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为纲，钩沉发隐——读田余庆《秦汉史》兼及《秦汉魏晋史探微》

田余庆《秦汉史》，为其1962年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授课讲义。

1950年田余庆从北大毕业后，进入北大文科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安排参加近代史史料编辑。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余逊先生过世，田余庆被指定讲授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1961年田余庆参与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教材工作，得以潜心读书和写作。中央党校《秦汉史》就是参与中国史教材后的一个讲义版本。

作为一个中央党校的《秦汉史》讲义，不可能有太多作者的个性和观点。但此讲义也有其特点。可能和讲授对象不同有关，也和作者后来的治学取向暗合，此讲义不是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切入讲述，而更多的以史事政治来展开叙述。而其文字已经有了后期简练沉着的风格，前后勾连，清晰展开秦汉历史。

如其从政治角度而不是从后宫角度阐述了汉武帝晚年施政政策的转变：

“在农民反抗斗争逐渐兴起的时候，汉武帝刘彻认识到稳定统治，光靠镇压是不行的，还要施政上有所转变，使农民得以喘息。他寄希望于‘仁恕温谨’的‘守文之主’卫太子（即以后所称的戾太子）。……但是此时汉武帝还没有实现这一转变的决心。在他迟疑不决的时候，征和二年（前91）直指绣衣使者江充以穷治宫中巫蛊的名义逼迫卫太子，激起卫太子在长安的兵变。结果，江充被杀，卫太子也兵败自经而死。经过这一段曲折过程以后，武帝追悔往事，决心‘与民休息’。他在征和四年断然罢逐为他求仙药而伤民糜费的方士，拒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屯田远戍，停止向西修筑亭障，并且下诏自责，申明此后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养马者得免徭役）以补缺，只求不乏武备而已。”

提到东汉豪强时，强调了豪强地主的庄园特性，是他们势力的基础。庄园圈划土地，宗族、宾客、平民及奴隶依附于庄园。尤其要者，大地主的庄园拥有私人武装，“在一定条件下它就能转化为公开的割据力量，转化为统一国家的对立面，东汉末年豪强地主武装割据局面的骤然出现，其根源也在这里”。

WG后，环境改变，田余庆“重新上路，从重新读书开始。旧史新读，有时能读出新义。学与思结合得紧一点，读书得间，能较快发现新问题，顺利进入研究过程。我秉持的理念，是求实创新。华而不实之作，无独立见解之作，无思想内容之作，趋俗猎奇之作，我都不去考虑。我知道能拼搏的时日毕竟有限，必须量力而为，心无旁骛，特别是在研究范围方面不容扩充。”

田余庆此时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其《东晋门阀政治》一时洛阳纸贵。其秦汉史的论文主要收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中。田余庆提到书中文章大多写于1979-1989年间，本来还想以十年为题眼作为书名，琢磨许久放弃此一打算。因兴趣在“钩沉发隐”，遂以“探微”为名。

这不禁让人想起郑天挺先生的《探微集》。不知田余庆先生的治学方法是否受过郑天挺先生的影响。翦伯赞的治学方法对田余庆有何影响？但田余庆先生明确表示过其治学方法直接得益于陈寅恪，“曹操一文的论点、思路和方法，实际上都是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这在当时并不是自觉的，却对自己以后的学术工作长期起着作用。”

《秦汉魏晋史探微》中“论轮台诏”一文对上面《秦汉史》轮台诏事情进入了更深入的讨论，引用《资治通鉴》汉武帝对卫青所说的话：“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史料有争议，但田余庆以为文辞恳切，合情合理，符合历史实际可信。汉武帝变更制度、出师伐战，及最后轮台之诏都是有意为之，有其政治思路。为何迟到征和末年自己临死前，才有轮台之诏？田余庆以戾太子和开边时态两方面来剖析轮台之诏的背景。

田余庆通过对武帝和戾太子各自政见和关系的追溯，以为武帝和戾太子的矛盾，核心还在于武帝和戾太子政见的不同。而其公开冲突是征和二年的巫蛊之祸。“事端突起、头绪纷繁的巫蛊之狱导致改换继嗣的后果，而改换继嗣又同卫太子‘仁恕温谨’和‘守文’的禀赋有关。”马通、商丘成、景建、张富昌、李寿，是巫蛊事件中以迫害卫太子的得功封侯的全部五人，在汉武帝统治的最后三两年内，全部被杀或被迫自杀，“史籍上记有不同的罪名，但集中起来看，就知道都是出于为卫太子昭雪，为转变政策扫除道路的需要。”

而从元封五年，汉武帝诏“其令州郡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绝国大宛也。“汉武帝既然意在西域以图非常之功，所以放弃了改弦易辙的时机，继续筹划对西域的战争。”太初元年，李广利师出大宛。“汉朝势力向西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元封和太初；两个步骤，即楼兰之役和大宛之役 。这是战略形势使然。”“轮台诏前，桑弘羊等人上奏，除了请求于渠犁、轮台设置屯田以外，还请求把盐水亭障再向西方的乌孙延伸。按照上述汉军西进程序，这意味着将要在更西的某个地方实现第三阶段、第三步骤的战争。这就是轮台诏颁布以前西域军事形势的背景。”

开边、兴利、改制、用法和擅赋的结果，是天汉二年的农民大暴动，旋被镇压。“农民暴动既被压平，转变政策的问题也被搁置，几年以后，还发生了导致改变继嗣的巫蛊之祸。但是，酿成农民暴动的根本原因并未消除，农民暴动随时有再起的可能……刘屈氂、李广利一案所见改变继嗣引起的统治者内部纷争，亦足以使汉武帝有所警觉。所以在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后，形势又围绕着为太子昭雪事而急转直下，导致轮台诏的颁行。”

轮台诏前因后果，涉及人物众多，但“真正左右局势的不是他们，而是汉武帝自己”。“历史动向向我们昭示，汉武帝作为早期的专制皇帝，实际上是在探索统治经验，既要尽可能地发展秦始皇创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又要力图不蹈亡秦覆辙。在西汉国家大发展之后继之以轮台罪己之诏，表明汉武帝的探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上面只是抽取了文章的骨干，但也可以看到田余庆以政治为纲，钩沉发隐，求实创新的为文特色。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下获得许多创见，也带来一些争议。田余庆的治学方法和文风很大影响了后来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