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救之道，不在刀锋－－毛姆《刀锋》读后

“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
 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
               ——《迪托-奥义书》（见《刀锋》扉页）

       很遗憾，我还没去过西藏，但它一直在我的行程规划之内。每个人都有他想要的生活，有人喜欢背包旅行，我不愿意。对我来说，干净的客房、舒服的热水澡，比披着大衣在卡车上熬夜更有吸引力；我会惊奇地打量那些转经、磕长头的藏民和他们油腻的衣服，丝毫不想为饲养牦牛耗费一生；我会欣然接受喇嘛的摩顶－这并不比圣诞节例行的烛光大餐神圣庄严；更重要的，西藏是我地图上必须勾去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我从不打算到那里拷问心灵、寻找人生的真谛，而且我一点也不为我的“不打算”感到惭愧。旅行归旅行，“人生的终极”之类，可以另外想办法。

       印度对于英国人，就象西藏对于我们，都是母国疆界内的神秘异域，潜藏着无尽的智慧源泉，可以方便地为一切苦恼提供答案。吉卜林在印度找到了“丛林的法律”（动物故事集《丛林之书》），福斯特也不虚此行（《印度之行》）；当然还有老毛姆，在《刀锋》里，他让拉里学会用意念抬起别人的手臂、为他们治疗酗酒和失眠，并最终成长为一名光荣的纽约出租车司机。还得稍稍提一下古印度吠陀哲学典籍《奥义书》，已经有不止一个英国作家推崇过它－我翻过几页，还是更着迷于犊子的《爱欲经》。

      “远方”，和它象征的“另一种生活”，我从来不吃这一套。毛姆把拉里捧得很高，高得放弃婚约、散尽家财，无非也要走回一条“隐于市”的遁逸之路。我只能祝愿纽约的交警不那么爱开罚单、出租车劫案也不那么高发，以便拉里能顺利地挣够油钱、去泡图书馆。即便这样，在我看来，拉里仍不过是一个文艺腔的自了汉，他的矫情使译者周煦良也不得不承认：“只有拉里.达雷尔自始至终好象变化不大，永远是那样一个闲云野鹤似的人物，使人疑心是不是取材自真实生活。”（《刀锋.译者序》）相比主教大人为艾略特作完临终弥撒后对他的最后评价：“他的缺点只是些浮面的；他心地非常宽厚，而且对同类是仁慈的”，我不敢轻易断定两人中谁的一生才“过得那样愚蠢、无益和无聊”（第五章第九节）。

      毛姆1874年1月生于巴黎，10岁才回英国－因为父母双亡，由伯父接回抚养。严重口吃使他性格孤僻、多疑。他早年习医，后弃医从文，身兼出色的剧作家、小说家，被誉为“二十世纪用英语写作的最流行的作家”。比《刀锋》更出名一些的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以印象派画家高更为原型，写他舍弃文明生活、到塔希提岛与土著一起过着原始纯朴的生活。《刀锋》作于1944年，主人公拉里，据译者剖析，有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影子。

      人们容易为拉里对“常态”的弃绝与心不在焉和对“广大的精神领域”的执著追寻所吸引，因为我们顶多是偶尔神游物外，对照拉里，不免要为自己的不够专注感到歉疚。我不想再复述一遍作者举的那个例子（他年轻时一位医生友人“许多年来都埋头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而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弄得一团糟），只想提醒各位：拉里的方式并不特别值得推崇。生之无常、死之狞恶、命运之诡异、“to be or not to be”，以及类似的重大命题，如果不算独自蹲在马桶上那次，我一般在早晨翻报纸和晚上看本地新闻时都会思考两次－例行地，每当看到天灾人祸的相关报道。比如前两年有一次，电视上播报，一辆运载钢筋的卡车与一辆公交车刮擦，卡车上一条钢筋从公交车最后一排的两个座位间穿过，把倒数第二排的一位乘客钉死在座位上。为什么是她？为什么不是前排或后排的另外一个人？那天全城的人都在探讨“天意”何在，这和拉里“晃膀子”的起因也没有什么不同。以赛亚.伯林说过，“诸如生活的目的、好与坏、自然与必然、客观与主观等等问题上…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答案本身就是哲学问题的症结。”所以各人有他们各自的朝圣之路，拉里的走法，也从不见得就比别人高明。塑造出拉里这个人物并“对这类人中麟凤的光辉形象表示景慕”，多少有点老套、讨巧、甚至......庸俗。

      毛姆英国式的机智诙谐和尖酸刻薄都很合我的口味，这部小说中除了拉里之外的所有人物刻画得都很成功。他小心翼翼地“不把艾略特.谈波登那个‘大大的势利鬼’贬得很低。…对放浪形骸的索菲.麦唐纳只有同情，对当模特儿兼妓女的苏姗.鲁维埃能够有一个归宿感到欣幸，对头脑简单的格雷.马图林，在他的笔下绝少挖苦，而往往突出他的忠厚和慈爱”（周煦良《译者序》），对伊莎贝儿也谈不上“毫不徇情地揭露”，可以说笔下都留有余地、善意、宽容。但是掩饰不住的对拉里的击节赞赏，已足够使本书成为奥威尔所称的那种“好的蹩脚作品”，因为当拉里“最后带回去的，既不是恩夏姆神甫要把他当迷途羔羊圈回去的天主教，也不是他想从波兰矿工考斯第口中探听的神秘主义，而是印度的吠陀经哲学”，我只好认定小说反映的不是“欧洲的精神空虚”，而是毛姆智力的极限。请看这段对话：

      “我很重视，”我直率地回答他。“要知道，你一直有钱，而我并不如此。钱能够给我带来人世上最最宝贵的东西——不求人。一想到现在只要我愿意，我就能够骂任何人滚他妈的蛋，真是开心之至，你懂吗？”
      “可是，我并不要骂任何人滚他妈的蛋；而如果我要骂的话，也不会因为银行里没有存款就不骂。你懂吗，钱对你说来意味着自由，对我则是束缚。”

      毛姆其实已经接近了真理，但是他的自信不足，因此急着把敬意献给一个早早继承了遗产、有三千块年金的空想家。在我看来，把钱看做“不求人”和“自由”的工具，比把它当成“束缚”更朴素、更自然。拉里绕的弯子，既然不是做作，那就是还不能随遇而安。－不能随遇而安，这正是拉里境界的局限性所在：他晃到印度、修行悟道，悟出“我愿意接受形形式式的生活，不管它是怎样忧伤痛苦”，却还是接受不了照常持有三千块年金、从事“造福社会”的工作这样一种生活。这之间的悖论，令我更坚定了对“反矫情”的赞同。“现代汉语中的‘矫情’，是指故意违反常情，以示高超或与众不同”，从拉里身上，很容易照见。瞧瞧索菲.麦唐纳第二次出场时，被拉里折磨成那种蔫不溜秋的样子，我就想说：“去他妈的《奥义书》，去他妈的吠陀经义。”别拿瑜伽来唬人，真的，我们这边上瑜伽课办卡有打折。毛姆说，“我觉得他就象个伟大的演员，在一出蹩脚戏里把一个角色演得无懈可击”，又一次接近了真理。

      相比起来，我更尊敬亨利.马图林，作为股票经纪人，“他的那些小户头，有固定收入的寡妇，退休的军官等等，过去听他的忠告，从来没有损失过一个铜板，这件事他一直引以自豪，现在为了不使他们受到损失，就自己掏腰包来弥补他们的空头账。他说，他准备破产，他可以重新挣一笔家财，但是，如果让那些信任他的人变成赤脚，他就永远抬不起头来做人”，他的良心指引他做的，是否比用瑜伽术治疗失眠更有益一些、也更近乎“得救之道”呢？即便艾略特.谈波登，他施粥、捐建教堂、更不用说无私地援助破产的伊莎贝儿一家，会因为他“对社交生活这样热衷”而顺带被嘲笑或贬低吗？如果这两位以各自的方式同样能获得救赎，那么拉里费了偌大周折，是否恰恰说明他悟性较低呢？

      其实，从《刀锋》，我们可以上溯到高尔斯华绥1904年著《岛国的法利赛人》。英国人从来不缺怀疑、自省和自嘲。《岛国的法利赛人》中，谢尔顿从大学法科毕业，不想当律师，乘火车四处游历，结识了流浪汉费朗德（《刀锋》里则有个波兰人考斯第），见识了沉闷规条外的另一种生活，并最终与未婚妻安东妮亚解除婚约。谢尔顿说：“…我们都是卑鄙的，这就是我们的症结所在：公爵和清道夫，整个民族－都跟毛毛虫一样卑鄙。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就是保障我们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生活舒适，根据惯例来适当地布施我们的同情，免得这种同情真正伤害了我们。”但他找不到超越之途。他问安东妮亚：“为什么猫不是狗、异教徒不是基督徒？”而拉里走得更远，把自己变成一个异教徒。毛姆貌似回答了高尔斯华绥的问题，我却怀疑，得救之道，不在刀锋。西里.甘乃夏“会传授给你你寻求的东西”？这个答案太不诚恳－我们都知道，毛姆可是个老滑头。

      祖籍印度的V.S.奈保尔1962年在父母之邦游历一年后写下《幽暗国度》一书。在书的结尾他写道：
      “…...，尽管我知道线索确定存在、尽管我渴望把它找出来，这一辈子我都不会找到。
      印度教徒说，世界是一个幻象。我们常常把‘绝望’二字挂在嘴边，但真正的绝望隐藏在内心深处，只能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直至返回伦敦，身为一个无家可归的异乡人，我才猛然醒悟，过去一年中，我的心灵是多么的接近消极的、崇尚虚无的印度传统文化；它已经变成了我的思维和情感的基石。尽管有了这么一份觉悟，一旦回到西方世界、回到那个只把‘虚无’看成抽象观念、而不把它当作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的西方文化中，我就发觉，印度精神悄悄地从我身边溜走了。在我的感觉中，它就像一个我永远无法完整表达、从此再也捕捉不回来的真理。”

      无国籍的奈保尔，不容易为异国情调所惑，借助他的清醒、冷峻，正可勘破毛姆巧妙叙事之下的迷思。

      毛姆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里有活灵活现的人物。但我不得不说，他的主题是贫乏的，而且不能自圆其说。“有时候一些比较接近通常类型的人，我自命能了解他们的内心深处；对拉里，我不能”，哦不，老毛姆，不是你不能，而是你编得不可信。其他人都挺好：“艾略特成为社交界名流；伊莎贝儿在一个活跃而有文化的社会里取得巩固地位，并且有一笔财产做靠山；格雷找到一个稳定而赚钱的职业可以每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上班；苏姗.鲁维埃得到生活保障；索菲获得死”；而拉里，他“找到了安身立命之道”？我不明白，娶了伊莎贝儿、到亨利.马图林的公司上班，和当一个心如止水、不近女色、懂点催眠小把戏的出租车司机，不都能“如他自愿的那样，藏身在那片喧嚣激荡的人海中”？Much ado about nothing，当然了，不这样，小说就没得写，不是吗？

      拉里追寻的，我们许多人早就作到了：我们本就“泯然众人”，也读书，也思考。合上《刀锋》，我不禁微笑：
       一把刀的锋刃，不必用脖子去越过；
       也别听智者瞎说，得救之道就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