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中信仰“不可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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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督徒的视角看,对基督教最敏锐的表达绝不仅仅停留在笔尖上——而是应该在生活中。——克尔恺郭尔
克尔恺郭尔沉醉于亚伯拉罕献子故事(见《旧约·创世记》),并为之惊愕惊骇。《恐惧与战栗》的《调音篇》里,他竟四次重述这一故事,仿佛四次跟随亚伯拉罕踏上前往摩利亚地的三日路程。同为献祭亲子,亚伯拉罕却与阿伽门农等悲剧英雄迥然不同。阿伽门农献祭女儿伊菲革涅亚,虽然看似违背了家庭伦理,却又符合国家政治伦理,在世俗的伦理谱系中,后者往往高于前者;因此,阿伽门农献祭女儿的行为,最终仍然符合“普遍性”。亚伯拉罕的行为却无人可以理解,因为他所遵从的,是完全内在性的信仰;唯有他和上帝知道这种信仰意味着什么,他也从未开口向他人解释。于克尔恺郭尔而言,信仰是“悖谬”,在这种悖谬里,孤独个体弃绝了普遍性,将自身完全交给他与上帝的绝对关系;这种信仰具有绝对内在性,丧失了一切中介和普遍性,没有任何人可以理解(或者说,无法通过常理理解),这既是一种绝对的自我,又是一种绝对的自我献身(这或许也意味着,信仰终究破除了自我中心主义乃至任何本质主义):
信仰的悖谬在于,认为有一种与所有外在性不可通约的内在性——需要强调这一点(这一点特别容易为人忽视),信仰的内在性是一种崭新的、不同于孩子所从属的内在性(笔者注:如未引用部分提及的“感觉、情绪、怪癖、癔症等”)……个体nec opinate[出乎意料地]凭着荒诞之力才能进入信仰。我完全理解这些步骤,但却不能因此宣称自己已有信仰……个体只有完成无限弃绝并在这无限性之中耗尽心力,才能抵达信仰开始显现之处。”(pp. 85~86)
何谓信仰的悖谬?在这悖谬中,孤独个体僭越了普遍性,将自身与普遍性的关系交由他与绝对的关系来决断,而不是将自身与绝对的关系交由他与普遍性的关系来决断。信仰悖谬也可以表达为:存在着对上帝的绝对责任。由于该义务的约束,个体才绝对地将自我与绝对者关联起来。(p. 86)
信仰之悖谬已丧失了所有中介,就是说,丧失了普遍性。一方面,它包含着极端自我中心式的表达;而另一方面则是最绝对的自我献身(为了上帝)。信仰与普遍性之间没有中介,否则的话信仰就将消解。信仰是悖谬,孤独个体在其中无法得到外人的理解。(pp. 87~88)
正当亚伯拉罕举到刺向爱子以撒时,天使奉上帝之命制止了亚伯拉罕,一只公羊代替以撒被燔祭给上帝。该故事有一个圆满结局,也似乎和伊菲革涅亚被阿尔忒弥斯(一头牝鹿代其受戮)救下类似。然而,即便伊菲革涅亚当真被献祭,阿伽门农同样是希腊联军的英雄;但一旦没有上帝的使者,亚伯拉罕就会成为一个杀害亲子的失智狂人。此外,亚伯拉罕也从未预知,上帝会第二次将以撒馈赠(第一次馈赠即以撒的降生)给他,他甚至也未必理解上帝命他献子的意图;他用常理难以理解的行为证明,他放弃了对亲子的占有权,也彻底放弃了普遍性,不顾一切地信仰“不可确信”。前往摩利亚地的路程有三日,这三天里,亚伯拉罕内心究竟涌动了哪些情绪:犹疑,绝望,悲苦,恐惧?又是否在这些复杂的情绪中回忆儿子的出生、观察儿子的言行、祈祷上帝的宽宥?这一切不得而知,这一切只有亚伯拉罕自己冷暖自知;乃至其信仰也仅对他自己有意义,或者说,信仰之意义,不在自己之外,却又通向绝对。在拔刀刺向以撒的那一刻,亚伯拉罕选择了信仰的悖谬,他信仰,尽管他的信仰不可确信、他的上帝捉摸不透;他与上帝的关系是内在的绝对的,他只信仰信仰本身,除此之外皆可放弃,但他也因此存在于自己与上帝这一绝对存在的绝对关系之中。
亚伯拉罕信仰不可确信,因为信仰依靠的是激情,而不是推理。《恐惧与战栗》的尾声里,克尔恺郭尔如是说:“信仰是人类之中最高的激情。”(《恐惧与战栗》,赵翔译,p. 162)克尔恺郭尔悬置伦理并不是否定伦理,他只是在追求更崇高、更邈远、更神秘的信仰,而这种信仰是无法言说、无法理解的。而克尔恺郭尔对伦理的悬置似乎也启发我们——伦理虽然具有普遍性,却没有绝对性,它相对,因此又往往脆弱。伦理往往要依托于某种世俗权力话语而存在——倘若我不是希腊联军的一员,假使我对希腊联军的生死存亡毫不在意,阿伽门农依然只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凶手,依然无法被理解;因此,我们反而可以理解克吕泰涅斯特拉的仇恨(希腊联军与她无关,她只是伊菲革涅亚的母亲)。如此,情绪便比伦理要绝对得多。信仰是人类之中的最高激情,这里的“激情”大概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激情”,而是一种难以形容、强烈而丰富的基本情绪。这种基本情绪在《恐惧与战栗》里便体现为“恐惧”,还伴随着身体上的“战栗”。
“恐惧与战栗”(fear and trembling),典出《新约·腓立比书》:“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驯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驯服的,就当恐惧战兢,作成你们得救的工夫。”(《圣经·新约》,中文和合本,p. 341)《恐惧与战栗》则两次明确提及“恐惧与战栗”——
“信仰是终生的任务而非数日可毕的技能。当那些老者到达征途的尽头,他们必然进行过卓绝的斗争并最终维系了信仰,他的心依然年轻,依然记得那层笼罩着青春年华的恐惧与战栗。”(p. 5)
“我们明白,有些人的确需要外在的强制,如果没有束缚,他们会在自我放纵中沉沦,如同脱缰的野兽。然而,那些懂得恐惧与战栗并能与之促膝谈心的人显非此类。”(p. 93)
第一处用以形容亚伯拉罕,第二处则以之描述以孤独个体方式生存的个人。总之,“恐惧”是一种强烈、深层次的内在基本情绪,或与海德格尔的“畏”(Angst)相类,而与“怕”(Furcht)不同:“海德格尔区别‘畏’(Angst)与怕(Furcht)。怕是怕有害之事的来临,畏之所畏却不是有害之事。也根本不是任何世内存在者。它所含的意蕴也不是确定的。‘这却不是仅仅缺少确定性,而是本质上不可能有确定性。’”((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p.81))克尔恺郭尔的“恐惧”,并非害怕眼前可见、耳边可闻的确定事物(如害怕一场考试、惊悚片的恐怖声等),而是一种难以描述、无法确定、强烈而稠密、复杂而丰富的内在情绪;它令人战栗,却又无法让人准确说明因何战栗。如果一定要说“所畏何物”,在海德格尔那里,“畏”的是死亡,因为它终将到来又不知何时降临,也不知将我们带向何处,且必为我们个人所独自面对;而在克尔恺郭尔这里,“恐惧”的正是上帝,但上帝却不可确知、不可确信。
总之,克尔恺郭尔的信仰,不是可拥有、可理解、可推理、可被承认的“客观真理”;而是渗透于自己个人的存在、与自己生命体验融为一体、植根于深层内在心灵、无法为常理解释、无法为常人理解的“主观真理”。如果说圣奥古斯丁及后世一系列神学家试图推理验证上帝的存在,克尔恺郭尔则大概彻底弃绝了这一执念,他义无反顾所信仰的,正是不可确证、不可确信,而这恰恰是绝对的信仰,信仰的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