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怎样定义年轻

吴琦老师写的前言名叫《制造年轻人》，说实话我很不喜欢这个标题， 每一代人都曾年轻，也似乎都逃不过在年轻的时候被上一代人贬损。一代不如一代的担忧一直在重复，社会急切地想为年轻人找到主旋律和精神支柱，让他们在被技术猛推向前又被现实迎头痛击的时候不至如此迷茫。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代的年轻人也许比以往的都拒绝被规定和指引，倡导重任在肩的宏大叙事方式也已经失去了生存土壤。

时代和时代中的群体都是一个跨度，从前更多地以渐变的形式，现在却能在内部再划出独立的圈层。年轻是你可以想象到的所有样子，但又完全不是你想象的样子：他们有的在为空洞的生活失落，在各种琐碎中消磨自己，有的在为艺术和梦想歌唱，有的游走在虚拟和现实的交界，在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方式急切地表达。

他们都可以被定义为时代造就的空虚焦虑的年轻人吗？

当然，年轻人确实普遍处于一种莫名的不安中，但焦虑并非专属于某个年龄段，没有来源和答案的愤懑，信手拈来又轻易丧失的热爱，整体意义上的人都被笼罩在廉价而直白的情绪当中。这种看似毫无意义，甚至很不应该存在于这个富足的年代的躁动、焦虑和空虚背后到底是什么？这恐怕才是我们应该尝试去解答的问题。在社会急剧变动，传统逐渐瓦解殆尽的时候，新的声音和力量却还未见雏形，前辈们带着一种使命感，或者说认为社会应该具备这种使命感，去为年轻人提供一个可供遵循的精神风向标，以便让这个群体乃至整个社会朝着更理想国的方向发展。不少人在为此发声，呼吁年轻人多阅读多思考，独立自由地应对这个最好也最坏的时代，这个在某个维度上泥沙俱下的时代。但略显荒唐的是，大多数年轻人不仅听不到这些声音，甚至从来没有试图听到这些声音，这种荒诞中带着更多无奈，社会变成一个个互不干扰的平行时空互相拼接，不同生活维度的声音互通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人类发展进入一个集体性很强但又很破碎的时代，群体间的隔离性空前强烈，个体从生活态度到日常偏好之间的差别大到让人难以置信，那种能同属于一代人的邓丽君式的记忆似乎已经很难再现了。这自然是社会进步的另一种表征，毕竟只有拥有足够的多样性和选项，个体间的选择差异才能如此迥然不同。但也正是这样高度发达且丰富的系统让个体只能直面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相同面向的群体内部交流需求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话语圈之间的沟通难度却越来越大。社会发展更多地呈现出无规则的放射状形态，不同的人以不同的速度在向前走，殊途难见同归，彼此间沟通屏障随着时空跨度的加大而加厚，巨大的沟通成本也使很多人丧失了跟自己不是“一类人”沟通的欲望。媒体和互联网拓宽了我们的世界也固化了其塑造的世界，阿帕杜莱在《消失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中指出的“一个人的想象的共同体，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政治牢房”正在成为现实，全球化、趋同化席卷一切的背后其实是话语体系的断裂和虚拟空间的隔阂。

消费主义盛行，网络消解真实，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精神文明停滞不前甚至急速倒退，对时代略带颓丧之感的描述早已泛滥成灾，回应这种两难的答案却迟迟没有到来。我们喜欢把一些大主题和大使命寄托到年轻人身上，但英雄主义精神却不再有说服力，个人，乃至一代人整体来说都有某种程度的渺小和无力。变动成为唯一的不变，个体不得不被时间推着往前走，丧失了很多安排未来的自主权。每段历史都会以某种方式投射到人身上，疯狂崇拜年轻，又肆意浪费年轻消费年轻；热切讨论时代的焦虑，又无形中贩卖这种焦虑，人生活在某种不确定性中，这种波澜不惊之下的变动是时代的烙印，而人在逐渐清晰地认识到这种动荡的力量。

个人想要改变社会似乎已经成为不可能，但社会又确实在随着一代代人的更替而不断改变。年轻总是难能可贵，年轻可以轻易地拥有热爱和愤怒。当下的社会其实并不靠年轻人来运转，但要靠曾经年轻过的那些人，而什么面目的年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将来社会怎样运转。定义年轻的似乎从来都不是年轻人。群体一向很难被确切定义，更何况是怪相丛生又精彩纷呈的现在。是垮掉的一代还是最好的一代，谁也无法自信地做出回答，毕竟该被钉上耻辱柱还是领军功章都得等交出答卷以后，而年轻人不过刚刚走上考场。如何在这个破碎又同一的社会实现接续，提供一份更好的考卷，可能才是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