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买不来创意
老早写的一随笔，和创新话题相关，一并贴在这里：
“不要和我谈钱这东西，多俗啊。”这种说法，多半是出现在王朔式的反讽中。如果你对这种说法当真，那我们就觉得你虚伪，无聊，反人类，真该死。我们会孤立你。我们鄙视你。这种价值观的转变，文人用了几千年的时间，邓小平几句话就给扭转了过来。致富光荣。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等等。
然而几千年的传统，说是大雪无痕，一夜间全都消失，那也是不大可能的。传统哪怕是被拦腰斩断了，总归还有些根残存在公众的集体潜意识里。
《南方周末》（2004年9月2日）有个记者在采访“触电”作家刘恒（《少年天子》总编导）时，就始终摆脱不了这个传统的影响。他提出的几个问题都有个核心。那就是，你一个作家，落到以“工业”而非“文艺”为主要标签的影视界，是不是落俗了，降格了？没料到刘恒很爽快地说：我们都是资本的人质。
这是个更大的反讽。我们以为会清高的作家，反而落落大方，丝毫不为传统所累。我们以为很大众的记者，却把自己放在传统的重负之下。
作家的使命是创作。创作需要创意。有很多事物和场合可以激发创意。古人说有三上：马上，厕上，枕上。洋人也有个类似的说法，就是创意的发挥，往往是在Bus (公共汽车，亦即行路的时候), Bed (床上，即将睡觉的时候)，Bath(浴室，洗澡的时候)。这和我们的“三上”一说异曲同工。两种说法都列出了一些宽松的环境，这环境让人脱离直接的目的，所以思绪得以轻舞飞扬。
很多时候，我们在办公室这些充满目的、使命和铜臭的地方，却想不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一回到家，淋浴一打开，突然你的大脑里灵光一现，有了，这个产品应该这么去促销！结果你会像洗澡洗出了浮力原理的阿基米德一样，大叫一声，由利卡！然后你赤条条的，裸奔到你的书房，把你的想法写下来。
创意的产生过程是一个黑匣子。我们只能去探究其源头，寻找有什么东西进入这个黑匣子了，亦即刺激物（stimulus）； 然后我们探究有什么东西从黑匣子里出来了，亦即反应（response）； 最后我们还可以看这个出来的东西得到了什么样的反馈，或曰巩固（reinforcement）。这就是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一套理论。狗看到了骨头（stimulus）就摇尾巴（response）, 但是每次摇尾巴你就扁它一顿(negative reinforcement), 它以后看到骨头就不敢摇尾巴。
我们可以从刺激物(stimulus)的角度去研究人的行为，也可以从巩固或曰反馈（reinforcement）的角度去研究人的行为。据说举重队的教练将一张信用卡在张国政面前晃了晃，张国政就力拔山兮气盖世，夺了冠军。后来体育管理部门就提出了驳斥。不知真相到底如何，不过金钱这东西在很多时候是可以改变人的行为的。但是金钱，以及广义的任何物质奖赏，能否激发创意呢，或是相反，抑制创意？
哈佛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教授就做了一项试验，研究创意和物质奖赏的关系。《金融时报》有一篇关于这项研究的报道，叫“当创造力和奖赏挂钩后”。
文章写道：
“哈佛商学院心理学家特雷莎•阿玛拜尔(Teresa Amabile)对100多位儿童进行了一项研究，考察为创造力提供奖赏会有什么影响。
该实验着重观察两项活动。第一项是让孩子看一本只有图画没有文字的书，然后讲个故事。第二项活动要用一台宝丽来照相机，所有孩子都想用这台照相机拍照，但其中的一个小组被告知，只有当他们答应玩好相机后讲故事，他们才能玩相机。他们必须为此签一份保证书。
另一小组的孩子则只被告知有两件事可做。首先询问孩子是否想玩照相机，之后再说要讲书上的故事，其间并无任何表示说，一项活动需要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做另一项活动。
当把两个小组所讲的故事进行比较时，第二小组讲故事的创意要大大超过第一小组。
于是阿玛拜尔女士得出结论：奖赏所隐含的外部控制足以削弱创造力。“
这个研究对我们父母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都说要开发孩子的创造力，但我们不知如何开发，或许只知道奖赏。然而奖赏有时候却起反作用，它让孩子把目标集中在授奖者可能重视的目标、价值、标准、期待上，思维的自由性会因此大打折扣。小孩子鬼精鬼精的，小脑子里都在想着父母怎样才会喜欢，怎样才能得到你许诺的奖品，而你的目的，却可能是让他发挥自己的创意，而不是投你所好。奖品让创意异化变质。
同样，但张艺谋去冲击奥斯卡的时候，也只会想着去执导可能会被评委会所喜爱的影片。有时候这种期待也是合理的，但艺术的价值毕竟高于评委会的判断。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谚语云：如果你的目标是月亮，即便失败，你还可以栖身于群星（If you aim at the moon, you might end among the stars even if you fail.）张艺谋以一些星星为目标，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结果不但失去了月亮，还失去了星星，只剩下商业的成功。
同样，重赏之下为张艺谋编剧的李冯，除了破烂的《英雄》和《十面埋伏》，又能有什么成就？
我们再想：
有几个诺贝尔奖是冲击出来的？
如果鲁迅的目的是争取 “五个一工程”奖，我们还有没有《阿Q正传》这部并不主旋律的名著？
如果曹雪芹创作的目的是为了评一级作家，我们还有没有《红楼梦》？
假如时空可以挪移，茅盾可以去竞争茅盾文学奖，那么他最终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创意有衣食父母。它爹是宽容的环境，它妈是对艺术本身的追求。创意也有很多敌人，包括物质奖赏这种糖衣炮弹。
不过我们需要不需要创意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我，在目前阶段，对创意的需求就不是很迫切。所以谁要有什么糖衣炮弹，就向我开炮吧。
“不要和我谈钱这东西，多俗啊。”这种说法，多半是出现在王朔式的反讽中。如果你对这种说法当真，那我们就觉得你虚伪，无聊，反人类，真该死。我们会孤立你。我们鄙视你。这种价值观的转变，文人用了几千年的时间，邓小平几句话就给扭转了过来。致富光荣。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等等。
然而几千年的传统，说是大雪无痕，一夜间全都消失，那也是不大可能的。传统哪怕是被拦腰斩断了，总归还有些根残存在公众的集体潜意识里。
《南方周末》（2004年9月2日）有个记者在采访“触电”作家刘恒（《少年天子》总编导）时，就始终摆脱不了这个传统的影响。他提出的几个问题都有个核心。那就是，你一个作家，落到以“工业”而非“文艺”为主要标签的影视界，是不是落俗了，降格了？没料到刘恒很爽快地说：我们都是资本的人质。
这是个更大的反讽。我们以为会清高的作家，反而落落大方，丝毫不为传统所累。我们以为很大众的记者，却把自己放在传统的重负之下。
作家的使命是创作。创作需要创意。有很多事物和场合可以激发创意。古人说有三上：马上，厕上，枕上。洋人也有个类似的说法，就是创意的发挥，往往是在Bus (公共汽车，亦即行路的时候), Bed (床上，即将睡觉的时候)，Bath(浴室，洗澡的时候)。这和我们的“三上”一说异曲同工。两种说法都列出了一些宽松的环境，这环境让人脱离直接的目的，所以思绪得以轻舞飞扬。
很多时候，我们在办公室这些充满目的、使命和铜臭的地方，却想不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一回到家，淋浴一打开，突然你的大脑里灵光一现，有了，这个产品应该这么去促销！结果你会像洗澡洗出了浮力原理的阿基米德一样，大叫一声，由利卡！然后你赤条条的，裸奔到你的书房，把你的想法写下来。
创意的产生过程是一个黑匣子。我们只能去探究其源头，寻找有什么东西进入这个黑匣子了，亦即刺激物（stimulus）； 然后我们探究有什么东西从黑匣子里出来了，亦即反应（response）； 最后我们还可以看这个出来的东西得到了什么样的反馈，或曰巩固（reinforcement）。这就是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一套理论。狗看到了骨头（stimulus）就摇尾巴（response）, 但是每次摇尾巴你就扁它一顿(negative reinforcement), 它以后看到骨头就不敢摇尾巴。
我们可以从刺激物(stimulus)的角度去研究人的行为，也可以从巩固或曰反馈（reinforcement）的角度去研究人的行为。据说举重队的教练将一张信用卡在张国政面前晃了晃，张国政就力拔山兮气盖世，夺了冠军。后来体育管理部门就提出了驳斥。不知真相到底如何，不过金钱这东西在很多时候是可以改变人的行为的。但是金钱，以及广义的任何物质奖赏，能否激发创意呢，或是相反，抑制创意？
哈佛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教授就做了一项试验，研究创意和物质奖赏的关系。《金融时报》有一篇关于这项研究的报道，叫“当创造力和奖赏挂钩后”。
文章写道：
“哈佛商学院心理学家特雷莎•阿玛拜尔(Teresa Amabile)对100多位儿童进行了一项研究，考察为创造力提供奖赏会有什么影响。
该实验着重观察两项活动。第一项是让孩子看一本只有图画没有文字的书，然后讲个故事。第二项活动要用一台宝丽来照相机，所有孩子都想用这台照相机拍照，但其中的一个小组被告知，只有当他们答应玩好相机后讲故事，他们才能玩相机。他们必须为此签一份保证书。
另一小组的孩子则只被告知有两件事可做。首先询问孩子是否想玩照相机，之后再说要讲书上的故事，其间并无任何表示说，一项活动需要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做另一项活动。
当把两个小组所讲的故事进行比较时，第二小组讲故事的创意要大大超过第一小组。
于是阿玛拜尔女士得出结论：奖赏所隐含的外部控制足以削弱创造力。“
这个研究对我们父母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都说要开发孩子的创造力，但我们不知如何开发，或许只知道奖赏。然而奖赏有时候却起反作用，它让孩子把目标集中在授奖者可能重视的目标、价值、标准、期待上，思维的自由性会因此大打折扣。小孩子鬼精鬼精的，小脑子里都在想着父母怎样才会喜欢，怎样才能得到你许诺的奖品，而你的目的，却可能是让他发挥自己的创意，而不是投你所好。奖品让创意异化变质。
同样，但张艺谋去冲击奥斯卡的时候，也只会想着去执导可能会被评委会所喜爱的影片。有时候这种期待也是合理的，但艺术的价值毕竟高于评委会的判断。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谚语云：如果你的目标是月亮，即便失败，你还可以栖身于群星（If you aim at the moon, you might end among the stars even if you fail.）张艺谋以一些星星为目标，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结果不但失去了月亮，还失去了星星，只剩下商业的成功。
同样，重赏之下为张艺谋编剧的李冯，除了破烂的《英雄》和《十面埋伏》，又能有什么成就？
我们再想：
有几个诺贝尔奖是冲击出来的？
如果鲁迅的目的是争取 “五个一工程”奖，我们还有没有《阿Q正传》这部并不主旋律的名著？
如果曹雪芹创作的目的是为了评一级作家，我们还有没有《红楼梦》？
假如时空可以挪移，茅盾可以去竞争茅盾文学奖，那么他最终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创意有衣食父母。它爹是宽容的环境，它妈是对艺术本身的追求。创意也有很多敌人，包括物质奖赏这种糖衣炮弹。
不过我们需要不需要创意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我，在目前阶段，对创意的需求就不是很迫切。所以谁要有什么糖衣炮弹，就向我开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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