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令人癫狂的作品

《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和《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是两篇令人癫狂的论文，丸山真男在将日本法西斯与德国法西斯（可以联想到阿伦特的观察）对比的过程中，其实推出了许多乍一看不可思议的论点。比如无责任体制、权力的矮小化、对既成事实的屈服、没有自由主体而只有在前现代的“关系”中互相牵制影响的人、以及难以形成独裁观念，而代之以转嫁压抑来保持精神上的平衡。这些精准的观察最终被丸山以一个“近代主义”的命题加以统摄：“国家秩序若认识不到自身的形式，就谈不上合法性的意识，从而也就认识不到法律是以抽象的普遍性来一视同仁的制约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14）

因此，他念兹在兹的其实就是近代主体的建立，而这恰恰需要对于抽象规范的学术追求和政治实现。他提醒我们，不要为那种传统、空洞的修辞所迷惑，因为那会使得前近代的“人际关系”交往模式和感性象征掩盖下的权力偏重乘虚而入，最终将形式化的制度掏空，技术官僚蜕化为实质官僚，法律沦为具体的统治手段。在这样的国家，甚至主权也只是一个空壳，真正存在的是依附于特定对象、并条块割据的暴力。（《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

丸山认为明治国家的“近代化”从未显现出施米特所谓“中性国家”的特征。“其结果是，日本的国家主义无处不将自己的统治依据强加于某种内容价值的实体之上。”（6）对于个人来说，属于内在道德的领域始终无法建立，空洞的“天皇”成为一切真理与价值的最终准绳（当然这与柄谷行人的风景论和“内面的人”构成了张力）；对于国家来说，无法在扩张时实现洛维特所谓“能动的虚无主义”，反而要与国家行为同步不断宣示自己的“大义”。（因此又与近代西欧实证主义法学有天壤之别）

丸山在后记中认为，自己的这本书与其是研究，不如说是“战后思想史的一份资料”。然而他也许没有想到，对于很多中国读者来说，这本收录战后十几年间论文的书仿佛是为我们而写的。

我们在里面可以读到很多似曾相识的东西，比如他在分析日本法西斯运动的时候认为，日本精英知识分子的教养来自外部的灌输，未能扎根于肉体或生活情感之中。但另有一个强大的小市民阶层扮演了意识形态灌输的主力，他们明明是被统治者却带着统治者的意识（可以说是皇道派的市民版本），这些人得益于家长制社会的构造，在地方、小学、工厂等“小宇宙”中扮演着疑似知识分子的角色，一方面成为政治一体化的帮凶，另一方面又强化着传统的封建主义。（《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与运动》）

又如在上面引到的《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中，丸山认为“现实主义”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直接的、赤裸裸的描摹感性事物及对象。恰恰相反，只有“通过人的精神的积极参与，现实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而是通过某种媒介作用重建后才呈现出来时，它才成为‘作品’（fiction）”。而在日本，“精神的媒介力相对较弱，其结果就是作品自身不具备内部同一性，而是被彼此独立的单个感觉经验牵的团团转。”（427）这一评价对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非常适用，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从一个符号滑向另一个符号。而驱动他们抛出一个又一个高深“概念”的，只不过是尚未被统一的原始情绪的不断喷发。

丸山真男的思想具有手术刀般精准的洞察力，这大概来自于他所谓“横截面式”的观察。最令人动容的是，在对于苏联、中国和麦卡锡主义和冷战等历史问题时，他从来都不回避具体的价值判断，却一以贯之的以人的自由和政治的限度作为批判的准绳。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很多知识分子热衷于追问他的立场，并在他支持或是反对学生运动时有不同派别的人横加指责。而丸山真男总是告诉他们，“我是丸山主义”。他认为自己在政治判断的范围内是一个高度的实用主义者。（546）这一点，可以说直接来源于他对日本“现实”观的批判。这种现实观首先将现实等同于既成事实，其次将现实一元化，最后是将现实与权力相混同。这也是所谓“肉体政治”的涵义。

当人们无力运用精神的媒介力观察事实本身时，往往会在两个虚妄的“立场”间摇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无法保持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张力，那么我们“或者通向道德感伤主义，或者通向通俗意义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358）

当然丸山真男的思考并不止于此。在本书的第三卷《“政治性的内容”及其界限》中，他将人与政治的关系作为政治学的核心加以展开。他一方面展示了自己对欧洲政治思想史的熟稔于心，始终将近代国家的成立置于这一背景之下论述；另一方面，他集中表达了对大众传媒、意识形态化与冷战格局下欧洲“民主主义”的危机感，原本被现代国家加以分隔的公共与私人再次被组织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侵入，作为fiction的现代制度自我目的化，成为隐形的暴力。这便与他在第一章所暗示的近代主义追求构成一种反讽的呼应。

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中，他引用施米特、迈尔和托克维尔等人的观点指出，大众社会在政治权力的集中和私人内在的蔓延上同步发展。强制性同化使得普通市民和异见者之间竖起关于两种“事实”意象的高墙，而对于极权国家的外部批评往往无法指向命脉，反而与粗糙的意识形态宣传构成一种辩证关系。

在这里，丸山真男终于将他心目中的“自由主义”和盘托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对政治是狂热还是冷漠，也不在于服从“伟大理念”还是“自我利益”；而是意识到这些被建制化和模式化的“选择”已经成为了当代人的宿命，因此自由主义者应当主动生活于任何世界（及其塑造的意象）的边缘区域，并反对一切为阻断各种意象间的交流而设置的障碍。智性要求我们通过内部而超越内部，并不断做出面对新问题的决断。

这一论述可能与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第一章“风景之发现”构成某种奇妙的呼应。也许正是基于此，柄谷行人在序言中高度赞扬了丸山真男的考察，并将他的思索与追求总结为“要创造出一个自主的、每一个个体的社会的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