道：看来小说还能有新的写法——这种评价让我汗颜：我还没有探索无限，比卡尔维诺差得远。我觉得这位朋友的想法有问题——假如他不是学文学的博士而是个一般读者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小波忘不了对文学博士轻讽一下，正如大陆的同时代作家们对他几无所知、毫无兴趣一样。这种情况富有意味。
在供认文学师承的短文里，小波说：“有位意大利朋友告诉我说，卡尔维诺的小说读起来极为悦耳，像一串清脆的珠子洒落于地。”在漏失的序言中，卡氏也自称：“我一读再读某些作家的小说，也不知不觉将他们视为榜样——R. L. 史蒂文生就是其中一位……史蒂文生运用他那准确而几无瑕玼的文体，以及他那舞步一般既激越又节制的韵律，将这看不见的文本其中精华加以翻译。”可见，卡氏重视语感之美素有渊源。而译林本最大的缺陷就是丢失了悦耳的韵律，几乎可以肯定，译者对中文诗歌未曾有过入心的阅读体验。
每一种语言的杰出诗篇都是将该种语言使用到最准确生动精练之极限的典范。卡尔维诺虽然不像博尔赫斯一样也享诗名，但他无疑对诗歌之美淫浸颇深。这从他在1985年去世前未竞的“文学遗嘱”——《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对诗歌的引证分析可见一般，意大利的作家是不会轻易放弃对但丁的传承的。
61岁的卡尔维诺生命最后的备忘录，其实也是对自己毕生创作信条的总结。对照《千年备忘》重读《树上的男爵》，在这部34岁时的作品中，卡氏所重视的文学价值标准诸如：轻逸、迅速、确切、易见、繁复都已经在书中得到完整地实践。而这一过程标志性地始于他29岁时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的运用，而在写于49岁的《看不见的城市》中，文学的轻逸之美近于极至。此后的几部小说主要在叙事技巧上更具创新，例如在《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中所做的后设式探索，其实在《树上的男爵》中已经隐约可见。
卡尔维诺文学转向最关键的年头正是他搜集整理意大利童话期间。在创作《我们的祖先》的同时，他一直在研究民间故事和童话。可以说，未来文学的价值标准我们恰恰可以在最传统的意大利童话中找到。《树上的男爵》明显可见作者取自民间故事的叙事技巧和节奏、童话的夸张和省略。大师的根毕竟扎在自家的土里，而不轻易向“国际标准”靠拢。
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的花开得自信，所以它们美丽。
兰圃的荷塘里，睡莲如睡，洁白地庸懒在圆大如床的莲叶上，轻陈肉欲之美，如另一意大利俊男莫迪里亚尼的裸妇。
一只萤绿的翠鸟，急速掠过水面，擦燃意识边缘一道亮蓝的闪电。
池边的乌桕苍颈探波，让人想起男爵站在溪边枝头取水的情景。鱼木的秀美是男爵所没有接触到的，树体修柔，树纹如眼风，虽静立而若漾动。
父母均为植物学家的卡尔维诺，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地中海畔充满绿色的意大利里维埃拉省长大，借《树上的男爵》，老卡神思悠然，抚今追昔，溯时间而飘远，到他迷恋的18世纪。无怪乎台湾版的译者纪大伟先生感慨，在《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中，以该部最为耐读，老卡未敢忘情也。
在秀美雅致不及兰圃，而阔大粗犷实尤过之的翁勃萨的树上世界，男爵渔猎、阅读、成长、甚至也恋爱、也偷情。在阅读中他初感与周围世界的疏离，继尔重新发觉世界之美，然后渴望运用知识对世界有所助益。16、7岁他既已学会从他人的处世之道中反观诸己，18岁就懂得把握事物的实质，20岁附近因性压抑而第一次提笔写作。
25岁时，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遭遇一生最剧烈的爱情，“他们来到一丛突出于悬崖的橄榄树上。方才他们……只见细碎错杂的枝叶，来到橄榄树顶之后，他们赫然看见海洋，沉静光明，豁然开朗。海平面无垠开阔，海蓝色平整空旷，连一艘船也看不见，甚至他们也数不出有无波浪。只不过偶有一阵轻微骚动扫过滩上圆石，宛如一声叹息。他们看呆了……”爱情就要放弃自己，还是“全心全力作好自己”？如花美眷终成纷飞燕，男爵终成一个与人群互动共存、熟知人类本质局限、乐于贡献却为而不恃的智者。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