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阿城《威尼斯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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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渐渐明白，读书实在要慢下来，或者说，做到精读和泛读有机结合。
对于“有用的书”，可以速读，摘编精要，然后弃之；对于“喜爱的书”，则必要重读，一读再读，嚼杏仁果似的，直至嚼烂，俱入肺腑。这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而非猪八戒吃人参果，囫囵吞咽，不觉其味。
这道理，许多人讲过。
杨绛揭秘钱钟书怎样做读书笔记：“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钱钟书总是边读边记，或经过反刍，写成笔记。
博尔赫斯也说，“比阅读更好的事，那就是重读，深入到作品中去，丰富它。”他应该会赞成钱钟书的意见：“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在重读、做笔记之外，我还想添上一个词：“细读”。
怎样细读？李敖有“大卸八块”读书法：看过的书，把有用的部分全部剪下，归纳到不同分类的资料夹；分类可达上千种，任何书相关的内容都进入这个系统。还有人形容英国书评家詹姆斯·伍德的读书方法，是“像解剖尸体一样读书”，逐字逐句划过解剖刀，解剖完毕，交出一篇篇尸检报告。
我决心像这样去“细读”。这是相当“笨”的办法，但读书这件事不该求快，“欲速则不达”；我想，这样细读一百本书后，我的阅读和写作一定有所改观。我提醒自己，这也是训练耐力和定力的一种办法。如果目光放远，“写”是一辈子的事，我必须向这两种特质靠拢。
汪曾祺记沈从文，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对于别人的称赞，沈从文只是说：“要算耐烦”，意思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曾国藩也看重“耐烦”，认为“若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他有名句：耐冷耐苦，耐劳耐闲。
我计划写一系列读书笔记，作为将来“细读”的副产品。为了使自己和其他书评者区别开来，在此说明，我只写那些心爱的书，而非仅仅读过的书；我写它们，也没有什么宏愿，只是为了化为己用，重新创造。
以下进入阿城《威尼斯日记》正题。
二
名人写日记，多少带有些隐秘的愿望。凡流传下来的，或是写给同时代人看，或是要留给后世探寻；总之，知道写了留下来，别人总要看到，所以下笔时就有这个意识。
有人因此怀疑写日记者动机不纯。比如姜文在《一步之遥》里调侃蒋介石：“正经人谁写日记啊？”“谁把心里话写在日记里？”“写出来的那能叫心里话？”
这当然是喜剧电影的一面之词。向旁人倾诉自己，是人类的本能；神父、街坊邻居、日记，都是一种出口。孤僻如卡夫卡，也要写日记信札，记录自己的苦闷，因为他说过：“写作是一种祈祷的形式。”
“心事不与人说”但终究要说的中国人，当然也要写日记；只是真正的心事，从来说不出口的，说出来，难免有杀身、毁名之祸。所以在触及灵魂的层面，中国人的日记总是滑笔溜走，干脆避而不谈，或支吾不清，最勇敢者，也只是蜻蜓点水般点一点，便迅疾飞走。这大约是“明哲保身”的理念使然。
忏悔之花生在心灵的腹地，但日记作者们始终在外围逡巡，打几个转，顿一顿脚，就义无反顾走了。所以我们不曾见到哪一本中文日记里呈现了足够多的阴暗面；只写好人好事，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日记。
后人推断顾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日记是伪饰。因为担忧日记被抄引祸上身，顾准写下的内容，不但不“反动”而且还很“革命”，和平日判若两人。林贤治写过《两个顾准》：“《顾准日记》中的顾准，不是独立思考的，而是奴隶主义的；虽谓日记为私人话语，实则是官方话语的复制。同为《日记》与《文集》的作者，彼此相去之远，简直不可思议。”
这是“思想改造”的后遗症。“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觉地说假话。（叶浅予）”连最私密的日记也是如此。因为在国家面前，没有隐私。在特定时期，人人要靠说假话，才能活下来。
中国人不敢写日记，不能写心中真正所想，似乎始于集体生活，“向党交心”。但张爱玲在1943年《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中，已点破中国人生活里一贯的“旁观者”角色——国家、周围人的检查，贯穿一个中国人的一生：在一大群人中呱呱坠地，享受一大群人的婚礼和闹洞房，终于在一大群人里死去，“检查”的目光始终如影随行。
张爱玲举旧时上层阶级的女人为例，住在深闺里，早上一起身便没有关房门的权利，即使冬天，锦制的门帘挡住了风，门还是大开的，“欢迎着国家大小的调查”。得出结论：“因为缺少私生活，中国人的个性里有一点粗俗。事无不可对人言，说不得的便是为非作歹。”
与名人写日记相对应的，是读名人日记，这多少也满足了读者的窥私欲。想知道胡适何时打了牌，请看《胡适留学日记》；想知道鲁迅买过什么书、花了多少钱，请看《鲁迅日记》；想知道郁达夫热恋、失恋的状态，请看《日记九种》；想知道一个知识分子爱上女学生的滋味，请看《夏济安日记》。
想知道1992年5月2日至7月2日，阿城在威尼斯经历了什么，请看《威尼斯日记》。
三
《威尼斯日记》是威尼斯市邀请的产物。每年，威尼斯会在世界范围内挑选一个作家，去该市居住三个月。作为交换，作家离开前须提交一部书稿，由威尼斯方面译成意大利文，印刷出来。
历史上有不少名著以“威尼斯”为题：如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托马斯·曼《死于威尼斯》，布罗茨基《水印》。威尼斯市大概想延续这一传统；他们很精明，晓得文学比人久。
阿城这部书原本该是个小说，但因为做不到量产（“可能一个月写完五篇，也可能半年写不出一篇”），决定写日记，从开始写到走的那一天。
关于日记，阿城说：“翻看前面的日记，知道二十六日起有一次头痛。日记原来有这样的用处，只要你记下来，它就告诉你记的是什么。我经常发现这些简单的真理。”
这样“简单的真理”，在《威尼斯日记》里还有许多。
关于怎样的日记好，阿城在小说《孩子王》里举过学生的例子：
“我家没有表，我起来了，我穿起衣服，我洗脸，我去伙房打饭，我吃了饭，洗了碗，我拿了书包，我没有表，我走了多久，山有雾，我到学校，我坐下，上课。”
小说主角点评道：这里除了“我”和逗号太多，整体意思清楚，明白，有内容。最好的地方在于一句：“山有雾”。——想来这也是阿城的意思。
“山有雾”这类的句子，在《威尼斯日记》里也有许多。
《威尼斯日记》，其实是阿城第一次写日记。第一篇日记写好日期后，依次添了“第”字，即：公元第一千九百九十二年第五月第二日。第三日，他又把“第”字去掉了，写道：“还是不加‘第’吧。人世间的无聊，常常只因为煞有介事。”
真是可爱。
写日记，大体有四种类型：说明，记叙，议论，抒情。说明式最简洁，只写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物，像开时间账单；记叙式多细节，详细写缘起、经过、收束，有血有肉；议论、抒情，常写人事物如何，对人事物的感想如何，一般篇幅较长，偏理性或感性。
鲁迅、胡适、郁达夫的日记，就是三种鲜明的风格。鲁迅重“说明”，胡适重“议论”，郁达夫重“抒情”，各杂以或多或少的“记叙”。随机举三例，一目了然：
一日昙。无事。
二日晴。无事。
三日昙。上午得宋崇义信片。得储元熹信。下午三弟及蕴如来。夜小雨。
——《鲁迅日记》（1931年1月）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此何等气象，何等之魄力！任重道远，不可不早为之计：第一，须有健全之身体；第二，须有不挠不屈之精神；第三，须有博大高深之学问。日月逝矣，三者一无所成，何以对日月？何以对吾身？
——《胡适留学日记》（1915年2月18日）
从光华出来，就上法界尚贤里一位同乡孙君那里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
——郁达夫《日记九种》（1927年1月14日）
日记，记什么，不记什么，以何种方式记，记的长短。都是大考验。最著名的案例，也许要算卡夫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那一行简短的日记：
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去游泳学校。（1914年8月2日）
此句常被拿来论证卡夫卡对公共生活的“疏离”，退而保全自己，上午世界大战，下午自顾自去游泳；但这未尝不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沉默的控诉，因为中间那个漫长的破折号——“说出来的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未被说出来的”。此中真意，只有卡夫卡本人晓得；当然，可能根本是无心之举。
四
至于阿城《威尼斯日记》，选择的是夹叙夹议：去哪里，和谁吃饭，谈了何事，想到什么。因为是命题作文、指定出版，本书不涉及隐秘隐私，更像是游记和日札的混合体。
风格不似鲁迅冷硬，不似胡适审视，不似郁达夫激情，只是温和、平缓、清丽。如果以饮料比，鲁迅日记是白开水，淡而无味；胡适是咖啡，宜于沉思；郁达夫是鸡尾酒，喝了微醺；阿城是茶，醒脑醒身。
阿城自己也喜欢茶。他在云南插队时，“每到山上野茶树发新叶，就斩一截青竹，寻到嫩芽，采进竹筒里捣一捣，满了拿下山来……沏出来，水色通透嫩黄，用嘴唇啜一啜，鲜苦翻甜……很多问题都可以想通。”
在阿城笔下，“何时、何地”权充当一个背景——文字发声的舞台布景，更重要的是，一个词或一个主题即兴引发的“联想”——记忆或思辨，由此珠玉不断，连缀成精彩唱段，仿佛《琵琶行》里的“大珠小珠落玉盘”；他应当懂得爵士乐的妙处。
读《威尼斯日记》，很像在欣赏天鹅颈上挂的一串项链，流光溢彩，但不刻意夺人。写作本书时，阿城已43岁，聪明人到中年，知道如何做到沉稳，明明白白摆出自己的意见而不讨人嫌。
我粗略数了数《威尼斯日记》里涉猎的话题，不下二十种类。涵盖政治、历史、哲学、神话、古籍、写作、阅读、出版、电影、歌剧、建筑、雕塑、绘画、宗教、种族、体育、医学、饮食、草木、手工等。
以下是部分关键词：
五月：
洛杉矶暴乱，“文革”记忆，庄子哲学，埃及神话，威尔第《弄臣》，普契尼《图兰朵》，帕瓦罗蒂回忆录，罗西尼，崔令钦《教坊录》，咖啡和茶的简史，中国戏棚和欧洲歌剧院，“扬州八怪”黄慎的画，波提切利《维纳斯之诞生》，禅和佛，“北方蛮族”，唐人小说和诗歌，卡尔维诺，电脑中文系统，“知识分子”和“读书人”辨异，汤面和豆腐的做法，竹的种植，中国小说的世俗精神，中西医，NBA。
六月：
威尼斯和扬州的比较，《扬州画舫录》，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意大利斜塔，偏头痛药方里的中药草，公牛队，弓独拉（“贡多拉”），犹太人在中国，牛肉、猪肉、饺子和麻婆豆腐，和出版社、编辑谈事，意大利电影《小偷》和《木鞋树》，卜劳恩漫画《父与子》，古罗马遗址，孔子《论语》，拍电影现场，中国画家的“照相写实”，配软眼镜腿，阿玛蒂琴。
……身处威尼斯，自然还有威尼斯的风景鱼贯而入，作为全书发生的“此时此地”：圣马可广场上的博物馆和大教堂，海，大运河，河道，水巷，小造船场，桥，倾斜的钟楼，歌剧院，音乐学院，书店，咖啡馆，浮码头，街石，路人和路边建筑。
阿城写威尼斯印象：“除了大运河，还有一百七十七条窄河道和两千三百条更窄的水巷，跨越这些水面的是四百二十八座大大小小的桥。威尼斯不是数字，是个实实在在的豪华迷宫。”
《威尼斯日记》也是个实实在在的豪华迷宫。这些驳杂、繁复的内容，完全契合书扉页阿城对自己的定位：“杂家”、“文字手艺人”，也使得本书像一座微型博物馆：走进去，古今中外的器物，在里面摆得琳琅满目。
五
《威尼斯日记》的好，我以为在四方面：细节，闲笔，见识，性格。
先说细节。全书是活生生的细节。事无巨细，只要有趣，就记下来。这些趣味，尤见于多姿多彩的比喻句。以下是例子和阐释：
（1）威尼斯多鸽子海鸟，飞起来铺天盖地，画起来像判考试卷子，漫天都是对号。
这里形容鸟多，先使其“动”起来——飞起来如何如何，近似于柳宗元写“千山鸟飞绝”；再取“远”喻（“对号”），勾连起自然风景（“鸟”）与人之常情（“考卷”），这是奇思妙想。阿城还嫌不够，亲自手绘图一幅。
（2）忽然天就亮了，早起的威尼斯人的开门声皮鞋声远远响起，是个女人，只有女人的鞋跟才能在威尼斯的小巷里踩出勃朗宁手枪似的射击声。
镜头由远推近，先远景（“天亮”），再中景（“远远的开门声皮鞋声”），再近景（“是个女人”），再特写（“女人的鞋跟”）——前两句，先闻其声再见其人，仿佛《红楼梦》里王熙凤的出场：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第三句，揭开神秘面纱，“是个女人”。结尾，“勃朗宁手枪似的射击声”，华丽、绵延、动感。
（3）下午开始刮风，圣马可广场那些接吻的人，风使他们像在诀别。游客在风里都显得很严肃。
“先言他物，再引出所咏之词”，这是源自《诗经》的手法，最有名的例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阿城写广场上接吻的人也是如此。
先写风，再写人，大场景转入小场景，气氛渲染够了，主角方才好出场。随即是形象塑造：“风使他们像在诀别。”一种平和的戏谑感。阿城知道，明明和平年代，哪里会刚接吻就诀别？所以他也只是写：“像”诀别。还为这个比喻找来支撑的理由：“游客在风里都显得很严肃。”像在说，莫当真——是严肃的表情，使接吻的人们看上去像诀别。
综上所述，阿城笔下的细节，电影感十足，这也许和他干编剧的老本行有关：捕捉光、影、声、色，兼得具体形象和抽象概念，节奏美丽，长短句恰到好处，善以动词连接细部，整个儿活色生香。
有人说他是视觉型作家，概括得比较准确。
六
再说闲笔。阿城很明白闲笔之妙。唐人崔令钦《教坊记》开篇即好，写了长安、洛阳的教坊位置后，笔下一转，写坊南西门外：
其间有顷馀水泊，俗谓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对此，阿城击节赞叹：古人最是这闲笔好，令文章一下荡开。
他自己的文章，也是这样好。试举一例：
大乱里总是有小静。“文化大革命”时去东北长春，武斗的枪炮声中却听得见附近一扇窗被风吹得一开一合，自得其乐。几个人躲在二楼互相聊初恋，叮的一声，流弹打在窗子的铁杆上，折下来钻进朋友的脑袋里。因为太突然，脑含着子弹的朋友又说了一两句话才死掉。
那时我们的胡子还没有长硬。
先来一个抽象判断：“大乱中有小静”。马上转入具体经验：时间是“文革”，地点是东北长春，人物是我和几个朋友，大场景是武斗枪炮，小场景是一栋建筑，内容是大家聊起初恋。
阿城只用四个长短句，就迅速勾勒出一幅“大乱小静”的温馨故事画面：从苍茫的时空，聚焦到“文革”年代东北长春一栋建筑的二楼里，还自带背景音效，“武斗的枪炮声”，“窗被风吹得一开一合，自得其乐”，多像一个荡气回肠的电影长镜头。
随后“叮的一声”，开启了沉重的时刻，画风突变，“乐”急转直下，变成了“哀乐”。“流弹打在窗子的铁杆上”，“折下来”，“钻进朋友的脑袋里”——这里三帧慢动作特写，把一个决定性瞬间，拆解成三个肉眼可见的零件，复现子弹的运行轨迹。随即补上一个短句：“因为太突然”，缓一缓节奏，才若无其事地终结死亡：“脑含着子弹的朋友又说了一两句话才死掉”。
最令人叫绝是结尾：“那时我们的胡子还没有长硬。”这样不动声色的闲笔，悠远地荡开，把一种青春的错愕、回顾的悲凉，写得淋漓尽致。如归有光《项脊轩志》最后一节：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这还令我想到痖弦名诗《如歌的行板》。开篇先是许多“必要”（法国诗人艾吕雅有部诗集就叫《生活之必要》）：温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点点酒和木樨花之必要……等等二十种场景，最后收尾：
而既被目为一条河总得继续流下去
世界老这样总这样：——
观音在远远的山上
罂粟在罂粟的田里
其实都是“主旨+故事+闲笔”的模式。阿城先亮主旨，再细写故事，最后转闲笔；痖弦是故事起头，夹以闲笔，结尾回归主旨。殊途，然而同归，一样的举重若轻。
阿城写文章的秘诀：
好文章不必好句子连着好句子一路下去，要有傻句子笨句子似乎不通的句子，之后而来的好句子才似乎不费力气就好得不得了。人世亦如此，无时无刻不聪明会叫人厌烦。
这也可以拿来说“闲笔”的功用：“闲笔”不“闲”。
七
读过阿城文章的人，大抵都会佩服他的见识。《威尼斯日记》里，也充满奇妙的洞见，像平地忽起一座山峰，见其巍峨阔大。
举例：“和Cataluccio谈两本书的出版，其中一本我很感兴趣，就是如果我对哪部欧洲古典文学作品感兴趣，并且愿意写一篇序，出版社就再版选定的这本书。我脑子里一下涌出很多书，却又选不定。文化一久，好东西就多。”
看上去极平凡的段落，可是暂停想一想，一般人会怎样写呢？大致如此：
今天Cataluccio跟我谈到出版社对我接下来两本书的出版想法。我对其中一个想法很感兴趣。出版社的意思是，如果我对某部欧洲古典文学作品感兴趣，愿意为它写一篇序，那么出版社就可以再版这本书。我琢磨了很久，脑子里想起许多书名，不知道选哪本书才好。
两相比较，就知道，差了“见识”。
见识：一，知道什么东西是更重要的；二，看得到眼前事物之外的东西。
见识少，由此带来两个方面的匮乏：
一，行文效率低。
作文啰嗦的源头，常在于不知道哪一部分是更加重要。因此就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儿陈列上去，摆出生生的原材料而非精心调制的佳肴。
阿城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挪动、兼并主语——当一句话中出现两个以上的主语，就要警惕，想想有没有办法更简洁；这里是把“Cataluccio”、“出版社”领衔的句子，都改成“我”作主语，重复时则默认省略——主语越少，读者阅读体验越流畅；主语一多，读者就像吃蘑菇才能长大的马里奥，要在多个绿色柱子间，不停地跳来跳去，疲于分辨。
其次，删减不必要的词汇——比如，像“XX的意思是”句式一般可删，“XX的XX”、“XX跟XX谈到XX”这类可考虑精简，“XX”如果前后出现了两次，后面一个就可以省略——如此，“出版社的意思是，如果……那么出版社就可以再版这本书”就可以变成“如果……出版社就再版选定的这本书”，从22个字删到14个字；同理，“今天Cataluccio跟我谈到出版社对我接下来两本书的出版想法。我对其中一个想法很感兴趣”就可以变成“和Cataluccio谈两本书的出版，其中一本我很感兴趣”，从35个字删到18个字。
写不清楚，是因为没想清楚；写得不够简洁，是因为敝帚自珍。
二，缺好的判断。
“文化一久，好东西就多。”如此轻描淡写，看上去颇寻常，但没有一点见识，恐怕做不到。这是一个“高观点”。高观点和低观点，犹如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前者看后者，是俯瞰的视角。
细看，这一段落的潜在行文对象，原本在“Cataluccio”、“书”和“出版社”之间切换，都是人、物。最后一句，忽然一跃成“意大利”。
阿城的精明之处在于，把“意大利”这一对象隐藏起来，干脆省略了语言飞跃的过程，也省却解释。
一般人即使懂得这层意思，也会火急火燎地写道：我想这是因为意大利的文化太丰富了，文艺复兴以来，遗产众多。文化遗产这样多，简直令人无所适从。
哪里比得上这9个字：“文化一久，好东西就多。”
海明威提出过“冰山原则”：冰山运动之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这道理阿城很清楚。
《威尼斯日记》中，像这样透露“见识”的地方，随手翻开一页，就能看到。总是淡淡的，好像知道了也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你深知，非有深厚的人文功底，否则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旋律是感受的，不是思考的。犹太人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笑了。其实上帝一思考，人类也会笑，于是老子说“天地不仁”，“不仁”就是不思考。
意大利歌剧中我还喜欢罗西尼的，他的东西像小孩子的生命，奢侈而明亮。又有世俗的吵闹快乐，好像过节，华丽，其实朴素饱满。
因为头骨的造型，意大利人的脸到老的时候，越来越清楚有力，中国人的脸越老越模糊，模糊得好的，会转成一种气氛。
这些横贯古今中外的“见识”，通常以断语的形式出现。当然不完全对——毕竟只是阿城个人的意见——由此也带来弊端：不勤思考的读者读完，往往直接把作者的意见当成本人意见，照盘全收。仿佛钱钟书所说：“他的也充得是我的，而我的何妨原是他的。”如此一来，以为作者很酷，自己也应当很酷，照镜人不知己丑了；这是读者常犯的毛病。
在此提出我的思考：那句“不仁就是不思考”，恐怕会引起老子研究专家的议论；对罗西尼的形容，没那么独特，未尝不可以放在莫扎特身上，比如《费加罗的婚礼》；说中国人的脸越老越模糊，至少在绘画领域不完全成立，试对比罗中立《父亲》和大卫·霍克尼65岁自画像，到底是后者更模糊。
总之，面对作者形形色色的“见识”，身为读者的我们，理应各取所需，但取之前，不妨想一想；至于写作中，我们也应当学习阿城，巧妙地提出恰当的“见识”，这会为文章增色。
八
闲笔以细节为支撑，闲笔背后是见识，见识背后呢，其实是性格。细节源自观察，闲笔源自功力，见识源自视野，至于性格，源自修养。
读阿城文章，有一种感觉：咳唾成珠。芝麻大的小事，能叫他写得动人。可是又不似众多模仿者，添枝加叶，渲染煽情，只是如其所是，本其自然。因而越发觉得好。
阿城分明是一个既出世又入世，聪明十分的性情中人。不然何以写出这样的句子：“人间的菜里，最难的是家常菜，每天都要吃的菜，做不好，岂不是天天都难过？”
对于阿城其人，也许要算王朔的点评最精当：
北京这地方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养成精的就是阿城……若是下令，全国每人都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
还说：这个人对活着比对写文章重视，幸亏如此，给我们留下了活着的空间。
我好奇，阿城是怎样修炼而成的？
除开文章技巧，《威尼斯日记》里，至少透露出三方面：
一，对新事物抱有好奇心和求知欲。这涉及到观察和细思。阿城说，“人在有生之年，不妨多东张西望，拼命干，其实浪费生命。商业竞争常常是盲目的，我们不妨有胆量闲一闲。”没有这份闲适的“东张西望”，他大概也不会有耐心，亲自去小造船场看“弓独拉”（威尼斯尖舟）是如何做出来的；为奇异的钟声，特地穿过小巷，寻到倾斜的钟楼脚下，仰望许久；逐行拆解药方里的中草药，山萸肉、葛根、赤芍、川芎、没药、白芷、薏仁米、丹参、百花蛇舌草、生黄芪；看到意大利的斜塔，想到中国工程师纠正两座古塔的经历，然后写下这样的话：“我看到它时，它已经断了，于是矮了。从远处看，它好像听到什么事，一副错愕的样子。”再如理解水、桥与城市的关系，他把荷兰阿姆斯特丹、瑞典斯德哥尔摩、非洲马里莫普提、文莱斯里巴加湾、泰国曼谷，并置一处，却转言：“所有这些地方，独独威尼斯具有豪华中的神秘，虽然它的豪华受到时间的腐蚀，唯其如此，才更神秘。”敢下这样的结论，非有好奇心和求知欲不可——无好奇心便不会去看，无求知欲便不会去想。
二，对世俗生活抱有热忱和敬意。阿城起大早去威尼斯菜市，为做饭走长路买肉、蔬菜和姜，给友人做汤面和煎豆腐，评点食材，品茶之妙，知道威尼斯的鸟什么时候开始叫，享受排队买剧场票的快乐，吐槽电脑的中文系统，看工厂师傅做玻璃吊灯，记录篮球赛比分，在威尼斯街头闲逛，坐在广场边咖啡店外，看鸽子和游客往来，把圣马可大教堂比作一个首饰盒子，从晚餐扇贝想到波提切利《维纳斯之诞生》，从剧场遗址的果壳念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在威尼斯住了一个月后，发觉自己走路的速度变快了，注意到手工制造的阿玛蒂琴，“琴肩圆，小而丰满，音量不大但是纯静无火气”，有一种奇异的木质香味，在小城克雷莫纳安静的清晨，看到“一只狗没有声音地跑过广场”，而令人惊奇的漫画图书馆的厕所里，“有一个白瓷盆嵌在地里”，供蹲下来使用。都是世俗生活图景，又有和艺术贯通的智慧。有一段话，最好表明他的态度：“要想（在一个地方久住而）不痛恨，只有走到世俗生活里去”，“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不能总是孔孟老庄、亚里士多德，高来高去，要交流世俗生活的质感。”《威尼斯日记》里充满这类东西。
三，对古今中外的知识兼收并蓄。看书，是阅读；旅行，是阅历；还有生活，阅人阅世。阿城“阅”的功夫很好。读唐人《教坊记》，他说：“一千年前的人，现在读来好像今天的邻居。或者说，在钱与性上，我们比古人，没有什么变化。”针对“北方蛮族”问题，他比较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容貌，延伸到唐朝汉人“胡化”或胡人“汉化”，又着笔唐诗和西亚音乐的关系。在佛罗伦斯的乌菲兹博物馆，他的感受是“整个博物馆里的东西都是饱满，有元气，正所谓的酒神精神”，又感叹：“文艺复兴，复兴的是饱满的人文精神。”到威尼斯，他直觉“整个意大利就是一种遗产轰炸，每天躺下去，脑袋里轰轰的，好像睡在米兰火车站”，又说“威尼斯像赋，铺陈雕琢，满满荡荡的一篇文章。华丽亦可以是一种压迫”。他在日记里零散记下读《扬州画舫录》、《红楼梦》、《庄子》、《万历十五年》、孔子、莎士比亚、苏童、卡尔维诺等书的心得，看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波提切利、黄慎、罗聘等画的体验，听普契尼、威尔第、罗西尼、帕瓦罗蒂、瓦格纳等音乐的经历，很多纷繁有趣的意见。不过阿城也说了，“知识分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知识的运用”。
有朋友早先跟阿城当面聊过天，说最大的感触是：见到有这样的人活着，真好。不是人人都有机会见到作者本尊。无缘见到，也不要紧。细读他的书也好，精华都在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