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讲孝道而古希腊人弑父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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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有个小伙子，在做家教期间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并诱拐了他。学生家长当然很愤怒，诅咒他以后会被自己的孩子杀死。小伙子心想那我不要孩子好了。于是清心寡欲，不近女色。

后来他当了国王，一次酒后没忍住，乱了一下性，把王后肚子搞大了。他很害怕，于是下令：孩子生下来就扔到山里喂狼。没想到，这个孩子被一个牧羊人救下并养大。长大后的儿子有天和亲生父亲狭路相逢。

互不相识的两个大老爷们儿一语不合、拔刀相向，然后父亲就被儿子捅死了。

后来机缘巧合，儿子被大家公推为新的国王，并“接收”了老国王的王后，也就是自己的亲娘。弑父娶母，没错，这个人叫俄狄浦斯，这个故事被被发展成著名的心理学术语：俄狄浦斯情结。

在古希腊神话里“坑爹”的儿子可不止他一个。

比如，天空之神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给阉了……然后，这个儿子当了爹，为防止被“坑”，他吃掉了自己的五个子女。没想到最终还是被漏网的第六个孩子推翻了统治。第六子的名字叫：宙斯，后来成了众神之王

都是一家人，到底是有多大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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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神话里就没有这么“坑爹”的事情。

古代中国人都很乖，

无论父母怎么疼（虐）爱（待）孩子，

子女都要表现出一种极端的孝道。

但也出现了不少奇葩。

比如“三皇五帝”的成员，舜，从小就乖，但还是经常被他父亲暴揍。有时候被打得太狠，他就跑去山里躲两天。当时的君主，尧，因此认为舜品德高尚，准备把君主之位让给他。舜的父亲知道以后更生气，联合自己的小妾，放火烧屋、落井下石，总之就是想置他于死地。最后，舜还是成了皇，他辛酸的童年被后世传颂，成为“二十四孝”中的第一个故事“孝感动天”。

与此类似的还有一个“埋儿奉母”。有个“聪明”的父亲，因为觉得家里太穷了，所以决定把儿子活埋了。他说，有儿子在，母亲就得少吃一口；“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所以先埋了，以后需要的时候再生一个新的。

听起来好有道理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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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同样是古人，古希腊人就那么恨爹，而中国古人却这么不在乎孩子呢？这得从两种文明产生的不同环境说起。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里提到，根本原因在于：一个是大陆国家，一个是海洋国家。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发源与黄河流域，是一个半封闭的平原，最适合发展农耕。高山大海都很远，眼前这块土地就足够养活一家人了。

全世界=天下=四海之内，大海代表世界的边界。“你问我想要去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没有人到过公海冒险。

《论语》中孔子只提过一次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意思是说，没人采纳我的政见，老夫我去海上漂着吧！弟子仲由，你陪着我一起！（仲由被认为是诸弟子中比较勇敢的）

可见孔老夫子想“下海”也是带着赌气的情绪。

希腊则相反。

首先，希腊是个半岛，海岸线非常长，出海方便；其次，多山地，可以养羊，可以种橄榄榨油和葡萄酿酒。但就是不能大范围种粮食，只能靠贸易，坐着小船去其他岛上换物资。

古希腊的哲学家生下来就处于地中海沿岸，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没事就周游各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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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同的生计方式决定了两种文明的不同。

农业社会的特点是年复一年，只要掌握了耕作知识和气候常识，生活就可以周而复始地继续下去。因此在这样一个内向型闭合的时空秩序里，一家人一辈子生活在一起，尊卑长幼的“秩序”就很重要。老人掌握生活经验，是生活里的权威，“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甚至从“老师”、“老板”、“老实”、“老练”和“少年老成”这些词汇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尚老”情怀。

在社会层面，农业社会重视“耕读传家”，重农抑商——农为生产，为本；商为交换，为末。“士农工商”中商人排最后，而排在他前面的是地主（士）、农民（农）。正如《吕氏春秋》的“上农”篇指出，农民朴实，他们被土地束缚，所以不会轻易弃家逃走；商人心肠坏，诡计多，自私，在国家有难的时候往往叛国。

在国家层面，农业文明的中国自古就有“大一统”的倾向，统一是民心所向。《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讲的就是黄帝如何用武力统一了中华大地并与炎帝联合开创华夏历史。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各派成天就是吵架，但在“统一”这个问题上却出奇一致。孟子引证孔子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孟子·万章上》）；墨子的“尚同”；老子认为宇宙本质就是“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老子·第三十九章）；法家更是认为“一家二贵”是祸乱的根源（《韩非子·扬权》）。

然而这些情况在希腊却都是相反的。

首先，希腊没有重农抑商的鄙视链。因为耕地有限，物产不足，所以希腊人的生活只能依靠海上贸易。远航出海需要与风浪搏斗，显然是年轻人更为擅长。在希腊传说和雕塑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对青春、健美、活力、运动的崇尚——毕竟是一个发明了“奥运会”的民族啊。

其次，尊老爱幼在希腊也有自己的版本。因为航海和经商打散了血缘纽带，让来自不同家庭的年轻人一起在甲板上工作。他们不以长幼论尊卑，彼此都是平等的关系。因此，大家要遵守同样的规则，重要事情则民主表决。原始的血缘纽带不断松弛，父权也不断弱化，伙伴间的契约精神不断强化。甚至可以说，人们对权威的反抗催生出希腊的民主城邦。

或者说，“弑父精神”是推动西方社会不断发展的基本精神动力之一

最后，在国家层面，航海者要民主和自由，而希腊的思想家也纷纷反对统一。他们极为推崇城邦独立自治制度。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过分统一会让城邦本质消亡。在他们看来，过大的国家会影响公民民主的实行。比如斯巴达设有并列的两个国王，而雅典的政权结构更为复杂，由9名执政官轮流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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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历史学家张宏杰认为：

直到明清，太庙仍然建在离皇宫最近的位置上。在中国南方，一个村子中心最精美的建筑基本都是宗祠。而如果你到世界各地去旅游，你会发现，不论是印度、中东还是欧洲，他们城市中心的教堂、寺庙供的都是神，没有一个是供奉祖先的。中国人的庙供的是祖先，其他文明的庙供的是神。这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一个根本区别。

本文主要观点来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张宏杰《简读中国史：世界是坐标下的中国》，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