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巴德的福利经济学

文 /奥哈德·奥斯特赖克

>>Ohad Osterreicher<<

译：禅心云起

每个经济学本科生都被教导说，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入门教科书总花篇幅强调：经济学家以其身份，永远无法确立起道德判断。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社会科学家，他只能描述和解释世界的实然而非应然。

例如，基础经济学告诉我们，将牛奶价格限定在自由市场价格以下，将导致牛奶短缺。同样，将工资设定在市场出清价格之上，会造成非自愿失业。但这些命题说明不了其结果的可取性。它们是价值无涉的。

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不同的问题：经济学能否告诉我们，某个特定变化会给社会福利带来什么影响？它能确定“社会效用”何时最大化吗？如果能，我们如何实现这个最大化？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表面看来，经济学家仍然可以在不违背其学科价值中立性质的情况下，发表政治伦理主张。

处理这些问题的经济学分支被称为福利经济学。它是一个神秘的子领域，史上历经坎坷、起伏、夭折和几度轮回。在下文中，我们将简要概述福利经济学在罗斯巴德贡献之前的演变，讨论它的含义，并回顾那些针对它的批评。

背景

斯密、李嘉图和密尔等古典经济学家，有一种原始的、前主观主义的福利概念。他们认为，人们应该采取那些旨在最大限度提高物质产出(常借助于“多少蒲式耳谷物”）的公共政策。基于他们的实证分析，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简单明了的：尽可能地扩大劳动分工范围，尽可能多地积累资本。

虽然在分析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效应时，古典经济学家多半是正确的，但他们错以为，仅凭物质成果，就可以为他们的政策提供正当理由。对于主观主义的、新古典的经济学家而言，他们思维上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与其说福利取决于社会中客观的、物质的消费财数量，不如说它是人们的偏好及人们满足这些偏好的能力的函数。

其他条件不变，消费财越多，很可能意味着福利水平越高，但这些财货必然付出代价。如果生产这些产品的代价(譬如，放弃休闲)，从价值上说，要高于这些产品所能满足的需求，那么更多产品反而会导致更少的福利。

此外，依据古典经济学家的推理，有人会以为，通过强迫人们从事超出其意愿的劳动，或将财富从高时间偏好的穷人转移给低时间偏好的富人，从而增加资本总额，这样就可以增加社会福利。

对旧福利理论的拒斥

随着边际革命的到来及其对主观的、个人的福利概念的强调，古典福利经济学遭到了拒斥。为取代它，以庇古、埃奇沃斯和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利用新的价值理论和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发展了后来被称为“旧福利经济学”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既然每个人金钱的效用都在递减，那么一个富人收入所得的边际效用，就要比穷人收入所得的边际效用小。因此，只要不过度妨碍生产，将收入所得从富人向穷人转移，就会增加“总效用”，这样在经济学上是合理的。

如果这个说法听起来耳熟能详，那绝非偶然。时至今日，政客和经济学家仍在诉诸于这种推理方式。最近，保罗·克鲁格曼用它来支持美国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增加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的企图。

乍看起来，这个说法似乎很有说服力，因此，值得我们准确阐明它所涉及的假设。

首先，旧福利经济学理论家假设所有人提高满足度的能力都是相同的。他们承认，这不过是个形而上学的前提，但却是个合理出发点，基本上不会招致反对。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基数效用假设。继边际革命先驱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之后，旧福利经济学理论家将效用理解为一种可量化的生理量值，其存在不囿于个人的选择。他们认为这个量值适合于数学运算和汇总。在该假设下，人际效用比较是允许的，因此，就算有些人处境变差，得出“总效用”增加的结论，也是有意义的。

随着莱昂内尔·罗宾斯证明了人际效用比较的无谓，旧福利经济学理论家的努力也就戛然而止。罗宾斯表明，这些经济学家将边际效用递减法则扩展到适用领域之外是错的，因为该法则只适用于使用手段来满足其目的个体经济人。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根据他的价值表对商品进行排序，且额外单位的效用递减。我们可以通过借助财货在个人价值表上的相对排位来解释交换。然而，在个人之间比较这个价值排位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此外，由于没有衡量效用的客观单位，因此不能谈论满意度的量值差异。因此，罗宾斯总结道，旧福利经济学理论家提出的论证，不过是一种伦理判断，因此，也就必须将其排除在经济科学之外。

人际间价值比较这条路被堵上了，经济学家被迫采用所谓的一致同意或帕累托规则。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在1906年首次提出的帕累托规则认为，当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导致另一个人境况变差时，我们才能说社会效用增加了。实现这一点的变化就被称为帕累托更优。当不再有帕累托更优的改进余地时，这种情况就被称为帕累托最优；否则，情况就是帕累托次优。

帕累托规则是一切关于社会福利的陈述都必须通过的测试，如果它们要保持价值中立的话。如果两个人参与一项交易或者一个人的行为不损害其他任何人，那么经济学家就可以推断，社会福利确实增加了。然而，如果一群人以牺牲另一群人为代价获得利益，就像所有国家干预下的情况一样，那么经济学家就无法得出任何有关社会福利的有意义的结论。

20世纪中叶的新福利经济学试图绕开这一种限制，另辟蹊径地替国家干预提供经济理由。为达此目的，人们采取了两条不同的路径：第一条与哈佛大学有关，通过将帕累托规则纳入一般均衡框架来淡化它。第二条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提出的，借助补偿原则绕开了这一规则。

第一条路径导致了社会福利函数和市场失灵概念的发展，第二条路径导致了卡尔多-希克斯补偿标准的发展。

社会福利函数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阿布拉姆·柏格森提出，后来由萨缪尔森发展起来。这种方法采用了它的帕累托最优版本，让帕累托规则变得无关紧要，从而关注静态、最终状态的市场结果。通过建立多个效率条件，社会福利函数将获得一个令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帕累托均衡。如果达不到，就可以用来作为国家干预的理由。

这个过程类似于寻找个人效用函数在预算约束下的最优消费财组合。只不过，不是个人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约束，而是社会无差异曲线，在与所谓的效用可能性边界（类似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切处最大化。

从一开始，社会福利函数就遭到了其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严厉批评，主要是因为它未能从分析中剔除基数效用和人际间价值比较。然而，棺材上最后一颗钉子，来自于肯尼斯·阿罗著名的“不可能定理”。阿罗证明了不可能构造同时满足几个基本条件的社会福利函数。因此，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将个人偏好汇总起来，从而形成一致的社会偏好表。社会福利函数不得不遭到抛弃。

但还存在着市场失灵的方法。这个方法要有成效得多。它依赖于所谓的第一和第二基本福利定理。第一福利定理指出，在完全竞争假设下（完全竞争模型由三个假设组成：所有行动者都是价格接受者，即不能影响市场价格，没有交易成本，产品同质化），市场必然会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第二福利定理指出，允许个人之间初始的收入转移，然后任市场自行运转，市场仍然会达到帕累托最优。

这种方法的吸引力在于，经济学家可以指出现实世界中市场未能达到这一结果的诸般情形。20世纪下半叶，围绕这一主题发表了数百篇论文，每一篇都试图找出市场失灵的新类型，并呼吁国家干预来解决它们。至今仍存活于文献中市场失灵案例，包括公共产品、信息不对称、自然垄断和外部性。

除了哈佛方法，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和尼古拉斯·卡尔多还发展了“补偿标准”。这一标准规定，当赢家可以对输家进行假设的补偿并仍然让处境好转时，我们就可以谈论社会福利的增长。这种补偿并不需要实际发生，这一点无关紧要。经济学家可以利用这一标准推荐某些政策，不涉及价值判断，同时又不违反帕累托规则。

一个常用来说明补偿标准优于帕累托规则的典型例子，是19世纪《谷物法》的废除。经济学家指出，经济学家以其身份，是不可能支持这种措施的。尽管从长远来看，废除关税显然会使每个人处境好转，却会损害地主的短期利益。因此，卡尔多和希克斯认为，补偿原则避免了这一陷阱，只要求收益假定地分配给输家。

罗斯巴德登场

这就是罗斯巴德带着他的开创性文章《通往效用和福利经济学的重建》登场时福利经济学的状态。当时只有一些垂死理论到处散布，看不到任何可行的未来。罗斯巴德的解决方案，简单而又深刻，给这个领域重新带来了活力。它包括将帕累托规则置于“展示偏好”约束之内。展示偏好的概念很简单：经济学家只能通过个人的行为来了解个人的偏好。每一行为都意味着一个选择；当一个人选择了A而不是B时，他就展示出他更喜欢A。经济学家不能由此推断出这个人有多喜欢A，因为这纯粹是主观的、序数的，不能通过行为向他揭示。此外，在展示偏好的条件下，不允许构建与个人在行动中所示偏好相矛盾的假设的价值表。

正如罗斯巴德后来指出的那样，将福利经济学限制在展示偏好的范围之内，其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对帕累托最优条件的整体关注是错误的。由于完全竞争的天堂，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因此分析这些理想条件下社会福利的变化是徒劳的。相反，偏好只能在现实世界的市场中展现出来。在现实世界中，参与者既非价格接受者，也非无所不知。因此，对生产商以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信息不对称和自然垄断的抱怨，统统是无关紧要的。

福利经济学相反告诉我们，通过参与自由市场，每一次交易的双方都展示出了，他们希望让自己得到好处。换言之，每一次自愿交换都在事前的意义上增加了效用。根据罗斯巴德的观点，在任何时候，通过从一个帕累托更优变化到另一个帕累托更优，自由市场最大化了社会福利。

此外，将有关社会福利的表述限制在展示偏好上，说明了补偿标准的荒谬性。如果赢家对于输家没有实际补偿发生，那么经济学家关于社会福利就不能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他不知道人们是否真的喜欢新情况甚于旧情况。然而，如果补偿确实发生了，考虑到它是自愿的，那么补偿标准就坍缩成人们早就熟知的帕累托规则。

罗斯巴德发表文章后，几位经济学家批评了他的观点。首先，有人认为，罗斯巴德的方法仍未能解决“摆脱现状”的问题，如废除《谷物法》这个例子。据说，地主们更倾向于保留关税，这一点从他们对议会决定的公开反对就可以展现。然而，认为这种反对表明地主福利在改革之后减少了的想法是错误的。就经济学家所知，地主可能在撒谎，也可能只是在玩把戏。然而，经济学家可以观察到的是，在这些法律被废除后，地主们重新签订了自愿合同，表明他们从自由市场中获益。因此，在新的事态下，各方都能获益；与其余人口的福利由于关税而减少的旧事态相反。

经济学家布莱恩·卡普兰在他那篇有争议的文章（《我为什么不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中反驳道，称同样论证也可以用来针对罗斯巴德的论点。鉴于这个主张，即，第三方的情感不能使每一次自愿交换增加社会福利的结论无效，因为(正如卡普兰引用罗斯巴德的话) “即使他出版小册子谴责这些交换，我们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不是开玩笑或故意撒谎”，卡普兰指出，

“罗斯巴德本可以更进一步地贯彻这一原则。当两人签署一份合同时，他们真的展示出对合同条款的偏好吗？也许他们只是展示出他们更喜欢在面前的纸上签名的偏好。没有‘铁证’证明在纸上签名不是开玩笑，也不是为了练书法。”

然而，签订合同不仅仅是一种书法或游戏；正如瓦特·布拉克所指出的，这是一种将商品所有权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的约束性活动。因此，这个人有义务按照合同条款行事。因此，不能把一个签订法律协议的人说成是参与游戏。

此外，经济学家罗伊·卡达托认为，罗斯巴德只关注事前效用是错误的。在现实中，人们可能对未来抱有错误的预期，因此在事后分析中可能并且确实会失去效用：“罗斯巴德的福利经济学（…）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偏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依次表达的，它是一系列以目标为导向的活动的一部分。”

尽管卡达托在他的观察中是正确的，但认为这给罗斯巴德挑了毛病，则是错误的。首先，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不能从展示偏好来推断事后效用的任何信息。要获得这种知识的途径对我们来说是堵死的。因此，不光是和罗斯巴德的福利经济学，它和所有福利经济学都不相干。其次，正如奥派经济学告诉我们的那样，无束缚的（自由）市场是减少错误从而最大化事后效用的最佳制度。市场有一个内在机制来淘汰不成功的企业家和不受欢迎的产品。消费者可能对一次购买不满意，这是肯定有可能，但很难想象产品的销售者会长期经营下去。

最后，卡达托误解了罗斯巴德的目的。罗斯巴德没有试图用他的福利经济学为自由市场创造一个完整的伦理或哲学基础。这可以从他的自然法产权理论中发现。相反，他只是阐述了如何利用展示偏好，将这一领域从彻底破坏中拯救出来，为我们提供一个让伦理主张可以安置其上的框架。

现在罗斯巴德只剩下最后一个障碍了。第一福利定理，如果融入罗斯巴德的分析，就不适用于无法企及的完全竞争状态。相反，它将适用于现实世界的市场，指出自由市场与其它实际的制度体系相比，确保了尽可能高的福利水平。然而，罗斯巴德没有触及第二福利定理。经济学家仍然可以主张一次性收入转移，以达到他们所期望的平等状态，然后让市场顺其自然、自行运转。

罗斯巴德的门徒汉斯·霍普找到了解决办法。霍普指出，新福利经济学家陷入了一个逻辑矛盾。一方面，他们从个人角度接受了自愿交换的社会福利结果。这样就含蓄地接受了自我拥有的原则。但在另一方面，他们拒绝接受它的逻辑结果——洛克的拓殖和获取法则。

如果福利经济学必须从不可否认的自我拥有的事实出发，那么它就必须将帕累托规则既运用于财产的使用、也运用于财产的取得。霍普指出，

“一个人对未知资源的原始占有，正如他的行动所展示的，提高了他的（至少是事前的）效用或福利。同时，它不使任何人处境恶化，因为在占有这些资源时，他没有从别人那里取走任何东西。显然，别人只要曾认为这些资源稀缺并因此有价值，也可以拓殖这些资源。然而，他们不曾这样做，这展示了他们根本没有赋予这些资源价值，也因此无法说，他们因为这个行动失去任何效用。从这个基础往前推进，利用拓殖资源的任何进一步生产行动，基于展示偏好同样是帕累托最优的（…） 最后，源于这个基础的每一个自愿交换必须也被认为是帕累托最优交换，因为唯有双方都预测从中受益，才能发生这个交换。”

结论

罗斯巴德通过将福利经济学限制在帕累托规则和展示偏好上，成功地重建了福利经济学，这或许违背了他经济学同行的意愿。

他向我们阐明了自由市场，也即个人之间的自愿互动网络，总是最大限度地提供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从福利角度来看，政府干预永远都不可能被合理化。

虽然罗斯巴德（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大概是他最不为人所知的成就，但这诚然是对他身为经济学家的伟大独创性和过人天赋的力证和又一次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