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中信仰“不可确信”

从基督徒的视角看，对基督教最敏锐的表达绝不仅仅停留在笔尖上——而是应该在生活中。——克尔恺郭尔

克尔恺郭尔沉醉于亚伯拉罕献子故事（见《旧约·创世记》），并为之惊愕惊骇。《恐惧与战栗》的《调音篇》里，他竟四次重述这一故事，仿佛四次跟随亚伯拉罕踏上前往摩利亚地的三日路程。同为献祭亲子，亚伯拉罕却与阿伽门农等悲剧英雄迥然不同。阿伽门农献祭女儿伊菲革涅亚，虽然看似违背了家庭伦理，却又符合国家政治伦理，在世俗的伦理谱系中，后者往往高于前者；因此，阿伽门农献祭女儿的行为，最终仍然符合“普遍性”。亚伯拉罕的行为却无人可以理解，因为他所遵从的，是完全内在性的信仰；唯有他和上帝知道这种信仰意味着什么，他也从未开口向他人解释。于克尔恺郭尔而言，信仰是“悖谬”，在这种悖谬里，孤独个体弃绝了普遍性，将自身完全交给他与上帝的绝对关系；这种信仰具有绝对内在性，丧失了一切中介和普遍性，没有任何人可以理解（或者说，无法通过常理理解），这既是一种绝对的自我，又是一种绝对的自我献身（这或许也意味着，信仰终究破除了自我中心主义乃至任何本质主义）：

信仰的悖谬在于，认为有一种与所有外在性不可通约的内在性——需要强调这一点（这一点特别容易为人忽视），信仰的内在性是一种崭新的、不同于孩子所从属的内在性（笔者注:如未引用部分提及的“感觉、情绪、怪癖、癔症等”）……个体nec opinate[出乎意料地]凭着荒诞之力才能进入信仰。我完全理解这些步骤，但却不能因此宣称自己已有信仰……个体只有完成无限弃绝并在这无限性之中耗尽心力，才能抵达信仰开始显现之处。”（pp. 85~86）

何谓信仰的悖谬？在这悖谬中，孤独个体僭越了普遍性，将自身与普遍性的关系交由他与绝对的关系来决断，而不是将自身与绝对的关系交由他与普遍性的关系来决断。信仰悖谬也可以表达为：存在着对上帝的绝对责任。由于该义务的约束，个体才绝对地将自我与绝对者关联起来。（p. 86）

信仰之悖谬已丧失了所有中介，就是说，丧失了普遍性。一方面，它包含着极端自我中心式的表达；而另一方面则是最绝对的自我献身（为了上帝）。信仰与普遍性之间没有中介，否则的话信仰就将消解。信仰是悖谬，孤独个体在其中无法得到外人的理解。（pp. 87~88）

正当亚伯拉罕举到刺向爱子以撒时，天使奉上帝之命制止了亚伯拉罕，一只公羊代替以撒被燔祭给上帝。该故事有一个圆满结局，也似乎和伊菲革涅亚被阿尔忒弥斯（一头牝鹿代其受戮）救下类似。然而，即便伊菲革涅亚当真被献祭，阿伽门农同样是希腊联军的英雄；但一旦没有上帝的使者，亚伯拉罕就会成为一个杀害亲子的失智狂人。此外，亚伯拉罕也从未预知，上帝会第二次将以撒馈赠（第一次馈赠即以撒的降生）给他，他甚至也未必理解上帝命他献子的意图；他用常理难以理解的行为证明，他放弃了对亲子的占有权，也彻底放弃了普遍性，不顾一切地信仰“不可确信”。前往摩利亚地的路程有三日，这三天里，亚伯拉罕内心究竟涌动了哪些情绪：犹疑，绝望，悲苦，恐惧？又是否在这些复杂的情绪中回忆儿子的出生、观察儿子的言行、祈祷上帝的宽宥？这一切不得而知，这一切只有亚伯拉罕自己冷暖自知；乃至其信仰也仅对他自己有意义，或者说，信仰之意义，不在自己之外，却又通向绝对。在拔刀刺向以撒的那一刻，亚伯拉罕选择了信仰的悖谬，他信仰，尽管他的信仰不可确信、他的上帝捉摸不透；他与上帝的关系是内在的绝对的，他只信仰信仰本身，除此之外皆可放弃，但他也因此存在于自己与上帝这一绝对存在的绝对关系之中。

亚伯拉罕信仰不可确信，因为信仰依靠的是激情，而不是推理。《恐惧与战栗》的尾声里，克尔恺郭尔如是说：“信仰是人类之中最高的激情。”（《恐惧与战栗》，赵翔译，p. 162）克尔恺郭尔悬置伦理并不是否定伦理，他只是在追求更崇高、更邈远、更神秘的信仰，而这种信仰是无法言说、无法理解的。而克尔恺郭尔对伦理的悬置似乎也启发我们——伦理虽然具有普遍性，却没有绝对性，它相对，因此又往往脆弱。伦理往往要依托于某种世俗权力话语而存在——倘若我不是希腊联军的一员，假使我对希腊联军的生死存亡毫不在意，阿伽门农依然只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凶手，依然无法被理解；因此，我们反而可以理解克吕泰涅斯特拉的仇恨（希腊联军与她无关，她只是伊菲革涅亚的母亲）。如此，情绪便比伦理要绝对得多。信仰是人类之中的最高激情，这里的“激情”大概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激情”，而是一种难以形容、强烈而丰富的基本情绪。这种基本情绪在《恐惧与战栗》里便体现为“恐惧”，还伴随着身体上的“战栗”。

“恐惧与战栗”（fear and trembling），典出《新约·腓立比书》：“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驯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驯服的，就当恐惧战兢，作成你们得救的工夫。”（《圣经·新约》，中文和合本，p. 341）《恐惧与战栗》则两次明确提及“恐惧与战栗”——

“信仰是终生的任务而非数日可毕的技能。当那些老者到达征途的尽头，他们必然进行过卓绝的斗争并最终维系了信仰，他的心依然年轻，依然记得那层笼罩着青春年华的恐惧与战栗。”（p. 5）

“我们明白，有些人的确需要外在的强制，如果没有束缚，他们会在自我放纵中沉沦，如同脱缰的野兽。然而，那些懂得恐惧与战栗并能与之促膝谈心的人显非此类。”（p. 93）

第一处用以形容亚伯拉罕，第二处则以之描述以孤独个体方式生存的个人。总之，“恐惧”是一种强烈、深层次的内在基本情绪，或与海德格尔的“畏”（Angst）相类，而与“怕”（Furcht）不同：“海德格尔区别‘畏’（Angst）与怕（Furcht）。怕是怕有害之事的来临，畏之所畏却不是有害之事。也根本不是任何世内存在者。它所含的意蕴也不是确定的。‘这却不是仅仅缺少确定性，而是本质上不可能有确定性。’”（（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p.81））克尔恺郭尔的“恐惧”，并非害怕眼前可见、耳边可闻的确定事物（如害怕一场考试、惊悚片的恐怖声等），而是一种难以描述、无法确定、强烈而稠密、复杂而丰富的内在情绪；它令人战栗，却又无法让人准确说明因何战栗。如果一定要说“所畏何物”，在海德格尔那里，“畏”的是死亡，因为它终将到来又不知何时降临，也不知将我们带向何处，且必为我们个人所独自面对；而在克尔恺郭尔这里，“恐惧”的正是上帝，但上帝却不可确知、不可确信。

总之，克尔恺郭尔的信仰，不是可拥有、可理解、可推理、可被承认的“客观真理”；而是渗透于自己个人的存在、与自己生命体验融为一体、植根于深层内在心灵、无法为常理解释、无法为常人理解的“主观真理”。如果说圣奥古斯丁及后世一系列神学家试图推理验证上帝的存在，克尔恺郭尔则大概彻底弃绝了这一执念，他义无反顾所信仰的，正是不可确证、不可确信，而这恰恰是绝对的信仰，信仰的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