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胡子、山的根与猫的脚步声

法统并不是一个受中国人重视的概念，因为每两百年一个轮回的改朝换代都必然会带来法统的剧烈断裂，就好像你不能对空气征税一样，讨论一个无法实现的概念往往只是白费力气，在掌控中文世界背后的隐秘法则里，无可奈何的暴力才是最真实的统治者。 历代的统治者并非不明了法统的重要性，尤其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伦理里，人们以君统的继承关系为核心扩展出支撑社会正常运转的伦理关系，君统的颠覆很容易动摇剩下的纲常伦理，而一旦承认统治的依据只源于武力的强大，那么也就不难推导出暴力可以任意践踏社会中的一切伦理道德，人与人之间只有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关系，而绝大多数人只可能沦为被捕食者。可以想见，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人都是不安全的，统治者也必须时刻警惕被统治者。 历代儒生努力论证持国在德而不在力，目的就在于使人们唤回对法统的敬畏，淡化武力在取得统治权中的作用。天命的修辞于是就这样应运而生，成为统治者的文宣工具，在五德循环论尚未臭名昭著，信用彻底破产的年代，天命成为法统的一个代名词，在统治者与儒生一同想象的世界里，天命的更替仿佛就是法统的自然承继。 然而由于秦汉以降，统治者历来得国不正，不管儒生怎样文饰，统治者存在本身就在鼓励人们觊觎至高无上的帝位。恶例即开，就很难让沉默的大多数忘记历史的真实，奥威尔所谓双重思想在东亚其实早早就被发明出来，无奈前现代的统治技术无法做到控制与删改一切信息，于是战国时燕齐方士发明的天命一词，最后演变为暴力的另一种委婉说法，人们同样是这样理解所谓人民/历史的选择。对于自身所身处的现实，人们心知肚明，统治者同样心知肚明人们的心知肚明。 但这就像皇帝的新衣，做得而说不得，很少会有人真的会去拆穿他们，也可能只有死读书的儒生才会真正去信仰这一套。为什么在中国人的历史印象里，儒生始终与迂腐逃脱不了干系，就是因为儒学往往脱离现实。儒学在中国历史中起到的一大作用是，它使许多善良的人们变成他的信徒，并由于这套理念大大脱离现实于是削弱了他们在现实中的生存能力，而没有儒家可能这群人依然还是一群好人。真正按照儒家学说进行统治的君主，往往会落得徐偃王、宋襄公、梁武帝式“行仁义而国亡，天胡为此醉”的结局，最后成为野心家嘲讽的反面教材。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批评中国古代以道德而不是法律治国，但以道德治国并没有错，如果我们知道北美清教社区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北美殖民地许多社区始终都是以道德进行自我治理，并行之有效。问题的关键在于儒生鼓吹的道德如果不说从来没有的话，至少可以说是很难在古代政治中被落实，伏地魔如今鼓吹以德治国，被人哂之以鼻，原因同样如此。 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关键：双重规则，从朝堂贯穿到地方社区，明面上的规则受到所有人提倡但没有人去落实它，真正支配所有人行为的隐秘法则却不能启之于口，东亚社区中常见的虚伪、奸诈、犬儒，都是这种现象的无意识后果。晚清时候许多来华的传教士的书里就记载了他们对中国社会观察后产生的如斯困惑，后来成为鲁迅一代五四作家批判中国人国民性的依据，启蒙运动时期许多不满部分启蒙主义者将中国宣传成理想国的观察家，批评中国人奸诈、虚伪，其依据便是对这种双重规则的不满。 但这很难说是中国才有的国民性，如果我们观察埃及、伊朗、印度等法统同样遭受多次剧烈断裂的古代文明后裔，不难发现在这些地区同样存在这样的双重规则的现象，隐秘规则而不是表层规则才是当地人的统治者。换句话说，如果欧美同样有法统剧烈更迭的历史，那么他们的下场应该也会跟我们一样。 启蒙作家经常做东西方的比较，在他们的修辞里，所谓的亚洲人或者说东方人——地中海以东所有地区，不如欧洲人的地方在于他们虽然更加勤劳，但是没有欧洲人一样的正直与勇气，缺乏公民特质。启蒙作家往往将原因归结为地理，这成为后来马克思批评地理决定论的根据之一。只是作为一名西欧中心论者，马克思并没有否定启蒙作家的观察，他只是将原因归结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 但是儒生们自始至终坚持他们的信念也不是没有好处，那就是他们活的理直气壮，死的心安理得（大概吧，其实也未必。试以诸葛亮与荀彧作为对比，荀彧就像古代许多儒生一样，为了避免自己的努力毫无意义，于是生活在自己想象出的世界之中，他将曹操比附为古代的贤主，匡复汉室的英雄，一生兢兢业业为经营曹操的事业奔走，直到最后才发现自己的主君其实才是对汉室危害最大的奸雄，然而此时一切已经悔之晚矣，更令让人尴尬的是自己的主君之所以有能量危害到自己一心想要匡复的汉室，大部分功劳应当归功于为其辛辛苦苦经营出完整的官僚与后勤系统的自己。荀彧的后半生始终在坚持心中的理念与无法违抗的现实中挣扎，最终只能选择郁郁而终。 诸葛亮就没有这方面的心理阴影，他选择刘备就要比荀彧更有心理优势。虽然在我看来，刘备很可能也是朱棣式人物，但篡汉的终究是曹丕而不是他，因此自始至终都有大义名分，诸葛亮也就能够理直气壮地认定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不必落入荀彧、钱谦益、陈寅恪式心灵困境，后半生始终徘徊于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是百年身的自我谴责当中，在志向与现实里痛苦挣扎。诸葛亮能够预期到后人会以其为向往怀念的榜样，现实的失败和困顿在这心理优势面前就实在算不上什么了。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起初也不曾想过自己会成为篡汉的奸雄，在他亲笔所撰，兼有自传色彩的《让县自明本志令》里提到自己最初的志向不过郡守，最多”汉征西将军曹侯”罢了。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曹操是一个文学天才，在这种对他们微不足道的地方作伪会损及文学赖以为生的微妙感情，或者说真性情，是以古今天才不屑为之。只是命运却将他推向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的权臣位置，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剖白内心时感慨当自己处于这个地位时，进亦不能，退亦不能，否则战乱之中得罪的人太多，性命与子孙很难得到保全， 曹操有这样的忧虑是可能的，但在统治古代中国的隐秘规则里，既然你处在这样极具嫌隙的位置，并将皇帝架空成事实上的傀儡，那么所有人都会怀疑你图谋不轨，并且这种怀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合理的，因为法统由于春秋战国以来屡次崩坏，除了少数人以外很难得到真正的信仰，踏出禁忌的一步不会面临多少阻拦。既然如此，也就不能阻拦他人恶意的揣测。 这在封建时代的欧洲与日本不可想象，最多只会出现幕府式政治，由于君统的稳固很少被破坏，对王位的争夺也就很少会危及民众的日常生活，社会异常稳定，君主不必时刻担忧觊觎者的威胁。中国很难出现君主立宪的原因之一便是，人们可以理解强有力的僭主，却不能忍受软弱的虚君，君主一旦失去保护自己的武装，便只能沦为所有人鼎中之鹿。 很有可能曹操临死前对汉室还存有敬畏，但他既做不成伊尹周公，也不敢成为王莽，就只能在两难之中挣扎，曹丕没有父亲青少年时忠诚汉室的教育，耳濡目染的是曹操对汉帝的架空和凌迫，因此更加毫无顾忌。恶例既开，就不能阻挡野心家对魏室的觊觎。司马氏父子同样处在当年曹操的位置，最终司马炎篡魏时，却没有遭遇曹氏父子一样欺凌孤儿寡母的骂名，无非是因为继承曹氏父子的余荫，人们往往更在意始作俑者，秦始皇的暴政并不比汉武帝以及后世帝王更有想象力，但因为他是首开恶例者，所以承担了最多的批判与抨击。是以，子贡会感慨君子耻居下游。 如果说魏晋之时的中国人与后世相比有何不同，可能在于这时的人们尚有节操，荣誉感与羞耻心，尚未像后世一般司空见惯城头变幻大王旗。是以汉室与魏室在退位以后尚能得到较好的待遇，直到刘裕篡晋，因为出身庶人的缘故，内心缺乏安全感，是以对晋宗室斩尽杀绝。在皇帝变成一个高风险的职业的过程中，宋武帝对此功不可没，人们对他做出的伟大贡献理当有所纪念。 不过既然参与这场权力的游戏，就应当愿赌服输，虽然晋室下场凄凉，对自己德性所能匹配的结局却早有预见：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晋明帝时，王导侍坐，晋明帝问起晋前世得天下的具体情形，王导叙述了司马懿的业绩和手段，又说起司马昭在高贵乡公时的所作所为，晋明帝大惭，把脸埋覆在床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认定世间诸事不过虚幻空无的魏晋玄学以及日后大昌的浮屠之辞在三国时代开始兴盛，可能未必只是偶然。传统的解释往往侧重战乱之频仍，人世变幻之剧烈，但在我看来这同样是源于乱臣贼子的现实与儒家伦理在饱读圣贤书的士大夫心中激烈冲突与挣扎，迫使人们不得不寻找一种手段以求自我欺骗，安慰心中饱受煎熬的良心。但他们又知道自己在自我欺骗，最终只能愤世嫉俗，不阿于世，竹林七贤受人追捧，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潇洒风度，同时也是源于这一群人与曹魏关系密切，他们的放荡戏谑之辞实则是对把持朝政的权臣的无力嘲笑与反抗。 日后，山涛背叛朋友入仕司马家，在成为尚书令以后举辟故友嵇康，却换得嵇康一纸《绝山巨源书》，以前读《世说新语》，不明白嵇康为何如此绝情，后来读《晋书》才知道这背景是因为高贵乡公曹髦不满司马昭把持朝政，绝望之下率领数百内侍造反，最后被贾充所率军士成济所弑，虽然东汉以来法统与皇帝的权威日渐衰退，弑君在当时依然不可想象。事后，为堵天下物议，司马昭杀死了成济以显示这并非自己本意，虽然不会有多少人相信。嵇康这一封《绝山巨源书》，实则如同日后庾纯对贾充的质问：”高贵乡公今何在？” 当晋恭帝司马德文被刘裕派曹氏后人曹灵诞用刀架在脖子上时，不知他是否想及魏高贵乡公在乱军之中绝望的双眼。他的命运并不是一场血腥游戏的终结，而是戏剧平淡无奇的开场白，将多少穷凶极恶娓娓道来，随金陵王气，汉魏衣冠一同埋葬。对法统的敬畏失去以后，中国人就集体陷入囚徒困境之中，我突然想起陈升的歌：”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假装生命中再没有你，从此以后我在这里，日夜等待你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