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地起高楼
中华民族是一个早慧的民族。
基督教文明讲罪感文化,神灵始终在彼岸,人却在此岸受着原罪的煎熬。人在原罪的强大束缚下只有一条路:通过此岸对于彼岸的膜拜而得到身体和心灵的纯化,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赎罪之路。正因为人负有原罪的重荷,即使智者也只能哀叹道:人啊,太人性了。这样的沉重的人是没有神性的。此岸和彼岸在现世中是不可穿越的。这和“人皆可以为尧舜”有云泥之别。
西方从古希腊时期一直走了1700年,都深陷在理论理性的深谭里。他们从爱智慧发展到探求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堂奥,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来寻找本体和宇宙的奥妙。直到一个矮个子的德国人站出来说道:除了理论理性外还有实践理性,人的理性是不能思考意志自律,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人只能通过实践理性才可能出神入化。人可以无限接近神灵,但永远也不可以到达神灵的状态,这个中间的空缺恰好就是自由本身。从那以后,才有了“一心开二门”的新天地,从此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并肩齐步的向前走去。这样真俗二谛都得以确保,分别开出了丰饶的花朵。这个系统好像平地起高楼,层层垒叠,条缕清晰。
中国的早慧体现在我们的2000年前,就有了实践的智慧学。不论是儒家的仁、诚、天命不已,还是老庄的师法自然,还是佛家的真俗二谛,都是讲究“人皆可以成尧舜”,“无待”,“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俗谛是一个浅尝辄止的部分,它可以提,但并不漂亮;真正漂亮的只有在真谛里才可以获取。我们的系统是云层上一个恢宏的建筑,猛地拔出九霄云天,但是下面云雾缭绕,总看不真切。
不平衡的建筑是要出问题的,没有理论理性的坚实的支持和重力的束缚,实践理性会凌波微步,达到“道德泛化”的境地:八荣八耻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因为莎士比亚的土壤在,所以才会产生BEATLES。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孔老夫子已经死了。所以传承和吸纳一个都不能少。
基督教文明讲罪感文化,神灵始终在彼岸,人却在此岸受着原罪的煎熬。人在原罪的强大束缚下只有一条路:通过此岸对于彼岸的膜拜而得到身体和心灵的纯化,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赎罪之路。正因为人负有原罪的重荷,即使智者也只能哀叹道:人啊,太人性了。这样的沉重的人是没有神性的。此岸和彼岸在现世中是不可穿越的。这和“人皆可以为尧舜”有云泥之别。
西方从古希腊时期一直走了1700年,都深陷在理论理性的深谭里。他们从爱智慧发展到探求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堂奥,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来寻找本体和宇宙的奥妙。直到一个矮个子的德国人站出来说道:除了理论理性外还有实践理性,人的理性是不能思考意志自律,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人只能通过实践理性才可能出神入化。人可以无限接近神灵,但永远也不可以到达神灵的状态,这个中间的空缺恰好就是自由本身。从那以后,才有了“一心开二门”的新天地,从此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并肩齐步的向前走去。这样真俗二谛都得以确保,分别开出了丰饶的花朵。这个系统好像平地起高楼,层层垒叠,条缕清晰。
中国的早慧体现在我们的2000年前,就有了实践的智慧学。不论是儒家的仁、诚、天命不已,还是老庄的师法自然,还是佛家的真俗二谛,都是讲究“人皆可以成尧舜”,“无待”,“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俗谛是一个浅尝辄止的部分,它可以提,但并不漂亮;真正漂亮的只有在真谛里才可以获取。我们的系统是云层上一个恢宏的建筑,猛地拔出九霄云天,但是下面云雾缭绕,总看不真切。
不平衡的建筑是要出问题的,没有理论理性的坚实的支持和重力的束缚,实践理性会凌波微步,达到“道德泛化”的境地:八荣八耻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因为莎士比亚的土壤在,所以才会产生BEATLES。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孔老夫子已经死了。所以传承和吸纳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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