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中见大的杰出著作

人民大学性社会学专家潘绥铭的《存在与荒谬》，今天来看确实已经显得陈旧了——他的调查随处可见有那么多我这个外行也觉得不够的疏漏之处甚至搞笑之处，他自己也不断在脚注里对许多问题“表示遗憾”，看来那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整体还确实不够科学化、规范化。

但我在读的过程中和读完之后，依然要对这本书献上我毫无保留的赞美。总体来说，有如下几个原因：

1、潘老师的这项调查，开展于90年代中后期，既无资金支持，又无项目福利，研究助手方面，至少书中所看的调研过程中，是几乎没有的，这使他的调查遇到很大阻力，何况是这样一个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极其敏感而又私密，甚至常常是带有危险性的领域。而他完全出自于对这项研究的兴趣和中国需要有性社会学研究的责任感，一个人走遍大江南北自力更生做调研，完全依靠自费和自己沟通社会关系，这种精神是令我敬佩的。

2、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比如住不起宾馆，因此观测常常不能到午夜；比如租不起车，因此观测条件有时十分受限；再比如受人意味深长的误解甚至可能会遇到服务行业的保镖；又比如实际的调研情况非常复杂，无法按调研计划进行；以及潘老师已显老迈更增不便等。书中均有详述），潘老师能结合每个地方的具体情况迅速设计出比较因地制宜的灵活调研方式，已经十分可贵，并且对许多具体情况的处理不愧为一个在美国受过正规社会学训练的老专家。

3、和我近期读的一本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基本写作于同一时间（90年代后期），许多内容事实上能够形成互文，为我们揭示了二十年前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是怎样进行的，是如何的“蛮荒”和“血淋淋”。比如书中第一部分那个小镇服务业的最大老板是镇党委书记，具体执行的则是副镇长，党委书记退下来之后则成了一名hk公民（官员参与的情况极为普遍，至少也有所谓“保护伞”）。再比如对“小姐”一些具体事情的描述——我们很难想象她们中的有些人有什么样的遭遇——甚至有妈咪带来看病，最后发现只是饿昏过去的，而这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近50年的时候。

4、不知道是走过了全国多少性产业地区，才能总结出最后呈现在正文中的三个案例：后发外向型（珠三角某镇，外向指服务对象有许多境外人士，日港台三地为主）、路边伴生型（华南腹地某开发区，这应该是在中国最普遍最常见的一种卖淫形式，大车司机、城里人、邻近县市都会有人专程光顾）、本地偶发型（湘黔交界处某金矿区，位于贵州一侧，主要发展原因是挖到了金矿，相对比较低端也比较封闭）。这三个类型非常具有代表性，并具有小中见大的意义。

5、文笔较好，全书读来语言风格妙趣横生，可读性极强。

6、附录两篇，一篇是关于东北某镇舞厅行业的发展情况，勾出了国企改制对下岗女工的影响，和公款性消费的泛滥；另一篇是关于从业人员生殖健康和性健康的情况，当然也很不乐观——有的妈咪手下甚至几乎人人都打过胎——这也带活了小诊所，又“发展了经济”，而这些小诊所的重要营业项目叫“冲洗”，请自行脑补细节吧。

有一些重要的点想详细说说。

一、三种类型划分背后的“内部殖民”

此处用“内部殖民”的概念大概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的发展历程是城乡、区域不平衡的，大致呈现着先是以港台为代表的境外资本涌入东南沿海地区（多侨乡），投资设厂（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这些“先富起来”的地区，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又往往来自农村、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而东南沿海工厂的工业产出品，很多又倾销回了广大的内地。不仅如此，东南沿海一带的买办、私营企业主富裕之后，很多又在内地、北方接着投资设厂或开办其他营业模式，如此往复，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经济上的殖民关系——尽管是发生在同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殖民关系。其结果之一就是发达地带已经要赶英超美，事实上“代表了”“中国”，中西部则没有这个福分，还要被不断进行地域污名化（试想东北人、河南人、苏北人、新疆人等群体的形象）。

潘老师研究的只是性产业，而在他勾勒出的这三种类型中，却也昭示着这样的事实逻辑。刚开始是珠三角某镇的“后发外向型”，该镇是一个侨乡，利用hk老板、日本老板等人来投资的“春风”，形成了较大的红灯区。前文已经说过该镇党政领导对“服务产业”的参与及获利情况。而在之后的华南腹地某开发区（路边伴生型），红灯区的形成首先来自于政府在改革号召下对“高新开发区”的规划，当然，如同全国大部分徒有虚名的高新区，这个小地方的开发区吸引不了任何高新技术，最后是香港老板为代表的一群人涌入来大搞房地产；当然again，如同全国大部分普通区县的房地产热潮，这里烂尾了。但借助同样是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长途货运、开发区呈现的“远离城市”感等因素，这个地方的性产业发展起来了，最能昭示其内部殖民症候的，是该区最红火的一片红灯区名为“小香港”（在内地，以香港/上海等元素命名的消费地点应该俯拾即是吧）。在第三个地区那个金矿处（本地偶发型），第一批投资者同样来自珠三角，操着一口“富人话”（即典型的有点不会翘舌的南方普通话），他们在山上大笔投资打矿洞，花销皆是大款的样子，问他们理由则说“在家里挣的钱太多”，极大地刺激了当地竭泽而渔的采矿态势，整个矿区弥漫着一股赌博梦想一夜暴富的“淘金热”心态。内部殖民的发展宛如一股狂潮，迅速“开发”/“解放”了全国各地人民的思想，拉着他们奔向仿佛许了诺的黄金梦，其结果用周杰伦新歌的歌词来说却是：“你什么都没有，却还支持着我的梦。”

可以说，性产业虽然只是一个小切入点，但潘老师的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行遍全国的内部殖民状况无疑是一次有力的揭示。

二、关于禁娼的讨论

在第一章（后发外向型）最后一部分中，潘老师点了一下禁娼的一个陷阱：即现在常规采用的禁娼方式，事实上只能抓到比较直接的、文化水平/整体档次都较低的“卖淫女”，但较为高档的车接车送的小姐，甚至只服务特殊客人的娼妓，事实上是很难被“扫黄”的。潘老师说：“禁娼，在该镇实际上是为社会的上层服务的。”（p192）随后他又更深入地质问，一些有钱有势的人隐蔽纳妾、养情妇，以发红包或帮助其得到实惠的方式进行利益交换，这样的情况能被“禁娼”解决吗？但这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买淫和卖淫吗？潘老师说：“真正的主要原因是：这样的卖淫都是卖给各种各样的所谓社会上层人物的······现在所定义的那种卖淫，则主要是以社会中下层为顾客的，无论怎么禁止和惩罚，也伤不到上流社会的一根毫毛。”（p193）逻辑进一步展开，潘绥铭老师指出，“这是一种更为隐蔽的双重性道德标准。一般人只会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惩罚或者加重惩罚那些真正去找野鸡的上层人士。但是这其实没多大意思，因为，如果社会上层和富人的各式各样的卖淫活动都不算嫖娼，那他们根本就不会犯法。”（p194）

他提示我们，在我们讨论该不该禁娼或如何禁娼之前，往往可以先思考一下，什么是娼？以性谋权、以性谋实惠只是上层人士的风流韵事或“性丑闻”吗？这样的法律保护的是谁呢？

三、利润出在无产者身上（p263）

在对路边伴生型某开发区某发廊进行调研后，作者算出发廊老板每月纯利润是经营成本的0.8-1倍之间，金额在2000-2500元之间（划重点：90年代中期、纯利润）。如此高额的利润金额和利润率是从哪里来的？

嫖客恐怕只是一个方面，该发廊老板娘像喂猪一样对待手下的小姐们，每人每天的伙食费居然只有2.3元（路边摊的水煮米粉2.5元一碗，可资参照）。潘老师控诉道：“这就是剥削，是封建把头对包身工的剥削，是老板从小姐们的嘴巴里，生生地把饭抢走啊。说到底，这已经不是什么轻飘飘的超经济强制或者封建剥削了，这纯粹是人身摧残。”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也不禁废卷长叹。更何况，这个社会还在不断对她们进行污名化，说她们“淫荡下贱”/“好吃懒做”/“两腿一张来钱快”。罪恶的父权社会，尤其到资本主义阶段，制造了“性爱可以分离”的假象，由此得出了娼妓这个本就不该有的职业，随后极致地剥削她们，又对她们进行彻底的污名化，形成身心两方面的摧残，岂能令人不恨？

四、小姐们的成本核算意识（p290）

潘老师发现，许多小姐，根本没有“成本核算意识”，她们把鸡头提供的包吃包住当成自己是在“占便宜”，而愿意接受极低的报酬。这里背后的原因之一是大部分小姐并不想“以此为业”，而是准备攒一段时间钱就走，因此不会太细致计算成本，原因之二则是很多小姐是被诱骗而来，背井离乡举目无亲，除了听话卖淫之外别无选择，这样的情况还要什么成本核算？！原因之三则是：她们早就进行过另一种成本核算了——来这里再怎么样，还不比在家乡当农妇挣得多？潘老师说：“她们就像当年和现在出海当猪崽的华工一样，为了挣到那其实根本不成比例的钱，不惜血本，甘当奴隶。为什么？恐怕就是因为他们的命本来就不值钱，而且是皇上先这样认为，草民自己才跟着这样认为的。这就是【为生活所迫】，就是挣钱（挣扎）与赚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区别，就是中国大多数下层民众的近乎永恒的、近乎战无不胜的动力，就是男人卖命女人卖淫的真正成本核算。”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说，潘绥铭老师的性社会学研究再一次以小见大了——妓女面对的这种情况不就是中国当今亿万新工人（农民工）的双重身份所面临的情况吗？潘毅老师曾经专门研究过“宿舍劳动体制”，资本家利用农民工的双重身份，借助他们的流动性和流动心态；借助他们背井离乡举目无亲任人宰割；借助他们的再生产成本可以回到农村去完成，不具有市民身份，更可以通过统一宿舍/工棚的方式将再生产成本压到更低，还方便进行“军事化管理”，由此才造成了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马克思曾指出，工资实质上主要取决于劳动再生产的成本）。说白了就是，你给人家付的钱不够让人家干这个活，你占了大便宜了，但你仗着人家是农村来的，以前还没机会挣这么多钱呢，强行实现了某种“双赢”。

资本主义号称自己是自由市场、契约精神，其实依靠的是什么？正是千千万万这种连“成本核算意识”都没有的劳动者任他们鱼肉，甚至用暴力手段招黑工、逼良为娼，这就是他们鼓吹的自由和契约，这就是他们鼓吹的等价交换，这就是他们鼓吹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双向选择！

五、要摒弃对性从业者的双重道德标准（p304）

这其实是潘老师书中反复强调的点，他说：“什么叫做被迫？如果只有往死里打才算，那么这样才卖淫的小姐肯定是不多，笔者也一个都没有遇到。可是像笔者在上一节里所描述的那样，妹子们由于别无选择才当小姐，算不算【被迫】呢？······如果一个干部因为没有升迁和下海的机会而无精打采，人们不会说他是【自觉自愿地怠工】；那么一个小姐同样是别无选择，怎么就一定不是被迫呢？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别无选择的事情，我们都会用万般无奈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开脱，那么这个道德准则为什么就不适用于小姐与暗娼呢？恐怕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们是【体面人】，而她们是【下流胚】。或者说，所有的【说法】都让我们垄断了，她们一无所有，也只好忍气吞声。······说白了，如果你把她们说成是猪，那么猪当然不会遵守人的道德。你之所以还在喋喋不休地讲道德，只不过是因为你知道，人有刀，可以杀猪。可是，她们其实并不是猪，而是跟你我一模一样的人啊！”

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大难题就是，它在生产的时候希望把一切都商品化，可是人，尤其经过现代社会各种普遍价值“启蒙”的人事实上无法彻底商品化，他们是具有主体性甚至能动性的。另一方面，在需要消费的时候，它又希望这些“生产机器”能够大买特买——这可怎么办呢？卖不出去的情况就会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

六、表态文化（p318）

这其实是也是贯穿全书的一个点，主要讲的是政府机关的“扫黄”行动。潘老师在记录了路边伴生型的开发区一次雷声大雨点小、无人被抓、没有实际影响、事先已经全民皆知的扫黄行动之后，指出：“这就是表态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演出。从这个开发区到该地区的层层领导，谁也不能说他们有法不依。至于执法不严嘛，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不仅有无数的客观困难可以解释它，而且可以据此要求上面在投入方面【加大力度】。”

“表态文化”是官僚主义的一个必然结果。正如前文所提及的，不少干部正是这些娱乐产业的保护伞，甚至入有“干股”（不出本钱白分红），谁会吃力不讨好去真“扫黄”呢？但谁又会在嘴上不大喊“扫黄”呢？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与政治权力实现合谋，以求形成绝对的安全和垄断以获取利益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公权力也是可以被商品化的。毕竟，马克思又一次敏锐地为我们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七、矿上农民工的“富余活钱”幻觉（pp393-398）

在本地偶发型的金矿案例中，许多农民工的性消费来自于他们的“富余活钱”幻觉，即总觉得自己有点“闲钱”，可以支撑起这种消费。在金矿上，随时发工资、工资相对较高、工资全是现金这三个原因，导致了许多矿工觉得自己有闲钱，于是尤其一些相对年轻的民工，就开始模仿富人的消费（买西装皮鞋，嫖娼等，这也是对自卑心理的一种补偿）。前文说过，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其实是很低的，几乎没什么日常必要开支，于是攒下的钱就有不少用来模仿富人生活，在这里典型的就是嫖娼。这导致，卖命干活挣来的钱，还没捂热就又交出去了，尤其是当有的老板既是矿洞洞主又是娱乐行业某店主的时候，钱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他手上。

这和后现代消费社会也有相似之处，一些劳动者，尤其年轻白领，由于工资数额看起来似乎可以有所富余，又由于许多独生子女父母的偶尔经济支持和今天已蔚然成风的借贷消费，也倾向于去模仿“中产”应有的消费水平，其结果也是，钱转了一圈，从资本家手里卖命换来，没有十分钟可能就又回到了资本家手里，而你付出的劳动力和健康则不会回来了。甚至近几年很常见的结果是借贷消费最后资金链断裂，落入更惨的全家被逼债的境地。——这是否也会催生着新的“逼良为娼”？

总之，这是一部由于条件所限有许多技术上的不足，但到处都充满着诚挚的社会关怀、敏锐的问题意识和认真的调查研究的著作。应该向中国性社会学研究的拓荒者潘绥铭老师致敬，应该向从业于性产业的万千劳动者致敬，并致力于实现她们（也有少数“他们”）的彻底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