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绵密妩媚

西南联大精神和现代大学传统

——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

西南联大在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奇迹。据有关资料，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战火纷飞中的西南联大却是一个可以进入当时世界一流大学排名的高等学府。别的自不待言，单就上述这一条，就足以使目前所有的的内地“名牌大学”仰之弥高，叹为观止。而大学的水平，又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素养程度如何。——说到这一点，真又不能不让人动容叹息了。

起初是因为论文需要，才去读两本学术专著。但在阅读中所体会到的震撼，是在读那种为某课题、某毕业论文而作的“专著”中很难体会得到的，仿佛我的灵魂也在这次阅读过程中经历了一次洗礼，真真相见恨晚矣——尤其是《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2000年就问世了的，却到今日才有缘得见。读罢掩卷，深感所谓学术热点，自有其“热”的道理。其内在的深刻魅力，绝非时髦话题和学术生产这类概念所能遮蔽。

像所有那些具有知识分子情怀和气质的人一样，谢泳坚定地站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场上，——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日之中国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了。所以，毋宁说谢泳是一位敏锐的社会观察家。早年读过他主编的《黄河》，为其中的思想性和洞察力所深深折服。可惜那时年纪尚轻，生活经验严重不足，纸上得来终觉浅，更不用提这几年来，身份上虽为“学子”，却被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鸿沟所累，使我所有的思考和关注都渐渐远离了真正的思想和学术，令人焦虑肤浅。谢泳先生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一种外力，把我多少拉了回来。

谢著并不是一本新作，也是十年前同题论著的新版（又一次相见恨晚），原是一组发表在杂志上的史论文章，从文风上看，有一些学术史和思想史随笔的气质，不求整体结构的缜密。此书的立意，在于清理西南联大在教育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以及西南联大所形成的学术氛围与人文传统在1949年后的断裂与倒退——为避开今日之出版审查体制所钳，该书用词极其考究谨慎，反而更凸显出作者意图中处处暗含着与当下的比照。

西南联大留给今日大学的启示之一，就是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大学的特点首先是体制上的自治和独立。在临时大学的建立过程中，国民政府接受了胡适的建议，使得抗战中的西南联合大学没有成为那种具有鲜明“战时”色彩的大学，而是继续维护和发展战前的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从教学上来看，是“为国家培养领袖人才”，从学术上来看，是为了“新的知识”和“坚强的意志”。但不管从何种意义上来讲，西南联大都给现代中国留下了一份可贵的遗产。

西南联大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后方，联大学者在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上多受西学浸淫，在精神内部却隐秘地保留了儒家传统知识分子的色彩。在这一片“乐土”里，现代文化理念的形成发展，以及现代知识和智慧的传播，都以一种臻于完美的方式进行。这一切都有赖于那个时代较为自由开放的教育体制，以及学者在人格上的独立自觉意识。学者的“参政”意识也不被视为僭越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和权力，而被视为公共知识分子生命中的应有之义。在文化、学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上，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政策无法从体制上得以完全贯彻，也无法钳制大学的自由精神。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机的群落，在这里获得了极佳的生存环境。人文教育始终是联大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无论是教师辈还是学生辈，都是当之无愧的文理兼修之才。在管理上，联大实现了教授治校而非政客治校，学者之间有派系之实而无派系之争，人际关系上也呈现出一种良性的状态，“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在处理1943年的“一二·一”学生运动\惨案时，国民政府的教育官员——同时也是出身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傅斯年，在政府和大学之间起到了很好的斡旋作用，使其没有演变成一场规模更惨烈的灾难。

但由于现实针对性十分强烈，而且作者的主观意图、也就是作者自己所理解的、现代大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这个结论呈现得太快，导致该书多少流露出一种论大于史的特点。但这并非是这部书的缺陷——敢于立论、引导读者去重新思考历史与当下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可取代的价值。值得一提的是，谢泳先生另有专著《储安平与<观察>》，可以看做《西南联大与现代知识分子》的论证之延伸。

在读这本书的同时，我也读了《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所以在我看来，两本书配合起来读，正好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而其中的互相抵牾之处，又可引发读者进一步思考。所谓抵牾，我所发现的是这样一处：谢泳几乎将联大叙述成了一个近于完美的乌托邦，生存环境、乃至于人际关系都是近于完美的，不免令人感到其中必有简单化和理想化的成分。而姚丹则用了很多史实，说明联大虽然有很多先进与美好的地方，但仍不免被现实所囿，“不是一片圣地，也不是一块净土”，比如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在联大推行“党化教育”的强硬态度，以及在“一二·一”中所受到的惨烈冲击。学者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免于个性与学术之争，比如联大学者之间盛行“臧否之风”。但有一点我想应该是事实，那就是，在一个思想氛围高度浓厚的学院里，在一个制度上保证了知识分子生存自由的环境当中，权力之争，一己之私，以及意识形态高度一体化的教育，不可能成为公认合理的普遍存在。

《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的其中一部。这套丛书由钱理群先生主编，其要义在于讨论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的关系。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依托大学的文化环境，比如京派作家与北大，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人群与西南联大。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文化影响甚至决定了现代文学发展的某些重要向度。这部著作以严谨的学理性和对历史事实的高度尊重，为我们清理出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曲折而宝贵的精神历程。在联大的文学活动上，也为我们呈现出一幅相当详尽的历史图景。可以想象作者为此所花费的心血和功力。

虽然是研究“文学活动”，但作者用了非常可观的篇幅与详尽的历史资料（全书九章中的前四章），去钩沉与西南联大精神传统密切相关的诸多因素，其中包括晚明清初知识分子的“南渡”意识，也就是在学术中保留民族文化的心态，以及从中凸现出来的民族文化心理——这一点与谢泳的思考是有相通之处的。谢泳也在他的著作中讨论了联大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结，但对于“国家民族主义”持谨慎态度：“中国知识分子过于看重国家统一，期待中国强大的心理，常常会导致民族主义倾向，产生民族幻想。”

而就制度层面来说，政治体制是大学制度的前提和依托，什么样的制度就产生什么样的大学。在这个前提和依托之下，大学精神的建构，有赖于知识分子的辛勤努力。西南联大曾在语言文学专业“基础课”设计、院系设置、教材编订的问题上，都产生过激烈争议，联大的教授王力、李广田、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杨振声等，都参与了讨论以及具体工作。这并不是某个高校内部普通的争议、讨论与工作，而是现代语言、语体、文学观念，应该如何在高等教育中得到实现和传承的关系，或者说，这是文学和文化的传统以何种方式继续下去的问题，事关“经国之大业”。而“大一国文”必修课的设置，无疑就是这一努力的结果。

在重视传统文化积淀和修养之外，西南联大同时也是一个西化程度很高的大学，这源于清华大学的师资力量在联大所占据的优势地位。联大为全校学生设置了“大一英文”课程，这使得联大的学生无一例外都有非常扎实的外语基本功。但这没有使联大陷入三十年代闻一多就读清华时的那种“高等华人养成所”状态，而是重在西方精神资源的吸收和培养上。在各种资源都相当匮乏的条件下，精神产品是联大知识分子唯一能给学生的最宝贵财富。在联大的文学课堂里，走出了日后为我们所熟知的很多学者、翻译家和诗人，这一点毋庸赘言。

而在联大的环境里，冯至、卞之琳、沈从文以他们的新文学创造者身份，继续为现代文学贡献出优秀的作品。（第六章：教师个体的写作）。从“文学性”这个角度来看，这一章是最有“才华”、最有“光彩”的，因为这里集中体现出了作者才思之敏睿、文本细读功夫之深，无论是对冯至《十四行诗》、《伍子胥》的解读，还是沈从文“美育代宗教”、“民族文学”的灿烂构想之下的《看虹录》，都在作者独特的眼光下，呈现出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更加丰富和多元的审美向度与思想力量。但更难得的是，这一切都没有离开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缜密与理性，没有凭着作者的兴致和意愿随意驱使自己的研究对象，所以更有深沉的说服力量。

姚著的第七章《被激发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是对学生群体与个体的文学活动与文学表现的历史清理。作者将联大的文学社团，杂志与期刊情况比较全面地呈现了出来，在资料意义上也很有价值。在论述过程中，通过具体文本，对联大的年轻作家、诗人与文学爱好者们那种微妙而复杂的精神状态的把握，也非常到位：“……个体与群体的矛盾，个人的优雅生活和群体的严酷生活，民族国家强大的影子与年轻人个人主义的自由梦幻之间的遮蔽与反遮蔽的作用，在联大诗人中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经验。”这样深刻警醒的揭示话语，我想，也许说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那一刻里，真正实现了灵魂上的对话。而作者写作此书时，年龄也许正与那些六十年前的青年人差不多，甚至，现实境遇也有相通之处——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来看，她和他们都共同生活在二十世纪这个更加同质的、国家和民族都希求现代化的大背景下。

对于我本人的毕业论文而言，这一章里为我提供了不少可供参照的线索，首先是资料上，提供了很多原始材料的背景和出处，一方面让我免去了部分查阅目录之苦，另一方面也提示我应该从哪些资料入手，这比我自己盲目地翻原始资料要有效率一些。再则是书中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并可以继续深入讨论的问题，比如燕卜荪的“现代英诗”课究竟是如何影响了包括穆旦在内的一大批诗人。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我翻了不少的现成著作，没有发现很新鲜的创见。我想，客观上是因为燕卜荪本人的学识和修养太丰富，使一般出身中文语境的研究者很难超越和驾驭这个研究对象。但作者选取了燕卜荪给学生呈现出来的西方当代诗歌图景这个角度，来着手讨论这些学生所接受的西方当代诗歌，比如，杜运燮和杨周翰在日后所接受和理解的奥登，丰富了我们对于以上两位诗人的认识，也提示我们注意燕卜荪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历史上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这一研究思路对我也很有启发。

而作者对学生诗人（作家）“独创性”的考察，选取了穆旦的《诗八首》作为细读对象。这是一首被很多优秀的研究者解读过的经典作品（我们所熟悉的有郑敏、孙玉石、王毅这些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经验的诗人、学者、批评家）。其中所包含的形而上色彩也是众所周知的。真正的意义在于不同的解读者能从中解读出不同层次、结合着不同人生体验的形而上内容，而作者本人的解读也体现出一个文学研究者（而不是只受过历史研究训练的学者）高度的审美感受力。在小说创作上，作者选取了两个重要的作家（文本），一是汪曾祺，一是鹿桥的《未央歌》。但重点的研究不在于小说本身的文学品质，而在于小说文体和语体的生成过程，这丰富了从小说叙事美学——乃至从现代小说文体的形成方面对联大校园文学进行研究的一个向度。

姚著的第三编在整部著作中具有相对独立性。1943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第三年，也是中国战场的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第三年。在这个全民族的困厄过程中，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货币政策上，滥发纸钞，国统区内物价飞涨，奸商横行，民不聊生，而原本生活水平不错的大学教师与学生，一夜之间沦落到了社会最底层。在文化政策上，陈立夫成为国民党教育部部长之后，对大学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党化教育措施，无论是在行政安排还是在经费划拨上，明显是有意扼住高等教育的咽喉——“受通货膨胀之害最重的知识分子和薪水阶层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学术界不仅被经济困难压得透不过起来，人心涣散，而且多年来承受着政治控制和镇压的重担，正在失去他们一度拥有的知识活力和领导地位。”“……cc系决心要毁掉联大的教师队伍。各系的教授们声明他们对当局已经没有义务可履行。为了活下去，有什么办法，就用什么办法。”

政局的动荡，现实的惨烈，使联大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开始思考全民族在这一历史关头的出路问题。诗人和学者闻一多的“蜕变”——寻找民族的原始膂力、并渐渐从思想意识上向共产党靠拢，在联大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上，是非常典型的。诗歌朗诵开始成为联大文学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师生们在广场上朗诵艾青、光未然的诗，爱国主题的集会成为校园文化的主流，整个昆明文化界因而深受影响，打上了鲜明的民主色彩。“民族国家”何去何从，成为知识界最密切关注的现实问题。联大的教授抗议活动和学生运动此起彼伏，但无一不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残酷血腥镇压。但在如何认识学生遭当局杀害的问题上，知识界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这事实尽管发生在本书论述的范畴之内，但也许恰是另一个思想史问题。姚著也是在这里结束了全书。然而，以西南联大精神为依托和起点的文学活动并没有结束。姑且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说法，也许研究者可以沿着姚著的思路继续清理出来一个“后联大”时期。

如果说谢著着意于在当代重建大学精神和大学传统，那么姚著则偏重于在历史中清理大学的自由理念（以及作为文学活动依托的文化语境）。作为钱理群先生的弟子，姚丹先生力透纸背的现实关怀也以一种内敛而富有张力的方式呈现在字里行间，这使得本书具有了厚重的精神底色。从这本书中，我仿佛第一次知道，原来学问可以做得如此美丽从容——在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在书上写下了几个字：此书绵密妩媚。作者姚丹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只有二十九岁。也许，这个颇具女性气质的印象并不适合评价一本书，而是来自于我所熟悉的学院派女性知识分子本身。她们知性优雅的外表之下，还如此富有一般年轻女性所难企及的学识与修养、胸襟与才华。

2009.9.16

原文删节版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0年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