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二版）笔记

本书试图回答两个貌似简单的问题：社会理论对历史学家有何用处？而历史研究对理论家又有何用处？从二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并非是一直和睦的，虽然社会理论家与历史学家的关系十分紧密。社会学可以被定义为对单数的人类社会（human society）的研究，侧重对其结构和发展的归纳；历史学则不妨定义为对复数的人类社会（human societies in the plural）的研究，侧重于研究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各个社会内部基于时间的变化，简而言之，社会学的研究特点是单数的、归纳性与共时性的，而历史学相对应的则是复数的、特殊性与历时性的。两种学科、范式或者说方法有时被看成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如果将它们看成是相互补充的，其实更为可取——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都有可能使对方从不同的山头主义（parochialism）中解放出来。

两者之间的攻讦从不罕见，至少在英国，许多历史学家仍然将社会学家视为“装腔作势”，毫无时空感；而社会学家则将历史学家视为“业余的、近视的、缺乏体系和方法的事实收集者”，他们之间的对话，如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通常是“聋子之间的对话”。然而，双方的对立是自然而然的吗？或者说，是天然的吗？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个好的历史学家，目光可以跨越藩篱

把视野拉回到18世纪，那时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并没有争吵，原因很简单，那时二者并没有彻底分道扬镳，确切的说，社会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8世纪的学者，尽管已经开始尝试系统地论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例如：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论》、米勒的《地位差异论》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这些著作关注的是关于社会的“哲学”，是一种对于一般理论的追求。值得一提的是爱德华·吉本，他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很难被今天的学科归类，既包括社会学，也是一种经济史，吉本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哲理性”历史学家。

然而一百年后，历史学和社会理论的关系不再如启蒙运动时期那样紧密，历史学家不仅对社会理论敬而远之，而且也放弃了社会史，在兰克时代之后，政治史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19世纪的历史学家越来越拒斥社会史，同时也更加排斥社会学。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社会理论界，19世纪后半叶的理论家更普遍的是对长时段历史的思考，特点是理论中蕴含的进化论色彩，这也反映了社会理论家们对社会转型时期的思考，例如：亨利·梅因在《古代法》（1861）中对从“身份”到“契约”的论述；爱德华·泰勒和刘易斯·亨利·摩尔根把社会的变迁看作是从“野蛮状态”到“文明状态”的转变；赫伯特·斯宾塞的“军事社会”到“工业社会”等。社会理论家与历史学家们相互蔑视对方，仅有少数学者能越过学科的藩篱，步入新的境界，例如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涂尔干等。

情况会变好吗？恐怕答案是否。步入20世纪后，随着涂尔干和韦伯的去世，出于各种原因，新一代社会理论家背离了过去。经济学家们走向两种方向：约瑟夫·熊彼特、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等经济学家通过收集历史统计数据来研究经济发展，尤其是商业周期；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趋向于采取纯数学的手段来研究经济理论。心理学界和社会人类学家各有千秋，一方是摈弃图书馆而代之以实验室，另一方则发现了“田野工作”的价值（比如拉德克利夫·布朗和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把目光转向社会学，自1892年之后，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逐渐发展，社会学重心也开始从欧洲向美国转移，调查研究渐渐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心骨，社会学家得出自己的数据，并认为历史“基本上与理解人们为什么会那么做毫无关系”。同时出于确立学科认同的必要性，越来越多的学科与历史学分道扬镳。

直到20世纪初，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发起了一场旨在倡导“新型历史研究”的运动，他们创立的期刊《社会经济史年鉴》毫不留情地批判传统历史学家，他们的目标是用一种他们所说的“更全面、更贴近人的历史”、一种涵盖全部人类活动、重“结构”分析甚于事件叙述的历史学来代替传统的政治史。从此，“结构”一词被称为“年鉴学派”的法国历史学家最常用词之一。二人的理念被后继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所继承，他坚信，历史学和社会学尤其应该相互接近，因为两个学科的学者都努力或应该努力将人类经验视为一个整体。

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益加剧的社会变迁必然引起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关注，那些研究世界人口爆炸的人口学家、那些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农业及工业发展条件的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所研究的实则是以时间为序列的变迁——换句话说就是历史；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将他们的研究延伸到更遥远的过去。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历史学家的兴趣都发生了由传统政治史（描述统治者的作为和政策）向社会史的巨大转移。为了在急剧变动时期确定他们的位置，许多人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寻根，以恢复他们与过去，尤其是与他们各自群体过去的联系，这种群体包括他们的家庭、城镇和村庄、职业以及他们的族裔或宗教团体。没有历史学与理论的结合，我们既不能理解过去，也不能理解现在。历史学家可以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人类经验和制度的复杂多样性，而理论则可以给历史学家提出关于他们研究的时代的新问题，或者给他们提供关于老问题的新答案。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理论的价值，可以这样说，理论使历史学家意识到除了自己所习惯的假设和解释外，还有其他可能的选择，从而拓展了历史学家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