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历史而历史以及其他——《全球通史》读后很杂的记
L.S. Stavrianos，这个姓氏听起来颇像瑞典王室的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以一部《全球通史》继续验证着我以为所以是著名学者的标准：人因书名，书由人贵。
历史上，大凡有名的文人，学者，都会留下各自的文字。而且，正是因为这些文字，使得他们成了名垂青史的人物。不苛刻的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写出一些有影响的佳作，即使他侥幸被时代认同了，也很难被历史所铭记。历史总是滞后于时代的。不过，总有人争着向时代献媚而忘记了历史正在未来从容的等着，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国家，比如这几年“专家”特别多，娱乐圈内的人红歌不红（比如某某宏）等等。
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近代和现代享有世界声誉、影响人类发展的著作几乎均出自西人之手，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哲学领域。近些年随着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我们对这样的事实理解的越发深刻。原先我们接触不到的各种信息尤其是原版著作正在加速进入我们的视野，并逐渐开始影响我们的思考方式，对社会的认识，对自然的态度等。
言归正传。
显然，通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开始渴望了解过去的产物。在近代以前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编写了蔚为大观的史书，但是不可能有对全球历史进行叙述的史书。实际上，连研究欧亚大陆甚至于东亚圈的通史都不可能产生。唐代是中国古代一个空前绝后繁荣的时代，疆界远至近日的中亚，但是仍然不会产生哪怕范围稍微扩大的史书，最多只有一些游记而已。从现代的角度理解，编写通史远不止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根本的，它涉及到对于人类自身的反思和再理解。这样看来，在人类发展历史的纵轴上，在某个时间点之前，通史的产生是不具备条件的。它不像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导致工具和技术的进步那样自然而然。或者作作的说，影响通史产生的变量更为多样、复杂。
如此，通史观点或者通史性的历史著作在西方产生也是必然的。个中的原因现在人所共知：正如书中提到的那样，从15、16世纪开始西方文明首先开始全球扩张并领先于其他的地域文明，且时至今日仍然占有绝对的优势。
本书是《全球通史》的第七版。在序言中，Stavrianos教授说明了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简而言之，我的理解是，由于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之内已然成为自然界的主宰。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追求何在？也许，Stavrianos教授是在给我们一个暗示或者说一个警告：前进的时候不要停下来回想走过的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序中两次提到了中国。看得出来，Stavrianos教授也担心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会严重的增加全球的负担（而不是所谓的威胁）。实际上，如我们所觉察到的那样，当代中国的发展已经对局部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惊人的影响，并且势必也将会极大的影响全球环境，这远比蝴蝶效应要严重得多的多。甚至于，一些激进的西方人可能会认为，没有中国人，这个世界会更加美好。
为这次第七版作中文序的，分别是吉林大学的刘德斌教授和北京大学的高毅教授。冒昧的猜测，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为了迎合大部分国人的口味，在中文序言的结尾部分，不约而同的都对本书中似乎有所残留的“西方中心论”气息进行了点名。我不以为然。西方中心论无论从当代还是从以后的历史来看，都是一个事实，一个以后也会被当作历史一部分的事实——正如之前中国曾有过的辉煌一样，我们为何要紧揪不放、耿耿于怀呢？虽然冠冕堂皇的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追根到底是全人类的努力，但是自五个世纪以来，其直接的动力来自于西方文明。当欧洲正在探索世界的时候，看看东亚和中亚、中东——实际上也就是整个亚洲，他们的确正在毫无意义的重复、重复，连螺旋式上升似乎都不及。如果不能正视这一点，那么我们的态度就至少不是历史的。批判西方中心论甚至于称其为余毒真的会让我们有祖上曾如何如何的快感吗？认识到这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一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游戏，可能会使我们的心态更加平静、镇定。
不过，由两位教授的点名颇有些蜻蜓点水、隔靴搔痒来看，他们似乎只是言不由衷的写作或者是为了照顾一下国人而逢场作戏，尽管大可不必。我自己把它看成是先前教育的惯性结果。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流行的一句话是：我不同意您的观点，但是我捍卫您说话的权利。
Stavrianos教授贯穿全书的一个观点是“社会变革滞后于技术变革一直是人类许多灾难的根源”。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同马克思主义的一句话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相互结合起来，其中自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妙处。从历史上看，社会的进步、变革总有一种惰性，这种惰性基本上来自于上层建筑，而与农夫、走卒、商贾、工匠无关。从不说错话的春秋大儒和圣人有言在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然也。
技术的进步中，我觉得有两个是最重要的：铁器的利用和火药的发明。当然，其余的，比如印刷术、造纸术等等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比较而言，这两个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铁器使得人类无往而不利，火药则使得人们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强者和弱者学会了坐下来谈判——人自身的力气不再是强弱的根本。
有必要浅浅的谈谈中国的史书。无论如何，中国的史书本身就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研究对象。
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一直到清代，留下了世界上绝无仅有、卷帙浩繁的史书，包括史书性质的游记、笔记等。有时候我会想，这些史书除了对考古、某些学术研究有参考价值外，还有什么作用呢？试想想，这些史书几乎成了皇帝和臣民的“默认契约书”，无论是官修还是民编。皇帝从这些史书中试图寻找让臣属“文死谏，武死战”的依据，而臣属试图通过史书来提示或者暗示皇帝应如何才算是“圣明”，双方以史书为媒介进行着沟通，各取所需，达到各自都能接受的默契程度。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史书对于维护传统社会的形态和稳定真的是深藏不露啊。试问一下：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遭受宫刑之后，仍然完成了《史记》的编写，支持其的根本动力是什么呢？我没有更好的答案。
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欧洲所编写的史书似乎远较同时代的中国为少。但是，这对于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在他们看来，只要有一部《圣经》足亦。在某种程度上，《圣经》的出现、印刷是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最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混乱的欧洲有了共同的准则（即使后来发生了教派分裂），下里巴人也有机会借此学习文字，德意志的文字得到了较好的统一，民族和国家意识也因圣经刊印所用的文字而得以萌芽。后来教皇和教会的权力过大导致的灾难当然也是它的不幸。虽如此，仍不能掩盖《圣经》对西方文明直至今日的伟大历史功绩。缺少了系统性史书的欧洲，因“祸”得福，少了成文规则、繁文缛节的羁绊，有的只是内心驱动下对社会、自然的改造。
比较而言，中国的史书虽然也可以看成是行事准则，但是并不具有如圣经那样的普世意义，它的约束力较弱，人们畏惧的还是皇帝的金口玉言，任何人都不得触逆龙鳞。《圣经》则得到了包括上至教皇、皇帝，中至领主、骑士，下至农夫、佃户的一致支持，虽然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和利益。
再简单比较一下欧洲的圣经和中国的史书。从本质上看，《圣经》不过是宗教的载体而已，其中的根源在于宗教的力量。恰恰相反，中国几乎没有宗教，原生的道教和后来引进的佛教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欧洲是强宗教，弱史书，中国是强史书，弱宗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圣经遵从于人的内心，这可以激发出人类所具有的潜能，易于达到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一直追求的“天人合一”的效果（墙里开花墙外香），我们有理由认为，宗教冲动是亨利王子探索非洲和大西洋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史书服务于社会尤其是政治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我们的虚伪，或者说，异化为了欲盖弥彰的遮羞布。当然，中国没有有影响力的宗教并不代表没有社会、个人的信仰。中国古代社会得以维持了几千年，其中的根源又是什么呢？答案或许是一个横批：国泰民安。显然，这句话的角度是“国”和“民”的主人。
除了上述作为沟通媒介外，中国古代的史书已经退化到单纯为了历史而历史的地步了。即使如此或者说正因如此，历史仍在简单的相似和重复中进行着：清朝和汉朝甚至于秦朝几乎仍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作为个体生活得更加舒适而已。
Stavrianos教授在《全球通史》中对前苏联多花了些笔墨。由于所接触过的专门有关前苏联的书籍有限，这次阅读几乎是我第一次比较简洁而完整的了解苏维埃从一战末期至二战再至解体的整个过程，虽然以前我也知道前苏联肯定有许多的所谓“秘密”——按照Murphy’s law。实际上，正如这本《全球通史》所表现的那样，所谓的“秘密”甚至于就是社会和自然灾难。
书中只用数句话描述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是中国独有的且几乎在与世隔离状态下发生的。Stavrianos教授不可能有更为详细的描述了。
与不断前进的历史进程而言，人类所居住的自然环境几乎在宏观上没有改变。历史与地理，向来是烟酒不分家的。地理因素也是决定历史进程的幕后原因之一。借助于现代科技的力量，我们普通人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颇为有趣的探索。互联网上有一个最知名而有趣的软件，就是Google Earth了。使用Google Earth，我们可以俯视蒙古人的发源地蒙古高原上的色楞格河流域，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阿穆尔河，阿拉木图，比什凯克，帕米尔高原，咸海，波斯人的伊朗高原，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希腊人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拜占庭的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人的托罗斯山脉等等。从亚欧大陆到南美，从南亚到非洲，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飞到”。如果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不时的在世界上“飞来飞去”，看看哪个地方是罗马和东哥特人夹击匈奴阿提拉部队的战场，哪些地方盛唐和阿拉伯帝国曾经发生过战争，哪些地方曾经有过蒙古大军激起漫天征尘，想必对于历史的兴趣也会有所增加。
Stavrianos教授在每一编的结束，都有一个大标题为“历史对今天的启示”的总结性短文。蛋糕上的奶油。一个有着一定世界历史基础知识的人，如果因故不能通读全书的话，只阅读这些短文也是大有裨益的，甚至于，醍醐灌顶，朝闻夕死……
书中配有精美的图片和历史地图，尤其是地图，如前所述，可以借助于Google Earth进行一番对比探究。所有的这些插图使得本书在阅读完后更具有收藏的价值。
提供一系列的参考书目一向是国外著作的特色。《全球通史》也不例外，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历史学书籍的“中心广场”，从这里，我们可以放射状的到达各个专门的“地方”。我试图在参考书中找出是否有华人的著作，不出所料的 遗憾，仅仅有三个类似于华人发音的姓名，如下：
第31章589页的Ssu-ye Teng；
第4章99页的Ying-shin Yu；
第8章后195页的Chang Kwang-Chin，这个自然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了。前两者我在网络上简单查询了一下，无果。
我没有读过1982年版的《全球通史》，但是感觉这次翻译的很出色：通过文字直觉上知道它是翻译作品，却没有“翻译文”的啰嗦和多“的”的感觉。
最后，再说一下国内出版社的恶癖。可能是怕卖不出去印数，近些年国内的出版社在引进外文书籍时，总自以为是的在封面或者封底上印有什么“必读”、“经典”、“畅销”等煽动性的词语。一本经典的传世之作，真的需要出版社来促销吗？一本蹩脚的拼凑书籍，印上这些词语就能朽木雕金吗？一个爱书的人，一般都会事先知道在某个领域有什么好的作品，机会来临时他自然不会错过。反之，如果有人对以素面装饰的好书或者说璞玉视而不见，只能说他叶公好龙，和好书无缘。这样的人，书不卖给他也罢。好在这次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全球通史》把这些煽动性词语印在了封底，不为大过。不过，在书的封底内，仍旧增添了一些无聊、无关的书目信息页。我对待这些信息的方法同以前一样：买到书后，先把它们做手术给去掉，尽管留下了一些痕迹。
任何对世界历史有着一定兴趣或者想从另一个不同于传统角度阅读世界通史的人，都可以从这本大而全的《全球通史》中开卷有益，甚至于称其为入门性的通史百科全书也不为过。一书在手，世界在我心中。又想起了前苏联的高尔基（时至今日，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读一本好书，就是和一个高尚的人谈话。
那还等什么呢？
历史上，大凡有名的文人，学者，都会留下各自的文字。而且，正是因为这些文字，使得他们成了名垂青史的人物。不苛刻的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写出一些有影响的佳作，即使他侥幸被时代认同了，也很难被历史所铭记。历史总是滞后于时代的。不过，总有人争着向时代献媚而忘记了历史正在未来从容的等着，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国家，比如这几年“专家”特别多，娱乐圈内的人红歌不红（比如某某宏）等等。
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近代和现代享有世界声誉、影响人类发展的著作几乎均出自西人之手，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哲学领域。近些年随着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我们对这样的事实理解的越发深刻。原先我们接触不到的各种信息尤其是原版著作正在加速进入我们的视野，并逐渐开始影响我们的思考方式，对社会的认识，对自然的态度等。
言归正传。
显然，通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开始渴望了解过去的产物。在近代以前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编写了蔚为大观的史书，但是不可能有对全球历史进行叙述的史书。实际上，连研究欧亚大陆甚至于东亚圈的通史都不可能产生。唐代是中国古代一个空前绝后繁荣的时代，疆界远至近日的中亚，但是仍然不会产生哪怕范围稍微扩大的史书，最多只有一些游记而已。从现代的角度理解，编写通史远不止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根本的，它涉及到对于人类自身的反思和再理解。这样看来，在人类发展历史的纵轴上，在某个时间点之前，通史的产生是不具备条件的。它不像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导致工具和技术的进步那样自然而然。或者作作的说，影响通史产生的变量更为多样、复杂。
如此，通史观点或者通史性的历史著作在西方产生也是必然的。个中的原因现在人所共知：正如书中提到的那样，从15、16世纪开始西方文明首先开始全球扩张并领先于其他的地域文明，且时至今日仍然占有绝对的优势。
本书是《全球通史》的第七版。在序言中，Stavrianos教授说明了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简而言之，我的理解是，由于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之内已然成为自然界的主宰。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追求何在？也许，Stavrianos教授是在给我们一个暗示或者说一个警告：前进的时候不要停下来回想走过的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序中两次提到了中国。看得出来，Stavrianos教授也担心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会严重的增加全球的负担（而不是所谓的威胁）。实际上，如我们所觉察到的那样，当代中国的发展已经对局部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惊人的影响，并且势必也将会极大的影响全球环境，这远比蝴蝶效应要严重得多的多。甚至于，一些激进的西方人可能会认为，没有中国人，这个世界会更加美好。
为这次第七版作中文序的，分别是吉林大学的刘德斌教授和北京大学的高毅教授。冒昧的猜测，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为了迎合大部分国人的口味，在中文序言的结尾部分，不约而同的都对本书中似乎有所残留的“西方中心论”气息进行了点名。我不以为然。西方中心论无论从当代还是从以后的历史来看，都是一个事实，一个以后也会被当作历史一部分的事实——正如之前中国曾有过的辉煌一样，我们为何要紧揪不放、耿耿于怀呢？虽然冠冕堂皇的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追根到底是全人类的努力，但是自五个世纪以来，其直接的动力来自于西方文明。当欧洲正在探索世界的时候，看看东亚和中亚、中东——实际上也就是整个亚洲，他们的确正在毫无意义的重复、重复，连螺旋式上升似乎都不及。如果不能正视这一点，那么我们的态度就至少不是历史的。批判西方中心论甚至于称其为余毒真的会让我们有祖上曾如何如何的快感吗？认识到这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一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游戏，可能会使我们的心态更加平静、镇定。
不过，由两位教授的点名颇有些蜻蜓点水、隔靴搔痒来看，他们似乎只是言不由衷的写作或者是为了照顾一下国人而逢场作戏，尽管大可不必。我自己把它看成是先前教育的惯性结果。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流行的一句话是：我不同意您的观点，但是我捍卫您说话的权利。
Stavrianos教授贯穿全书的一个观点是“社会变革滞后于技术变革一直是人类许多灾难的根源”。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同马克思主义的一句话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相互结合起来，其中自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妙处。从历史上看，社会的进步、变革总有一种惰性，这种惰性基本上来自于上层建筑，而与农夫、走卒、商贾、工匠无关。从不说错话的春秋大儒和圣人有言在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然也。
技术的进步中，我觉得有两个是最重要的：铁器的利用和火药的发明。当然，其余的，比如印刷术、造纸术等等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比较而言，这两个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铁器使得人类无往而不利，火药则使得人们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强者和弱者学会了坐下来谈判——人自身的力气不再是强弱的根本。
有必要浅浅的谈谈中国的史书。无论如何，中国的史书本身就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研究对象。
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一直到清代，留下了世界上绝无仅有、卷帙浩繁的史书，包括史书性质的游记、笔记等。有时候我会想，这些史书除了对考古、某些学术研究有参考价值外，还有什么作用呢？试想想，这些史书几乎成了皇帝和臣民的“默认契约书”，无论是官修还是民编。皇帝从这些史书中试图寻找让臣属“文死谏，武死战”的依据，而臣属试图通过史书来提示或者暗示皇帝应如何才算是“圣明”，双方以史书为媒介进行着沟通，各取所需，达到各自都能接受的默契程度。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史书对于维护传统社会的形态和稳定真的是深藏不露啊。试问一下：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遭受宫刑之后，仍然完成了《史记》的编写，支持其的根本动力是什么呢？我没有更好的答案。
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欧洲所编写的史书似乎远较同时代的中国为少。但是，这对于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在他们看来，只要有一部《圣经》足亦。在某种程度上，《圣经》的出现、印刷是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最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混乱的欧洲有了共同的准则（即使后来发生了教派分裂），下里巴人也有机会借此学习文字，德意志的文字得到了较好的统一，民族和国家意识也因圣经刊印所用的文字而得以萌芽。后来教皇和教会的权力过大导致的灾难当然也是它的不幸。虽如此，仍不能掩盖《圣经》对西方文明直至今日的伟大历史功绩。缺少了系统性史书的欧洲，因“祸”得福，少了成文规则、繁文缛节的羁绊，有的只是内心驱动下对社会、自然的改造。
比较而言，中国的史书虽然也可以看成是行事准则，但是并不具有如圣经那样的普世意义，它的约束力较弱，人们畏惧的还是皇帝的金口玉言，任何人都不得触逆龙鳞。《圣经》则得到了包括上至教皇、皇帝，中至领主、骑士，下至农夫、佃户的一致支持，虽然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和利益。
再简单比较一下欧洲的圣经和中国的史书。从本质上看，《圣经》不过是宗教的载体而已，其中的根源在于宗教的力量。恰恰相反，中国几乎没有宗教，原生的道教和后来引进的佛教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欧洲是强宗教，弱史书，中国是强史书，弱宗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圣经遵从于人的内心，这可以激发出人类所具有的潜能，易于达到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一直追求的“天人合一”的效果（墙里开花墙外香），我们有理由认为，宗教冲动是亨利王子探索非洲和大西洋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史书服务于社会尤其是政治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我们的虚伪，或者说，异化为了欲盖弥彰的遮羞布。当然，中国没有有影响力的宗教并不代表没有社会、个人的信仰。中国古代社会得以维持了几千年，其中的根源又是什么呢？答案或许是一个横批：国泰民安。显然，这句话的角度是“国”和“民”的主人。
除了上述作为沟通媒介外，中国古代的史书已经退化到单纯为了历史而历史的地步了。即使如此或者说正因如此，历史仍在简单的相似和重复中进行着：清朝和汉朝甚至于秦朝几乎仍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作为个体生活得更加舒适而已。
Stavrianos教授在《全球通史》中对前苏联多花了些笔墨。由于所接触过的专门有关前苏联的书籍有限，这次阅读几乎是我第一次比较简洁而完整的了解苏维埃从一战末期至二战再至解体的整个过程，虽然以前我也知道前苏联肯定有许多的所谓“秘密”——按照Murphy’s law。实际上，正如这本《全球通史》所表现的那样，所谓的“秘密”甚至于就是社会和自然灾难。
书中只用数句话描述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是中国独有的且几乎在与世隔离状态下发生的。Stavrianos教授不可能有更为详细的描述了。
与不断前进的历史进程而言，人类所居住的自然环境几乎在宏观上没有改变。历史与地理，向来是烟酒不分家的。地理因素也是决定历史进程的幕后原因之一。借助于现代科技的力量，我们普通人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颇为有趣的探索。互联网上有一个最知名而有趣的软件，就是Google Earth了。使用Google Earth，我们可以俯视蒙古人的发源地蒙古高原上的色楞格河流域，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阿穆尔河，阿拉木图，比什凯克，帕米尔高原，咸海，波斯人的伊朗高原，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希腊人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拜占庭的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人的托罗斯山脉等等。从亚欧大陆到南美，从南亚到非洲，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飞到”。如果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不时的在世界上“飞来飞去”，看看哪个地方是罗马和东哥特人夹击匈奴阿提拉部队的战场，哪些地方盛唐和阿拉伯帝国曾经发生过战争，哪些地方曾经有过蒙古大军激起漫天征尘，想必对于历史的兴趣也会有所增加。
Stavrianos教授在每一编的结束，都有一个大标题为“历史对今天的启示”的总结性短文。蛋糕上的奶油。一个有着一定世界历史基础知识的人，如果因故不能通读全书的话，只阅读这些短文也是大有裨益的，甚至于，醍醐灌顶，朝闻夕死……
书中配有精美的图片和历史地图，尤其是地图，如前所述，可以借助于Google Earth进行一番对比探究。所有的这些插图使得本书在阅读完后更具有收藏的价值。
提供一系列的参考书目一向是国外著作的特色。《全球通史》也不例外，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历史学书籍的“中心广场”，从这里，我们可以放射状的到达各个专门的“地方”。我试图在参考书中找出是否有华人的著作，不出所料的 遗憾，仅仅有三个类似于华人发音的姓名，如下：
第31章589页的Ssu-ye Teng；
第4章99页的Ying-shin Yu；
第8章后195页的Chang Kwang-Chin，这个自然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了。前两者我在网络上简单查询了一下，无果。
我没有读过1982年版的《全球通史》，但是感觉这次翻译的很出色：通过文字直觉上知道它是翻译作品，却没有“翻译文”的啰嗦和多“的”的感觉。
最后，再说一下国内出版社的恶癖。可能是怕卖不出去印数，近些年国内的出版社在引进外文书籍时，总自以为是的在封面或者封底上印有什么“必读”、“经典”、“畅销”等煽动性的词语。一本经典的传世之作，真的需要出版社来促销吗？一本蹩脚的拼凑书籍，印上这些词语就能朽木雕金吗？一个爱书的人，一般都会事先知道在某个领域有什么好的作品，机会来临时他自然不会错过。反之，如果有人对以素面装饰的好书或者说璞玉视而不见，只能说他叶公好龙，和好书无缘。这样的人，书不卖给他也罢。好在这次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全球通史》把这些煽动性词语印在了封底，不为大过。不过，在书的封底内，仍旧增添了一些无聊、无关的书目信息页。我对待这些信息的方法同以前一样：买到书后，先把它们做手术给去掉，尽管留下了一些痕迹。
任何对世界历史有着一定兴趣或者想从另一个不同于传统角度阅读世界通史的人，都可以从这本大而全的《全球通史》中开卷有益，甚至于称其为入门性的通史百科全书也不为过。一书在手，世界在我心中。又想起了前苏联的高尔基（时至今日，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读一本好书，就是和一个高尚的人谈话。
那还等什么呢？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