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死去的人唱同一首歌

　　　　　　　　　　　　　　　　　 事物之间必有联系，是人类各种文明穷尽其自身一切可能预设的认识论前提，也是一种本体论承诺。而如何更容易更清晰地发现并厘清事物之间的联系，则决定了不同文明可能达到的高度与广度。也就是说，不同文明能够达到的层次，一方面依赖于其持续时间的长久，另一方面也仰仗于梳理世界工具的精巧和格局的正确。 没有这些知识论上的工具和本体，人类不过是参与达尔文演化的裸猿，被冥冥之中无形的手推动，并不比其他参与自然选择的生命更高级。在此之后，人类才可以自称万物之灵长，通过不断提高的建模能力对外界进行人为选择，在极其狭隘的范围内做到了“参天地，赞化育”，窃取了原本由上帝独持的权柄。智慧生命虽然有诸多的不足，在达尔文演化里很难说最优，在这方面确实独一无二。 历史学也在这些工具序列中，只不过它研究的是世事变迁、人类功业及其起源。由于其性质之特殊，因此那些只能寻章摘句，不具有哲学上的思辨能力，仅满足于资料汇编的人，其实很难说属于历史学这一传统。 但传统又是什么呢？本质上来说，传统只可能是活的，已经断绝继承，无枝可依的存在就不能被认为是传统，而是废墟中的遗迹。以历史学为例，在故老的观念里，希罗多德的《历史》被认为是西方历史学传统的开启者，不过我们很难相信，在当时新兴的古希腊文明主动接受正逐渐走向没落的黎凡特世界文明几百年的哺育时，希罗多德会没有受到过古埃及与古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历史学传统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由于没有实体可供传承，湮灭不闻，今日我们很难寻到痕迹，由是西方史学传统的起源只能从希罗多德算起。 提及希罗多德可能受到的影响，并没有贬低他的意思，恰相反，能有传统绵延至今是非常伟大的事情，只是一如当苏美尔人第一个开启文明的火种时，他决计预料不到会是古希腊人从自己手中继圣绍述，罗马人在浴池里吹口哨，以为自己的帝国会像脚下的大理石一样永固时，也不会知道将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继承了自己的遗产。 阿姨说过，衰老和死亡可以模拟和预见，生命与复活只能是纯粹的神秘恩典。保存种子的努力能否成功，不在人力所及范围之内。历史是关于死亡的科学，必须在自己的边界止步。无独有偶，如果我的印象可靠的话，海德格尔亦曾经大致说过这样的话：生命是不可抗拒之恩赐，死亡却能由造物主动选择，每一个思索过死亡的人，此后开始了他们真正的人生。 我不知道吉本在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时有没有参考过希罗多德的《历史》，这两本书摆在一起正好显现了世事无常，当吉本开始写作《衰亡史》的时代，希腊人民德衰败，由于受凯撒主义摧残数千年，早已失去了两千多年前他们的先辈希罗多德写作《历史》时各城邦高度发达的自治能力，只能仰仗吏治政府作为社会的心脏起搏器苟延残喘，除了血缘上的关系以外他们与祖先已经没有一丝相似处。 吉本将自己自比为文明巅峰时期的伟大哲人，彼时日耳曼文明也确实处于逐渐上升的巅峰时期。如果图景化理解《罗马帝国衰亡史》，可以概括如下：世界文明丛立，但只有古典异教文明与近代基督教文明最为光辉，不肖子孙败坏家业，使得前者的荣耀与光辉已成绝响，只有异军突起的后者才能继承并且理解对方。说来更加讽刺的是，在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一百多年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付梓出版，这回轮到日耳曼文明的塔西陀担忧凯撒主义不祥的阴影重临了。 文明的兴盛总是异常短暂，我们生活于叔季之世，只能遥想十九世纪的体面社会。希罗多德幸运的地方在于他置身的年代正是希腊的黄金时代，从野蛮的青春向理智的成年过渡，时代的烙印打在作品身上，一如阳光打在脸上，于是形成介于诗与史之间独特的风格，显得无比稀罕，在此之前，无文歌谣传唱于虔诚的诗人口耳之中，消散在四野之间，在此之后，挑剔的智者已经无法相信除理性之外的一切。 不论从哪个角度讲，《历史》都是一本能流芳百世的名著。本书的作者追思过往，将前人的希望与失望统统诉诸笔端，因此视野无比宏大，心胸要比他的继承人修昔底德开阔的多，并没有单纯地站在希腊人与波斯人东西对抗的框架里，将波斯人统统视为万恶不赦之徒。作者所做的，其实是将日后古典政论家只有自由城邦的公民才有爱国心和尚武精神，波斯、埃及这样的专制帝国注定软弱无力的观念以史书或者说研究报告的形式第一个展现出来。 作者有意裁剪史料，虽不明言，线索却清晰可见，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书中屡屡出现政体的对比与里中人物精神面貌的差异，在自由城邦中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彼此之间是平等的个体，而在东方专制帝国，人们却只能享有奴役下的平等，性命身家任由统治者的好恶决定。波斯人之所以失败，希腊人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种族上的差异，而是缘于宪制上的高下，自由带来人格的高贵，奴役导致心性的卑劣，假设将宪制对调，双方结局必然会大不同。 希罗多德在这上面颇具先觉性，日后的历史也应征了这一点，希腊文明的盛衰本身就能表明纳粹式种族主义的无稽，如果文明的兴旺源自血统上的纯洁，同样是雅利安白人的希腊人即使接受了两千多年东方专制主义统治之后，也应该依旧充满着正直与勇气。但不幸的是，他们早已费拉化，不复祖先的荣光。事实上，早在罗马时期因为城邦的衰弱，希腊人的人格开始矮化，只能依靠粗鲁朴实的罗马人保护。等到奥古斯都有毒的遗产在罗马诸帝王手中发扬光大，便是日耳曼蛮族在历史舞台粉墨登场的时刻。 日光之下似乎并无新事，科层制与吏治政府就像鸦片烟，一旦服下便会上瘾。我看见所有文明轮番重复诸神预定的宿命与诅咒，区别仅在于推迟或提早饮鸩止渴的速度，或早或晚，文明都会与人类回归大地母亲的怀抱，直到新的一波蛮族竖起图腾柱，开始延续前人的轮回。于是我们就不必奇怪古希腊的哲人为何对命运的三弦板编织的音符充斥着浓浓的悲观情结。 有一种反黑格尔的保守史观认为，文明越老就跟人一样越容易怀旧，因为它所用一碗红豆汤换走的青春早已一去不返，直到晚年才知道珍惜。那时候的它固然充满着蒙昧与野蛮，却拥有自由，显现出无尽活力，这无疑容易使人产生类似自比巨人安泰的幻觉，只要双脚不离开大地，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能量供自己挥霍，直到晚年，才知道整日神采奕奕并不是年富力强的表现，而是透支未来，以未来充满苍白的阴暗赌博今日一时的欢愉。 从诞生的第一天起，文明便是一件奢侈品，需要凡人的血气供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说我的国不在这地上，而是在天上的缘故。我读吴飞老师解读奥古斯丁的书时，曾有个感慨，做学问我是比不了他，但从格局与视野讲他这个文聪是不如我这个文傻的，就跟任何一个在中国文化里浸淫久的人一样，他对奥古斯丁的批判是建立在将罗马帝国与吏治政府视为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前提上，颠倒了自组织资源与政府的先后顺序，却没有想过西罗马的灭亡其实对所有顺民都是一种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