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隐喻的疾病，被强化的歧视——读《疾病的隐喻》

    俗话说“久病成医”。生病生得久了，对得的病也就开始逐步了解。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尽管日常生活中我们接触的疾病千奇百怪，但除了专业人士，似乎很少有人愿意主动了解这些疾病。而一旦自己或者亲人、朋友得上其中一种病，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对此种疾病的关注程度就立刻上升。随着患者的治疗，一些和此有关的术语、用药、注意事项等等也就会慢慢地了熟于心。平日不会去注意的东西，只有真正和自己的生活发生了联系，才会被人们重视起来。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一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这本被桑塔格女士称做“小书”的书，其实是她两篇批评性文字的合集，第一篇《作为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写于1978年，第二篇《关于艾滋病的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完成于1988年。写《作为疾病的隐喻》的时候，桑塔格正在经受癌症的困扰。所以，两篇文章都可以看做是她有感而发的产物，也是她的“现身说法”。
    虽然总有人把她和福柯做比较，但我觉得他们还是不同。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也写了疾病，但和他的文章相比，桑塔格的书似乎更容易理解一些，至少对我这样的医学门外汉是如此。这两篇文章看似是有关疾病的医学专业论文，但其实是“有关疾病的意义和隐喻的文化批评论文”，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都是考察疾病（特别是那些传染性疾病，如结核病、艾滋病、梅毒、麻风病，以及恶性肿瘤，如癌症）如何被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一种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一种疾病的隐喻又如何进入另一种疾病的隐喻。” 正因为桑塔格自己身患癌症，所以她对将疾病隐喻化所带来的后果自然也就更深刻一些。她在文章中提到的疾病如结核病、麻风病、梅毒、艾滋病、癌症等等，都是人类历史中最不受人待见的病。尤其是不易治疗又容易传染的疾病，病人往往还没有在身体上死亡，其巨大的社会压力和道德谴责就已经宣判了他们另一种形式的死亡。得病本身并不可怕，也不可耻，但一旦社会将所得之病“隐喻”化后，患者本人就不光要经受身体上病魔的摧残，更要面对社会上诸多疾病以外的压力。毫无疑问，“隐喻”后疾病给患者本人造成的痛苦比真实的疾病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桑塔格来说，她主要论述的癌症和艾滋病。但有一种疾病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隐喻后所带来的后果似乎更具有典型意义，这就是乙型肝炎。在中国有很多乙型肝炎的病毒携带者，在诸如入学、考公务员、入伍等等需要严格身体体检的时候，这样的人往往就是最不幸的人。一旦检验的结果公布，他们的生活就会立刻发生变化。吃饭的时候，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小心翼翼地盯着碗里生怕一个吐沫掉进去让自己一命呜呼。住宿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和一个这样的人住在一起。尽管“乙型肝炎的病毒携带者”和“乙型肝炎患者”有很大的区别。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情况，他自己知道自己是病毒携带者，所以每次和大家吃饭都特别小心，生怕连累了我们。其实，如果不是他的“秘密身份”暴露，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体情况，况且我们也在一起吃了超过四年以上的饭，也并没有听说其他人有什么问题。正是因为一次不经意体验让大家都知道了他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从此，在健康这个问题，他觉得自己已经永远低人一等。
    这其实并不是他的问题，而是社会的大环境造成的。很多时候，歧视是在不经意间产生的。由于不能正确地对待疾病，由疾病衍生的歧视也就孕运而生。在这个过程中，“歧视”也就被强化了。而这正是桑塔格所反对的，这也正是桑塔格为什么要写这样两篇文字来批评被隐喻化的疾病。她要做的正是“将鬼魅般萦绕在疾病之上的那些隐喻影子进行彻底曝光，还疾病以本来的面目。”
    罗兰·巴特曾说过，知识份子是社会的渣滓。但够得上知识份子这一称号的桑塔格无疑不是这样的人，作为西方当代最著名的女知识份子，她被为“美国公众的良心”。可惜地是，这样一颗充满悲悯之心的大脑在2005年永远地停止了思考。而她所反对的对疾病的隐喻似乎还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蔓延着。这样的结局似乎永远是知识份子的不幸：他们只能为不公平的现象大声疾呼，却总没有力量改变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