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在诞生者的对白
一个正在诞生者的对白
余泽明
就在这一刻，我仿佛站在生与死的门槛上，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理解，身体向前冲着死亡，而头却回望，朝着生活的方向，我就要迈开的腿迟疑地抬起……将要去哪儿？去哪儿都无所谓。因为，这个将要迈步前行的人已经不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
——凯尔泰斯·伊姆莱
一、一个自由了的失落者
《另一个人》出版于1997年，是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ész Imre）1992年出版的第一部日记体小说《船夫日记》的姊妹篇，内容取材于作者在90年代前五年所写的日记，是对自己身份认知的思想轨迹的系统描记，是对自己创作灵感的精确捕捉，对奥斯维辛后的世界进行了反思和预言。《船夫日记》第一篇记于1961年，最后一篇是1991年；《另一个人》所写的是1991到1995年发生的事，而《另一个人》的出版意味着作家的创作迈进了哲思的新阶段。
“三年了，自《英国旗》后，我没有写出任何叙事性的作品。看来，与灵魂深处的游历相比，近来我更乐于去奥地利和瑞士的湖畔旅游……”凯尔泰斯说。《另一个人》，正是作家在东欧剧变后的最初五年里马不停蹄的游历途中写成的。如果说，凯尔泰斯在《命运无常》、《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惨败》等作品里一次次地验证并宣布了一个个体的命运丧失与肉体死亡的话，那么他在《另一个人》中则作为一位“我”的合著者通过省思而宣布重生。书的副题“变形者札记”已向读者暗示了主题。
20世纪80年代末，欧洲政局发生巨变，随着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匈牙利也于1989年像捷克、波兰等中东欧大多数国家一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了政治、经济体制变革，向西方向世界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一夜之间，一党执政变成了多党议会，公有制经济再难遏止私有制的蚕食，计划经济更像海边的沙堡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得踪迹全无，好莱坞娱乐片、斯蒂芬·金恐怖小说、肯德基和麦当劳更将人们的日常生活渲染得如一片眼花缭乱的焰火，每时每刻的兴奋伴着不知不觉的堕落……虽然匈牙利的变革避免了罗马尼亚那样的血腥，也没有后南斯拉夫的战火，但人们还是在从天而降的自由面前突然激动、紧张得茫然无措。这场变革，使每个人的面孔和心灵都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形，也成为凯尔泰斯创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和中东欧大多数知识精英一样，面对时代巨变，凯尔泰斯也经过了一个兴奋、憧憬、困惑、失落和省思的过程；只不过对于凯尔泰斯来说，每一寸思考，都沿着他从奥斯维辛幸存的轨迹；每一个判断，都怀着对恐怖记忆的心悸。这场变革并没有使作家大喜过望，他更像一只被在笼中关久了的狼，在一声“自由了”的嚎叫之后，却不知道该去何处？
我为什么会如此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失落？显然，因为我是一个失落者。
和《船夫日记》一样，《另一个人》也是通过对奥斯维辛的反思对人类、社会、民族、自我的最透彻的剖析和最大胆的表述。“我们不要忘记，奥斯维辛根本不是由于‘奥斯维辛的过去’而被废除的，而是因为军事格局的转变；奥斯维辛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并未因谴责了奥斯维辛而得以生存。然而，我们却经历了以那些意识形态为治国之本的帝国。”现在，意识形态统治的帝国解体了，随之建立的是物欲享受统治的帝国，自由始终是牺牲品，思想继续在流亡中。
1994年夏天，凯尔泰斯在从奥地利回家的途中，去邵普隆寻找他父亲五十年前被押送到奥地利境内集中营途中曾被关押过的石矿监狱，那里曾关押过上万犹太人。在采石场，他看到“一张演出海报上登着轻歌剧的广告”和几辆“来自布尔根兰州的旅游大客车，游客们正趟着干燥的尘烟一步一滑地朝岩洞剧院入口方向艰难地走去”。凯尔泰斯像一名警察询问这里有没有关于大屠杀的纪念牌。对方怔了一下问是什么时候的屠杀，发生在1956年还是之前或之后？当凯尔泰斯说出“1945年”时，警察完全愣住了，“从他的表情看上去，我们好像是在寻找古波斯人的遗迹。我们走进那片绝无人迹的石头荒野，就在这时，伴着巨大的喧哗，歌剧的序曲在剧院的岩洞里响起。”
尽管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还立着“永远不能忘记”的石碑，但人类仍旧如此健忘。
匈牙利著名作家、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艾斯特哈兹·彼特在谈《另一个人》时说：“我很久没有读到这样令人激动的文字了。这部书的新意和精神上的刺激，蕴涵在艺术家的勇敢之中。凯尔泰斯正是凭借着这一种勇敢环视今日的世界，并且列出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他不恪守任何东西，既非在家的痛苦，也非所得的知识，他什么也没有，假如他真有什么的话，那就是：一无所有。”
法国作家莫洛亚（André Maurois）曾在《拜伦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唯有拜伦，曾是拜伦的诱惑者；唯有拜伦，会严惩拜伦身上的拜伦；唯有拜伦——拜伦的摧毁者，将是未来世界的拜伦。”凯尔泰斯正是通过自己半个多世纪的磨难、思考与写作，像拜伦一样地走过这样一条通过自我否定而重生的路。
二、一个在家乡感到无家可归的陌生人
如果说《船夫日记》记录的是作者在一个无窗的囚牢里的孤独冥想的话，那么在《另一个人》中的凯尔泰斯则变成了一个张开臂膀拥抱世界的漫游者。自由，为他在结满血痂的肌肤上开了一扇窗，他不但看到了世界，而且拖着病弱的躯体还从这扇窗子爬了出去。但是，就在貌似轻松的旅途中，那些挥之不散的恐怖阴影，又使他对自己的“身份”与“存在”进行了更深刻的质疑。
他用狐疑的眼神审视这个变化中的世界，在“寒冷的多瑙河畔”，看到“黄昏初始的天光，将青苹果一样酸涩的颜色倾洒在佩斯一侧的、在神气十足的谎言中变得破旧斑驳了的宫殿上”。随后，他再将这种狐疑磨成一柄利剑，深深刺到自己的心底：“我自己需要重新诞生，变形——究竟要变成谁、要变成什么？”
作家借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话质疑自己：“我是知道，还是只是相信自己叫做‘凯尔泰斯·伊姆莱’呢？”“当我听到有人叫我‘凯尔泰斯·伊姆莱’的时候，当我看到有人写下‘凯尔泰斯·伊姆莱’这个名字的时候，简直是要我将自己从一个宁静的、隐姓埋名的藏身所里拽出来。然而，我永远不能将自己与这个名字相对应。”
从自己的名字开始，作家对自己进行了否定。他始终痛恨自己的名字，因为“早在童年时代，这个名字就饱含了太多的屈辱”，因为，这个名字与奥斯维辛不可分割。2002年晚秋，就在要动身赴斯德哥尔摩领奖之前，凯尔泰斯收到了一个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少年凯尔泰斯曾被关在那里）博物馆寄来的一个棕色邮包，里边装着博物馆馆长的一封贺笺和一份“1945年2月18日集中营囚犯每日报道的复印件”。在“损耗”一栏里记录着第64921号犯人的死讯：凯尔泰斯·伊姆莱……犹太人……已死亡。
“简单地说，我曾经死过，因此才活了下来。”就这样，作者通过对自己曾经存在的否定，证明了自己真实的存在，证明了自己是：从一个孩子的死亡中诞生。
“我们不能在自己当过奴隶的地方体验自由。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必须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我做不到。”这句话准确表达了作者与跟自己命运相系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关系。少年时代，他被自己弱智的祖国送进了纳粹集中营；青年时代，他被专制的祖国剥夺了个人命运；壮年时代，他屡经退稿，即使出版的作品也无人问津；老年时代，虽幸遇改革，但当他作为“匈牙利作家”被邀请到德国讲学时，祖国的官方却表示他不能代表他的国家……但是，即使这样，1945他被美军从集中营中救出后，并没像许多难友那样移居西方，而义无返顾地回到了曾将自己送入地狱的祖国寻找双亲；1956年匈牙利爆发了反苏的人民革命，就在苏军坦克扼杀了“哪怕只是一个自由的闪念”时，他没有跟随流亡大军投奔“自由世界”，而是决心留在这里“以最近的距离观察这部残暴的独裁机器到底是怎样运转的”；1989年后，匈牙利经历了“令人惊诧的败落和自杀偏执的转变”，但他还是没有离开，在一次次去西方讲学之后，总是怀着惊悸回到已被上帝遗忘了的家乡，因为他想通过“这种陌生的语言——我的母语来理解那些凶手”。凯尔泰斯对家乡的感情是复杂的，他记恨它，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家乡却感到自己是一个陌生人；他没有抛弃它，因为这毕竟是他的家乡。
事实上，凯尔泰斯是一个永远的流亡者，他在精神流亡的途中，通过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否定，证明了自己在这个国家中的存在。“我是独裁者无可救药的孩子，打在我身上的烙印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我在这块土地上、在人群中得到的几乎无法解释、同时又是最真实的体验。”
三、一个自觉“非犹太人”的犹太人
这种欲望带着一点永恒的犹太人的性质，他们被莫名其妙地拖着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
——卡夫卡《致米莱娜书简》
和卡夫卡一样，凯尔泰斯也是个失掉了身份的精神漂泊者，他在《另一个人》中清楚阐述了自己血缘与自己国家间的尴尬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不属于这里（也不可能属于这里），我的绝大多数作品并不是为那些我说他们语言的人写的（也不可能为他们写）……这个世界叫做‘匈牙利’，这个‘陌生的我’的真实名字是‘犹太人’……”
由于匈牙利社会始终不愿直面屠杀犹太人的历史，不愿正视歧视犹太人的事实，因此，凯尔泰斯的作品在家乡不但没有受宠，甚至遭到排斥。在匈牙利，知道他名字的人寥寥，而在西方，他的作品却倍受赏识。2002年他之所以能够戴上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也是多亏了德国人的推荐。因此，对凯尔泰斯来说：他在自己的家乡，却感到自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陌生人；而在本应感到无家可归的异邦，却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凯尔泰斯获奖后，仍有不少匈牙利人不以为然，认为他“不是匈牙利作家，是犹太作家”；一些媒体也认为他获奖是借了巴以战争的东风，言外之意，只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当布达佩斯市政府准备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时，就有政党公开反对，原因是“他是一个不爱匈牙利的犹太人”。继续溯源，凯尔泰斯的问鼎之作取材于他少年时代在集中营的经历，他之所以能有这段经历，更是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凯尔泰斯的身份似乎无可争议。但是，在特拉维夫，在这个犹太人国家的首都；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喷吐着犹太人血浆的古泉……偏偏凯尔泰斯自己，这个出生在一个不信教的犹太家庭的犹太人，这个从小就因为自己的血缘而受尽歧视和苦难的犹太人，这个由于自己作品的大屠杀主题而被自己的国家放逐的犹太人，这个即便以匈牙利作家的身份为匈牙利获得诺贝尔奖殊荣却被作为“非匈牙利作家”排斥的作家，却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提出了质疑：“我并未感到那种‘找到了家’的感觉。总之，各种预计好的体验都没有发生。莫非我不是犹太人？”
当他到以色列的餐馆露台去吃饭，引来当地妇人们惊异的目光，因为“中东地区的犹太人，一般都不会去露天的平台”；当他散步在特拉维夫的海滨，他“看到的只是夜晚拥挤喧嚣的交通，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意大利，或是在布达佩斯”；当他坐在犹太教堂的祈祷人群里，他感到拘谨和惶恐：“这与平时置身于人群中间时的感受相仿，既不多，也不少。我是另一种犹太人。我到底是种什么样的犹太人？哪种都不是。我从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再寻找家乡，也不再寻找自己的身份了。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跟自己不一样。”
“如果不是（犹太人的话），那么我又是谁呢？”在经过了对自己身份的否定之后，作者又对自己“对自己身份的怀疑”开始了怀疑。
在以色列，凯尔泰斯没有找到所期待的家乡感；在德国，他自然不能说是回到家乡；而匈牙利，在他合法的家乡，向他宣布的却是陌生感：“离开法兰克福时，我又受到了一番搜查，监视器正对着飞机舱门的出口。在验查护照的时候，对乘客已经有了明确的区分：欧盟国家的公民向右走，其他国家的公民朝左行。我差一点未能去柏林，因为他们没有找到我的返程票。只有在他们证明了我将离开（而且肯定会离开）这个国家去另一个地方（转机去以色列）之后，才允许我登上了飞机。作为受人歧视的犹太人同时，现在我还要作为匈牙利人承受歧视……受到伤害的并不是我的匈牙利国家，而是我饱经磨难的犹太人属性，不论遭遇到任何的歧视，我总是作为犹太人而无可幸免。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身份’？那么，也许我还是一个犹太人？”
就这样，凯尔泰斯经过对自己的两次否定之后，最终还是验证出自己的客观身份——他是一个在家乡感觉不到回家感的“匈牙利犹太人”。他的一生，承受了双重的歧视；他的存在，遭到了双重的否定；他的心灵，围筑着双层的狱墙；他的作品，是一把双刃的匕首，一面刺向社会，另一面则冲着自己。
四、一个在死亡中受孕的人
死亡，始终是凯尔泰斯哲学中的一个主要命题，在他的作品里，他不止一次地宣布了自己的死亡。在电影文学剧本《命运无常》的结尾有这样一段对白。当少年克维什从集中营回到布达佩斯家中时，在楼道里遇到了被抓走前曾经喜欢过的女孩：
“那么现在你是什么人呢？”女孩脸上第一次浮现出一丝好奇的表情。
“我不知道。”男孩想了一下，又说，“也可能，我根本就不是我自己。”他微笑起来。
“你变了。你变得这么怪，”女孩说，“就像一个陌生人。”
“我已经死过一回了。”男孩说。
“这话怎么讲？”
“现在，我已经不会再怨恨什么了。”
当人们试图忘掉过去与历史决裂时，当人们沉浸在胜利的狂喜和对幸福的憧憬时，凯尔泰斯却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奥斯维辛的过去，宣布了自己的第一次死亡。在《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中，壮年克维什通过拒绝生子再次表达了对自己现实生存的否定。在《笔录》中，老年作者在东欧剧变后的新时代里，又一次宣布了自己的死亡：“我的躯体已被刺得体无完肤……虽然，看上去我是在乘着火车旅行，但是列车上所运载的却是一具尸体。我已经死了。”在《另一个人》中，在去国外讲学的列车上，作者透过两个陌生女人的眼睛，又看到了一个“不知道是睡着，还是已经死了”的老人。
凯尔泰斯的死亡并不是指肉体的死亡，而是一个时期、一段经历在一个个体生命中的逝去；凯尔泰斯的死亡，其实正是作家所特有的冥思状态，他在宣布已死亡的同时，也宣布了自己——“另一个人”诞生。对凯尔泰斯来说，这种自觉自愿的死亡，是一种继续生存的手段，是一种个人的凤凰重生：“‘生活’归根结底是属于个人的，假如我们终于醒悟到我们的存在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大概只能——至少对一个个体而言——将死亡视为对这个错误的纠正。”
凯尔泰斯是一位勇敢的思想者，一位自虐的哲学家，他对生与死的理解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有评论认为凯尔泰斯一生都在逃离奥斯维辛，这实际是一个误解，凯尔泰斯不但从来没有从集中营逃出，而且也从来没有试图逃出；在他来看，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设计、建造集中营的历史，奥斯维辛只不过是一个被人类发挥到了极致的艺术形式而已，集中营将与人类历史共同存在下去。在凯尔泰斯的所有作品中，都不厌其烦地想到、提到奥斯维辛，这不但是他作品的主题，也是他思想的灵感源泉——是啊，这是一种何等残酷、何等痛苦的灵感！
在多瑙河边的桥头，他从几个留着光头、穿着迷彩服、手提棒球棍的“现代骑士”身上嗅到了杀气腾腾的血腥；在极右翼集会的会场，他辨出一张张似曾相识的纳粹面孔，看到了充满歧视和憎恨的目光；在街灯昏暗的广场上，一个突然跌倒的行人却唤起他一连串恐怖的联想；在音乐悠扬的岩洞剧场外，他却听到了处决犯人的枪声，看到了父亲脚上的镣铐……奥斯维辛变成了凯尔泰斯生命中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另一个人》中，作者不止一次地描绘了这个梦境，解析了这个恐怖的符号：“这是一片平坦、空旷的风景，事实上很难称之为‘风景’，仿佛是在世界的边缘……在地狱般的砂矿深处，我突然看到一群衰弱的人们正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他们的脸上带着紫红色的瘀斑，其中的一个——那是一个男人，穿着一件无袖的毛线坎肩（那是A为我织的）——我记得非常清楚；（跟其他人一样）他正温驯地等待死神的降临……在这个住着活人的‘万人坑’里，沉寂令人窘促不安，人们躺在那里，沉浸在一种垂死的、痛苦的平和之中……他们一同静候自己命运的终结，带着某种永远不可能接近的高傲与平和。”
许多人对凯尔泰斯对奥斯维辛的执着思考感到不解，人们不明白：既然奥斯维辛是一个世纪性恐怖，那么，作家为什么非但不试图忘掉，反而更一味地咀嚼？为什么他不仅念念不忘，甚至在日常琐事中也不遗余力地渲染、散布这种恐怖呢？凯尔泰斯认为：人们一旦忘掉了奥斯维辛，上帝也就失败了，奥斯维辛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上帝创造了人类，人类创造了奥斯维辛”。从某种角度讲，奥斯维辛是人类的财富，即使人类不能避免它的重新出现，但是至少应该学会在那里该如何生存。
上帝之所以使凯尔泰斯幸存，是因为选中了他来发现隐藏在奥斯维辛背后的警示。因此，作家每对奥斯维辛的一次回顾，就是对自己所做的一次死亡判决，也是对自己的一次重新受孕——这就是“另一个人”。
五、一个叫“凯尔泰斯”的另一个人
凯尔泰斯是这个世界、人类和时代的冷静观察者，当东欧人为改革而狂热时，却看到了历史的阵痛：“在这个世纪里，一切都变得更真实，一切都变成了更真实的自己？士兵变成了职业杀手，政治家变成了罪犯，资本变成了用焚尸炉装备的、庞大的杀人工厂，法律变成了肮脏游戏的游戏规则，世界的自由变成了大众的监狱，反犹太主义变成了奥斯维辛，民族意识变成了集体屠杀……人们完全出于习惯而说谎，而且每人都能一眼识破阴谋……”
在《另一个人》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西方人自卫背后的阴谋：“除了金钱之外，他们到底还要保卫什么？……其自卫的手段对所剩无几的西方民主造成了更大的损害。这种自闭的恐慌重又娩出了阿道夫·希特勒，重又造就了程度不同的偏执狂。金钱与权利的拥有，将与社会的彻底堕落相呼应，只要能够救出可以救出的东西，最终又将以新的极权主义和新的社会灾难作为代价从而寻求避难所，但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避难’？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极权主义呢？以后谁能说出，这种充满威胁的意识形态将会拥有何种思想性？将会拥有何种至今尚未尝试过、至今尚未失败过的手段呢？”凯尔泰斯是一位预言家，早在90年代初，他就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索，预料到了今天这一场场“以自卫为幌子、以金钱为目的”发动的战争：“法西斯主义很快将要获胜，很快将要统治整个世界，不过，这个法西斯主义不是从德国开始……”
从创作形式上看，《另一个人》的文学结构与风格跟作家以往的作品不同，作家充分发挥了日记体、游记体的文学特点，在写作中完全依照自己思维的脉络，在表述中挣脱了结构的约束，不再受时空的限制，写人写事写情写景，一切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语言风格自由洒脱，简练精辟，将他的思想深度和文学功底体现得淋漓尽致，难怪有人认为《另一个人》是匈牙利文学中的一部散文杰作。跟哲思致密的《船夫日记》不同，《另一个人》给读者留下喘息、回味的时空，我在翻译过程中也更多地嗅到流动在漆黑暗夜里的空气，看到在无垠天幕上隐约闪烁的灵慧之星。
名字，对凯尔泰斯来说只是人们称呼他的一个代号。虽然，通过几十年条件反射的训练，他已经学会了应答；但是，人们所叫的这个凯尔泰斯并不是那个活在凯尔泰斯躯壳内的人。
国籍，对凯尔泰斯来说，只是一个被人敲错了的印戳。他攥着匈牙利护照，却像卡夫卡一样永远找不到“家的感觉”；他用匈语写作，但不用匈语的逻辑思考，他试图用匈语与人交流，但只听懂了人们对自己的讥讽。
民族，对凯尔泰斯来说只是一个胎记，由于这块胎记，人们一次又一次将他从人群中辨出，将他从一个牢笼拖进另一个牢笼，最后使他自觉自愿地将自己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二十八平方米的小屋里禁锢了三十五年。他在那里做孤独的、自杀性的思考，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并非犹太人的犹太人。
凯尔泰斯，是“另一个人”。这另一个人并非由谁转变而来，而是作家通过自我剖析，还原了一个真正的自我。1999年，作家曾对《另一个人》的创作动机做了阐述：“和《船夫日记》一样，《另一个人》也是取材于我的日记。当某一个人——准确地说是‘另一个人’——正从直至1989年为止所遭受的囚禁中走出的时候，正要跨进一个‘大世界’的时候，他并非试图给自己冠以其他的什么身份，而是试图保留住自己的身份。”
从形式上说，凯尔泰斯通过对自己存在的一连串疑问而否定了自己；然而，从实质上讲，他却通过对自己勇敢的否定而证实了自己。如果说，凯尔泰斯在《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中——凭着一个集中营幸存者所经受过的恐怖，凭着一个在独裁统治下的苟活者所体验到的痛苦，凭着他血脉里涌流着的犹太人与生俱来的苦难——用自己的意念扼杀了一条可能以肉体的形式延续自己生命的生命的话，那么在《另一个人》这部触及灵魂的省思录里，作家又凭着他哲学家的逻辑思考和艺术家的感性判断，凭着他常人难以企及的勇气和毅力，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樊笼中的牢狱生涯后，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生死折磨后，终于用自己的手，用他自己的文字与思想，催生下了这个怀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孩子。
六、一段狱友般团结的爱情
在凯尔泰斯的十几部作品里，或许《另一个人》是唯一涉及到爱情的书，但是并没有平铺直叙，只是在提供了两个字母线索——A和M。她们是在凯尔泰斯生命中扮演过或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两位女性（日记中提到的两位旅伴）——亡妻沃什·奥尔碧娜（Vas Albina）和现任妻子凯尔泰斯·玛格达（Kertész Magda）。
凯尔泰斯与奥尔碧娜相识于1953年9月14日，在布达佩斯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从屠刀下幸存后“对未来的绝望”将他俩人紧系在一起，当时凯尔泰斯二十四岁，奥尔碧娜三十三岁，并成为相依为命四十年的伴侣。作者在书中的最后一段感人至深地表述了他俩“狱友般的团结”，讲述了他们“几乎不可能的”爱情以及那段不幸中的幸福。在布达佩斯一间二十八平方米的小屋里，他俩生活了近四十年。在那个意识形态统治的极权时代，凯尔泰斯之所以生存下来，靠的是两根精神支柱：奥斯维辛和奥尔碧娜。1995年妻子病逝，对凯尔泰斯打击巨大，当我译到下面这段文字时忍不住落泪：
她走了，并且带走了我生命的绝大部分，她带走了那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我的创作从开始到完成；她还带走了一段岁月，在这段岁月里，我们是如此相爱地生活在一个并不幸福的婚姻里。我们的爱，就像一个满面笑容、张着胳膊奔跑的聋哑孩子，慢慢的，他的嘴角弯成了哭的模样，因为没有人能理解他，因为没有找到自己奔跑的目标。
奥尔碧娜走了，但她把自己对丈夫的爱传递到了另一位女性——玛格达身上。“M有着快乐的天赋，与其他所有的天性相比，这是一种特殊的恩赐……我将手迅速抽回；也许她想与我分享她的快乐，不过在我的手指之间，她的手指略显拘谨，即便这样，她还是将她的一部分财宝递到了我的掌心；我受惊地与她的手紧握，我不敢看她，她会使我的目光变成一捧黄沙。”凯尔泰斯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玛格达女士于1956年匈牙利人民自由革命失败后逃亡美国，1990年作为一家美国公司代理回到匈牙利工作，在一次聚会中结识了凯尔泰斯夫妇并成为挚友。奥尔碧娜与玛格达是一对相知相敬的女友，奥尔碧娜病重时，情真意切地将丈夫托付给了守在病床前的玛格达：“你嫁给他吧。”
1996年，也就是《另一个人》出版后的第二年，玛格达嫁给了凯尔泰斯，不但成了作者生活的伴侣，也是凯尔泰斯作品的第一位读者，她曾对记者幸福地说，“与伊姆莱的生活，是一段浪漫的旅行。”后来，在我有幸通过翻译作品结识了作家夫妇，很被他们的恩爱和默契所感染，凯尔泰斯会为自己喝什么咖啡、喝什么酒跟妻子商量，玛格达不时习惯性地为丈夫抚平坐皱的衣角，捋吹乱的发丝，喜欢称丈夫为“我的小仙子”。
的确，与凯尔泰斯的共同生活是一种荣幸，哪怕生活中有着如此之多的不幸。2003到2004年，我先后翻译了凯尔泰斯的四部作品《英国旗》《命运无常》《另一个人》和《船夫日记》，与凯尔泰斯一起进行一次漫长而惊险的心灵之旅。不久前，当理想国的编辑告诉我想重出《船夫日记》和《另一个人》后，我逐字逐句地重新校订了一遍十年前的译文，说是校订，等于重译了一遍，毕竟经过十年的成长和与凯尔泰斯的直接交往，我对作品的理解和文字的把握都更深更准，弥补了旧译本留下的不足，并且重新做注，既是对自己的交代，更是对作者和读者的交代。我相信，这本书不但让我、让读者跟凯尔泰斯一起做了合著者，还成为另一个人。
诚然，即便戴着诺贝尔奖桂冠，凯尔泰斯的作品也不可能成为流行文学，但是凯尔泰斯不可能流行的文字，恰恰是其存在的意义所在。亲爱的读者，如果你认为自己还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残渣且不甘心沉沦，那就读读他的日记吧！然后抱着被搅乱的心境和共鸣的感动继续通俗、痛苦并快乐地生活下去。
你一旦知道了自己也不能幸免于死，那你还惧怕什么呢？
我们之所以能够承受生活，是因为这个生活竟如此的不真实；另外，也因为意识始终审核着所谓的“真实”，它渴望真实。
2015年2月23日，巴拉顿弗莱德。
